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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攻鲁迅

   
   1
   
   一篇介绍王友琴和她开辟的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文章透露这位“历史的义工”在大陆中国社科院当研究生时曾“主攻鲁迅”。目睹这四字时,我乐了,一来找到可以请教的行家了,二来这也适合我,不过我不是攻读过鲁迅,而是正在攻击鲁迅。
   

   我03年上网获知王友琴后就十分敬重她的作为,就象我88年出国后获知特莉莎修女而自愧不如一样。无论是因上帝专门护理贫病交加的活人还是为良知纪录受难屈死的故人都需要极大的承受力,非大器者不能胜任。我属易盈的小器,一枝烟的臭味就足以把我熏得逃离现场,也因此我对鲁迅等人在仇恨的怒火中散发的毒气十分敏感。
   
   我02年在大陆巧遇法轮功学员以前,寄生德语文坛,难得用母语写作,感谢法轮功让我有精力和耐心把脑袋里积攒的想法先用拼音再选号码一字一句地敲进电脑。我也不再乐于游外国山水,而是有空就上中文网络。互联网让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能便利地互通信息、交流思想。“金盾工程”也好、网络共特也罢,岂能阻挡众志成城?虽然中共国和中文网的现状不令人乐观,但我通过修炼能处之泰然,尤其是明白了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深层含义。
   
   作为六四屠杀发生后为了追根溯源而在马克思的故国就读哲学系的中国女人,上网后我意识到我早该把在自由天地里采摘的思想果实与读者分享。共产党颠覆了中华民国后对其独裁下的大陆人民实行谎言轰炸、暴力威胁,国民犹如井底之蛙,既难突破信息封锁,也难打破思想枷锁,而谁对其骗局有所醒悟,谁就难逃残酷迫害。简言之,只要身在大陆就不可能自由地探索人生真谛、中华文化(儒释道),当然也不可能获知“新文化运动”实为反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堪称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
   
   由陈独秀创办于1915年的《新青年》和鼓吹的共产主义都是在用美丽的谎言唆使幼稚的读者无视起码的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儒教),为争权夺利而谋财害命。就是说马列主义是在五四运动时打着民主和科学的幌子诱骗了热血青年的追随从而破坏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根基和健康发展。陈独秀诲盗诲淫,自食恶果,他倒是被共产国际从监狱里收买出来,并因此为其效劳直到被开除,但却误导两个儿子为革人命而丧自身。中共夺取政权后,大肆篡改历史,陈独秀们被掩埋,但只要睁眼看看共产党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祸害,就不难得出陈独秀作为祸根应该被埋葬的结论。胡适高呼“打倒孔家店”,鼓吹自由主义,也因此招来恶报,不仅被迫离乡背井,还被得意门生毛泽东和亲生儿子反戈一击。不知他是否知道教导诗、礼的孔丘深得学生和儿子的敬爱!
   
   鲁迅则不然。死前他沦落为共产国际的笔杆子,尸体则被中共用“民族魂”的红旗覆盖,伪造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从而影响了新青年,红卫兵,还继续影响着大陆人。好在看透鲁迅的人越来越多。自视鲁迅天敌的我和好些人交换过意见,其中一位了解大陆知识界的流亡记者说:49年以后大陆有不少人靠鲁迅吃饭,而他们中早有人不再歌颂鲁迅。记者本人上高中时就对鲁迅有负面看法,但因为是黑五类子女不敢乱说乱动。见一位流亡学者把五四运动看成小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就想与其说五四造反派是财产不多的小资产阶级,还不如说他们是欠缺智慧的小知识分子。否则,他们就不会把在国外学到的一点皮毛拿回祖国当上方宝剑,扼杀中华文化的命脉。所以,我很高兴一位流亡名士收读我倒鲁批胡的文章后来信表示:
   
   “所言极是。
   据说,民国初年,国小废读经,由胡适倡;之后,中共、鲁迅更甚之,断了我中华的香火。中华经典有普世的价值,中国之不国,根由于废经;未来欲兴国,必由倡经始。”
   
   当我出生那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红卫兵则只能算作无知识分子。北大红卫兵在抄了章士钊家后把“痛打落水狗”的鲁迅口号贴在了大门上,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同学郑义斥为郑狗打得趴在地上,差点就和别的老师和同学一样成了王友琴笔下的冤魂,好在他大难不死并成为“寻根”揭底的名家。我问过,这位流亡作家对鲁迅没有好感。高举鲁迅大旗的是余秋雨,鲁迅也不如他骂胡适恶毒,他在文革后期出手的声讨胡适的专文曾把一位有良知的老人活活气死!
   
   如此鲁迅祸害,能不着手清算?
   
