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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三章 文化战的战略
   Chapter Thirteen Strategy of Cultural War
   
   
   
   二,战略的失败与成功
   2.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trategy
   
   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1779─1869年)作为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8─1821年)手下的一名将军,是著名的战略家,却对历史不甚理解,他没有摸透历史的脾性,像多数十九世纪欧洲人一样,对历史和文化的命运具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偏见。但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他反对全面战争,力主有限战争和局部战争,这是他的贡献。但据此一味论证蒙古人的侵略与征服仅仅是“对人类的犯罪”则显然对文明史缺乏深刻的理解。蒙古人的空前破坏,不由于他们的空前强大,而由于他们周围那些所谓的“文明国家”的腐败和贪婪,以及随之而来的虚弱无力。研究历史者,怎能抛开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倒在失败者的怀抱里尽情呜咽呢?
   
   “效忠的和有骑士气概的战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战争,正成为使世界进一步堕落的有力手段;战争的文明内涵日益被战争的生物内涵取代了。这就是“自杀爆炸”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历史表明,任何大规模改组人类社会的努力,离却了战争手段,就注定落空。因为赖帐比付款更加省力,而杀人总比讲理容易达到目的。这似乎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很大的挖苦。这同时意味着,战略家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杂家”,例如是一个地理学家,才有胜算。广义的地理学应包括自然地理(地形、气候、生物分布等)、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人种地理、文化地理等等。战略家正是基于这些渊博的地理学识,来制定完善的战略决定。在制定战略之前,他需要深入到敌方的营垒中,实地考察其强弱,以便取长补短。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王者如周的文王、俄国的彼得,都这样亲历陷境,刺探过敌方的虚实。
   
   具体战术上的失误是可惜的,但这并不可怕,因为战术错误大多可以及时弥补,一场战役很少能最终决定战争的成败,而那些被一次战役最终击败的军国,大多事前已经具有战略上的致命弱点,以致不能再振旗鼓、卷土重来。而战略错误及战略基础的瓦解、战略据点的丧失,其损失往往难以补救,甚至导致全局性的连锁反应、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战略与战术有时仅有一墙之隔,例如战术的失败会导致战略的解体,而战略的优势亦会创造战术上的新奇……
   
   相形之下,一个小单位的战略往往就只是一个大单位的战术;同时,最惊人的也是一个小单位的战术结果有时会成为大单位乃至关乎全局战略命运的契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战略家,他生就一双慧眼,先见这些致命的战略要点,既能致敌方之命,又能致己方之命。且由于状况瞬息万变,这些战略要点是在时刻地移动之中,不会固定不变。因此高明的战略家,预先在这些战略要点上暗中伏下一系列陷阱。自己避开,让敌人陷入。
   
   他需要强大的预备队。预备队可以支持持续的作战,而作战的目标始终是“比敌人晚五分钟退出战场”,所以谁能多坚持一会儿谁就能得到全面胜利,在你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敌人也是同样吃力:胜利的力量也就是坚持下去的力量。和预备队相比,现役队有如爆发力,而一味指望以爆发力夺取胜利者,无异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这最终可能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赌博:在冒险的强攻失败之后(这种失败在战争中常有),势必付出衰竭乃至全线崩溃的高昂代价。所以没有能力准备预备队的,也应节省下一些预备人员,作为关键的机动力量,准备在决定性的时刻投入,免得自己失去主动,以致一旦卷入战争就无法脱身,连退出战场都不可能,使得退却成为溃逃。而预备队则在危急之机可以发生缓解作用,制止溃败,并力保前述的“战略要点”不致丧失。
   
   不要四面出击。千万避免同时树敌过多,否则就违背了对敌方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原则。要善于在各种力量的间隙之中“游刃”,才能使得自己的处境变得“有余”。可是当你选定了一个敌对目标时,必须“对它四面出击”!对它发动总体战和超限战。主攻与助攻、实攻与佯攻、分割与歼灭,也包括在这种意义的“总体战”、“超限战”的概念中。
   
   具体可行的四面出击,具有两个明确的目标:
   
   一,使敌方弄不清你的意图到底如何,因而不可能作出适当的反应;所以“声东击西”、“一箭双雕”是必要的。
   
   二,使对方无法首尾相衔、彼此兼顾,作出系统的反应。这样等到对方已经清楚了你的基本意图,而试图作出有效抵抗的时候,最佳反应时刻已经稍纵即逝,不再回来了。在保留足够的预备队的前提下,倾全力以四面出击的方式进行猛烈打击!
   
   四面出击必须考虑整体效果:例如,有时适当地削弱主攻、实攻的力度,以增加助攻、佯攻的力量,反而可以得到更佳的战果。四面出击必然不是在同一地点进行,但必定是在同一时间开始,即在一个预置的、安排好的时间表,开始错综复杂的猛击。既然战争的目标是“正当的”,那么它迟早会取得胜利。既然如此,就请全力以赴吧!
   
