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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字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2006-7-1


   [按]本文讲了基础理论领域和文字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比较长,盼读者有适当耐心。并盼海峡两岸朋友帮助送交两岸政府和科学机构,盼他们给以适当重视。
                  ——徐水良2006-7-16
   文字问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内容非常丰富。这里只能非常简单地谈谈文字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一、废除汉字的错误主张,在历史和实践中遭到失败
   五四运动,对中国本土传统君主专制余毒作了总结性的清算和批判,有重大意义。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和民主口号,到今天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这同时,五四运动却产生了另一种错误倾向:即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一切优秀的东西,搞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把西方文化垃圾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当作先进文化来引进,结果,造成了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列宁式政党先后推行一党专制。最后是西方最反动的垃圾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全面专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东方中国文化的多元,世俗,政治与宗教、国家与教会分离,东方文化和宗教宽容、温和、大慈大悲、不搞宗教迫害、宗教专制,(不像西方宗教偏狭,搞神本主义宗教专制)等等优点,以及西方人本、人权,人性,自由,民主,平等等等精华,则或者被抛弃,或者始终被排斥在中国国门之外。以致到目前,大陆还是两个西方垃圾文化派,即马列文化垃圾派,自由主义加宗教原教旨主义文化垃圾派,以及一个本土文化垃圾派,即以蒋庆先生为代表的、企图把儒家倒退蜕变成西方中世纪宗教专制的儒教文化垃圾派,三个文化垃圾派大行其道。而结合东西方文化精华而产生、已经领先于当代世界文明、以新人本主义为代表的中国反对派先进理论和文化,则处处受到打击和压制。
   五四时期的那些知名人物,非常偏激。近年来,为了研究文化和文字改革等问题,我读了一点他们的相关言论,其偏激和错误程度,使我非常震惊。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等,都主张废除汉字,把专制主义的罪责,没有道理地归罪到汉字头上,他们有的人还同时主张废除汉语。胡适和鲁迅都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对汉字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攻击。为节省时间,这里不一一列举他们的言论。这些人中,尤以钱玄同最为偏激,最具代表性。他主张:“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解决。至于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剪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事实上,汉语汉字拼音化,或以拼音为辅助手段的努力,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到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一系列战争,打破了天朝大国的神话,对中文缺点的批评,以及汉语拼音化的努力,得到大大加强和加速。经过五四运动,废除汉字几乎成了知识精英和全社会的共识。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为此曾经做过不少努力。1930年代,在蒋介石先生的支持和推动下,还进行了汉字简化工作,1935年公布了第一批300多字的汉字简化方案。由于遭到反对,次年废除。有资料说,及到退守台湾,1952年蒋介石先生还想进行汉字简化改革,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搞成。
   大陆方面,中共建政前,就开始进行汉字简化工作,建政后,于一九五六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一九六四年编印《简化字总表》,但1977年《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遭到失败,被迫收回,现在剩下几百个简化汉字及偏旁。与此同时,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毁灭和根除,生搬马列理论和地中海及欧洲历史,把中国秦汉以后反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又把中国传统的一切,统统称为封建糟粕,加以扫除。从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到反右,到破四旧,到文革,到《河殇》,一波一波,越来越彻底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毛泽东,一直到他死去以前,都始终主张废除汉字,改汉字为拼音文字。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共建政以后那样,如此疯狂地毁灭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相反,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东亚已经实现民主的日、韩、台,还是其它地区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原苏联阵营的国家,都没有如此否定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而且,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民族,根本不会去否定自己的历史传统和传统文化,更不会去毁灭自己历史传统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华。中共的这种疯狂行为及其恶果,雄辩地向人们证明,这种疯狂毁灭传统文化的行为,只能导向最残暴的专制和暴政,而不会导向民主。那些断言只有彻底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实现民主的说法,完全是违背历史和当代世界客观事实的、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
   但是,一百多年来,尤其五四以来废除汉字的努力,统统遭到了失败。沿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简化成果搞的汉字简化工作,有一定成效,但偏激冒进的汉字简化工作,也同样遭到失败。总的说来,在汉字改革这方面的工作,花费精力巨大,但收效甚微,这里的原因在哪里呢?
   下面,我谈谈有关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来解释这些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是我个人的独立研究,往往与目前世界学术界的理论完全不同,欢迎批评指教。
   二、什么是文明和文化,它们的作用又是什么?