   2
   
   获知王友琴曾主攻鲁迅后,我赶紧找上门去,希望她能拔笔相助,毕竟中共国成立17年后我才出生,17岁后主要以外文为业,而离开中共国也17个年头了。
   
   我攻读过的作者不少,恰巧没有鲁迅,但这些作者我都无暇顾及,因为没有人象鲁迅那样明明自己有病无知,却谩骂先贤和他人,还要呐喊“救救孩子”。比如在德语文坛以“丑闻作家”著称的叶莉内克就自己承认:她思维方式不按常理,几乎只接受负面讯息,充满仇恨。所以今年诺奖获得者公布后,她和别人一样对自己中奖感到惊奇,以致愁多于喜,不敢去挪威领奖。对这位我做学士论文时涉及的共产党员我虽然也反感,但更同情,她知道自己有病,我怎么好再攻击?
   
   没想到王友琴在我发给她的倒鲁系列中只注意到我的二舅,而我正是因为她才想起我们家也有位在文革中“自杀”的教育工作者。出身富农的二舅13岁时中共夺取政权,长他两岁的我妈在父亡家破的情况下初中毕业就为了养家糊口而参加“革命工作”,资助二舅读完中学并考上师专。
   
   15岁起就接受中共“思想改造”的我妈坚信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她听我提起“自杀”的二舅,似乎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在她看来二舅“读书读傻了”!我爸在文革时也挨打,但忍辱负重,带着被打聋的耳朵活了下来,如果二舅能象我爸这个“大老粗”一样坚强,不也被“平反”了吗?我读的书比我二舅还多,当然也就更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比过去好多了,电视上能说会道的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我居然不知好歹……在我为了回答王友琴的问题打电话给我妈时,讨来一阵骂声。无奈我只好把我妈的电话号码发给王友琴,希望她直接向我妈打听想要的史料,或许还能顺便治疗我妈这位文革间接受害者扭曲的心理。
   
   无论挨谁的骂,我都把账算在周树人头上,因为是他树立了骂人的榜样,带坏了包括我妈在内的中华儿女,更何况我妈不仅姓鲁,也象他妈一样试图包办儿女的婚姻。而我对神灵、孔子和母亲的态度与鲁迅截然相反。
   
   留日学生周树人专程回国尊母命娶了一位不爱的女人为妻,因为这是他妈“送的礼物”,迫使对方守了一辈子活寡不说,最终还被抛弃。而鲁迅这个他因母姓而取的名字压倒了原名和他骂人所需的一百几十个匿名。于是周树人便因鲁迅之骂名而被与他一样惯于骂人和整人的毛泽东封为“圣人”,取代了孔子,成为49年后全体大陆学生必念的课本。毛泽东能发动和利用红卫兵搞“无知分子文化大革命”,不就因为这批中共国的同龄人从小就被赤化、毛化和鲁化,而非文化或曰孔化吗?
   
   我在中共国也曾颂毛学鲁批孔,受到同样的毒害,但却有幸读古书学外文,并在22岁时出国避婚。现在想来我摆脱母亲控制与清除共毒鲁害同时进行,因为我妈沾染的正是中共或曰鲁迅作风,就是说她既不懂敬天畏神,也不知尊重他人。如果鲁迅有恋母情节的话,我则有畏母情节。我大学还没毕业,我妈就忙着替我选夫。出国后我写了数封家信想让我妈明白人命天定的道理,但毫无成效,她至今企图为我做主,我也只好躲着她。不过我发现畏母者,非我一人也!公开承认的有李锐之女李南央,林彪之女甚至因畏母曾自杀不遂。
   
   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男不忠女不贞父不仁母不爱似乎是常态,与李南央、清水君相比,我的父母还算好的。李南央和清水君受到的简直就是虐待,以致清水君15岁时曾被父亲伤害得去泰山自杀。这一切与在陈独秀、鲁迅和胡适的示范作用下神圣被践踏,下贱被美化密切相关。谋财害命被说成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乱搞男女关系被说成是反“封建礼教”,和第三者乱来则被说成是为了伟大的爱情。埋伏在鲁迅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说白了就是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择手段的骗子。
   
   每次看见有人把中共的罪恶算在祖宗头上,把共产专制与“封建专制”混为一谈时,我就想孔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比共产主义理想早了两千多年。为了实现大同社会,孔子言传身教的是仁义道德,而五四人却崇洋媚外,要打倒孔子,号召青年暴力革命,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如此大的区别难道不是只有在鲁迅的阴影下才会被人忽视吗?东方智慧和鲁迅思想背道而驰,为了弘扬中华文化,我只好回过头来主攻鲁迅!
   
   曾主攻鲁迅的王友琴忙于记录在文革时发生的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未有的暴行,而无暇顾及鲁迅,依我之见,这何尝不是对鲁迅的间接批判?
   
   
   2004年金秋写于科隆大教堂边
   2006年初秋审于科隆大教堂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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