   不管好歹,集体生活总是需要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否则就难以驾御,所以为了巩固政权、控制人民,政府经常需要寻找假想敌人、制造对外战争。即使在最为腐败的商业社会里,“赚钱”这样的生活目标也总还是需要的,否则秩序就会瓦解,统治就会失去理由。集体活动就是以这些借口诱骗人们忘乎所以,听凭领袖人物以精神骗术驱策千百万人自愿效命且奋不顾身,被自己的使命感杀死。而人的使命感又是什么呢?“使命感无非是本能蒙骗人们的障眼法”──大自然的机制通过本能的力量既骗了人民也骗了领袖。
   
   有没有一种不需要随着时代而更替的战略原则呢?我八十年代在北京挤公共汽车时,曾有这样一段感想:在北京的冬季生活,要挤上公共汽车很不容易,班次很少,乘客很多,长期挤车促使人们得出这么一个战术:挤车的诀窍不在于自己用力往上,而在于挤入有利的位置,然后利用别人拥挤的力量自然而然地被推挤上去,最后只需要留神站稳,不要让动荡的局面碰伤自己就行了。所以,真正的功夫在于寻找并占据那个有利的位置,而不在于用力向上爬。力量谁都有,必要时任何一个人都敢于使用,关键的关键在于用力的技巧、用力的方向以及对于微妙局势的迅速适应和微调。当你向一个目标前进时,不应把自己力量迳直向它投去,尤其是在人多势众的情势下;而应倾力去占领一个有利的位置,尽管这个位置可能离开最终目标要远一点,但却得以利用别人的推挤力量更加迅速而省力地接近目标。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技巧,但也是一种高难度的艺术。
   
   当然,建立天下秩序的战略不同于挤北京的汽车,它只有一个成功者,因此较之可以容纳众多胜利者的挤汽车,要远为复杂、激烈、艰辛甚至复杂、残酷。
   
   那么,实现天下秩序的战略关键,何在呢?
   
   一、纵横捭阖。在局势明朗以前就预伏种种势力加以运用,以迎接局势的明朗化。
   
   二、隐忍待发。在时机未到之前,可作非分的设想和奢望,但不可作不切实际的努力,以致徒耗生机。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依据先见之明来积蓄力量。
   
   三、在时机未到的时候,尽量掩蔽自己的真实意图,而仅仅把自己希望透露的假象,通过伪装的途径,显示给对手。
   
   四、最后,一个创造性战略家者还要勇于除掉自己的作品,就像勇于除掉自己的旧我。如果失去了这样自我更新的胆量和气魄,那么他的衰败、腐朽及毁灭,当为时不远。总之,创造者应认清自己的一切创造都不过是一种战略,不是神迹,不可列为崇拜的偶像。
   
   对充满自我更新精神的创造者而言,战争的意义不在战争之外,就在战争之内;战争的目标也不在战争之外,就在战争之内。战争之外的意义和目标,其实是自我更新和扩大势力范围的一种借口。当然战争需要借口,而人为的借口就是为发动战争、凝聚力量、预先推卸可能失败的责任,而制造出来的口实。貌似“天赐”的借口,仅仅是作为发动战争的最好理由来使用的。所以陈胜吴广在首义反秦的革命中,打出了“大楚兴,陈胜王”的幌子,利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预言,成功地制造了战争的借口,并把那个利用国际融合集团(客卿)平定了各个主权国家(战国六雄)而后却大权独揽、利益独享的虎狼之国暴秦,还原为“最后一个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并号召天下的豪杰,予以铲除。
   
   “豪杰亡秦”的战争借口,作为一个极其成功的革命宣传,直到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大陆,都能激动人心,可见其魅力具有比秦始皇神话更加持久的生命力:一九七六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亮出“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的标语,指斥毛泽东自比秦王焚书坑儒、荼毒天下的行为。这个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虽然受到严酷镇压,但终于导致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全面破产,“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的毛式咒语终于降临到毛氏自己头上。
   
   既然所谓天赐的借口其实也可以由人们的头脑制造出来的,所以陈胜吴广之后,谶纬预言兴起,左右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七八百年,直到隋文帝再度“焚禁谶纬”之后,才告一段落。历史表明,因为如果人们不想参战,那么即使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也会视而不见;如果人们想逃避战争,即使面对奴役的处境也会安之若素。所以战略家为了哄骗驱策愚民上阵“保家卫国”,常常把参战的理由供奉起来,而把战争的真相秘藏起来,使人们把血腥的屠杀视为神圣,例如二战以后的日本人在“靖国神社”里干的就是这样的勾当。其实,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都是些失算的赌徒、错误的战略家,他们对现代日本的衰亡起了直接作用,毫无供奉的价值。日本人一天崇拜他们,一天就难以重返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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