   文明与文化,都与文字联系在一起。文字是用来记录和保存人们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的一种符号体系。文化指的是以文字为基础,利用文字、符号、图像、绘画、音乐(现代社会还包括录音,录像、计算机、网络等等),保存、积累、传播、利用人类精神成果的各种社会现象。而文明,则是以文化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程度。
   历史形成的中国文化和文明,尤其是汉族文化和文明,以汉语及汉字符号为工具、载体和技术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诸子百家,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水浒,三国,西游记,红楼梦,戏剧等等等等,全部以汉语汉字为基础。甚至绘画,艺术,杂技、音乐等等,汉字也起很大的辅助作用。废除和否定汉字,就是挖掉历史形成的这种传统文化的技术基础。所以,共产党和那些仇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往往要拼命攻击和否定汉语、汉字。
   马列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家把经济异化当作人类社会的本质,主张经济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由经济来决定。但我的新人本主义的社会科学认为,人类社会由人组成。经济是由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东西,它是人类知识和智力等精神能力的物化。它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相反,它本身由人来创造和决定。人才是对人类社会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人的自身发展程度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包括决定经济的发展程度。而人自身能力的发展,包括生物物质身体能力的发展,和精神能力的发展,以及由这两者决定的人的社会能力的发展等三个方面。其中,人的体能和精神能力,是人的两种基本能力。但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飞速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过去人类几十万上百万年发展的总和。什么原因呢?这期间,人的生物体能变化不大。促使人类飞速发展的,就是文化,就是文字的产生,使人类得以摆脱口口相传的积累精神财富的原始方式,使人类得以用文字记录和积累世世代代的知识、智力和思想成果,突破其空间、时间和地域限制,使人类的精神财富迅猛增长。这就是文字、文化和文明的功劳。
   人的发展,从而人类的发展,当然要在大自然物质世界环境下,以人类自身的生物发展为前提。但是,对于文明社会这几千年,人类自身的发展,主要不是表现为生物身体的发展,而是主要表现为精神的发展。在文明社会,这种精神发展,主要是人类自身的文化和文明等精神因素的发展。因此,在文明社会,否定文化和文明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主张“制度有优劣,文化无高下”等等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三、思维、思想、语言和文字
   过去人们沿用毛泽东观点,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事实上,这里至少还有一个门类的科学,意识科学,很难归入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它应该是独立的一个门类。思维、思想,语言和文字的学说,大家平常说的思维科学等等,都属于这门大科学的范畴。
   西方理论界学术界,尤其是心理学界和语言学界,有一个相当普遍的错误传统,就是把语言说成思维的基础。从著名的语言学家洪堡特,到索绪尔,到当代非常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接受和主张这种观点。美国的左派学者乔姆斯基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而斯大林等还发表了谬误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等系统著作。但是,这个观点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国际理论界学术界对于意识科学的认识很肤浅,对意识究竟是怎样一些结构和过程,可以说总体上不了解,并且包含了不少重大错误。我的好些文章,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错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唯物主义的批判》,《新人文主义或新人本主义——介绍一种新的理论》等文章,已经论述过这些问题。我把意识系统(包括感觉、记忆、思维、思想和感情等等各个分支系统),看作过程,在学术上第一次把意识系统分为四个基本过程,即感性过程,思维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和三个后继过程,即表述过程,传播交流过程,意识的各种形态的形成过程。在整个学术界,这些论述第一次描绘了意识科学的大致轮廓,第一次总体上使之系统化。但因为时间有限,我今天不来具体谈论这些问题。
   国际理论家、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把语言作为思维基础,实际上也就是把抽象思维、符号逻辑思维作为思维的基础。完全颠倒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抽象思维和思维整体的关系。中国的学术界接收的,也是国际理论界学术界的这种错误观点。及到二十年前,1984-1986年,我在监狱中写文章,批评这种观点,把结论完全反过来,论述形象思维是抽象思维的基础。文章带出监狱,寄给钱学森和思维科学杂志等有关方面。后来报导说,有人提出抽象思维以形象思维为基础,引起激烈争论,另外还报导说,钱学森发表讲话,说不要急于下结论。至于这个“有人”是谁,报导就不说了。我想除了鄙人,大约不会有其它人。记得1983年我还写了《关于文艺的几个简要问题》,批判马列和毛泽东文艺理论的根本谬误,论述文艺的精神消费品(娱乐)性质,批判“工具论”“政治标准第一”等荒谬主张。当时的《文艺报》等报刊媒体报导,也是说“有人”提出这些观点,引起广泛争论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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