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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有底线 — 从性别谈起


   女性特征
   我2003年上网以来屡屡被误认为男人,虽然我一有机会就透露我是女人的信息。然而“文章相同如兄弟”深入人心,以致彭小明当着我的面也要说我讲“哥们儿义气”,但这还是改变不了我的女性特征:身高不过1米6、体重不过50公斤、细脖子细腰、对了,我脸上的雀斑好象也很少有男人长吧?
   有位未曾谋面的老先生在阻拦不了我公开揭批余后生的老底后,忽然想“瞻仰我的玉照”,大概是想看看我是否象母夜叉吧。我从网上找了一张我在今年六四纪念活动上手持蓝丝带的合影寄给他。为了趁机看看这位老先生的敏感度,我不告诉他哪个是我,只在附信中加以暗示。这位退休后拿起笔来反抗中共的理工科知识分子猜曰:“右边第一位”。我答曰:“我虽是右派,但不极端,排行老二。请问您为何把她当我?”老先生确实如他所说喜欢抬杠,可不,他逼得我重复了一遍答案后表示:“真的?您的文章板着面孔,人却笑得这样灿烂,別怪我猜错了。”
   爱笑和爱哭是女性特征,我也不例外。照片上的我展现的当然多是笑容。本来我觉得自己尖嘴猴腮,但不知为何照片上的我多变成了圆脸或宽脸。为此我特意问过一位把摄像机镜头对着我的德国人,我的脸在屏幕上和照片上怎么会这么宽?他的解释是因为用的广角镜。身为女人我也不懂技术,某天,我心生一念,觉得这是我宽容的一个表现。
   扪心自问,我应该算得上宽容。我不吃醋,也不嫉妒。我从来没有因为某个男人和别的女人闹过矛盾;我也从来不过问某个男友和别的女人的关系;我更没有和某个男友因分手而成仇人。鉴于我没有生儿育女的愿望,我觉得自己不配为人妻。当我不幸爱上有妇之夫时,也只会心生为人妾的愿望,可惜虽然也有女人公开表达“渴望一夫多妻制的生活”,但这不是我的如意郎君的渴望,而我是个古董女人,相信因果报应,不敢去抢别人的丈夫。见歌词曰:“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我哈哈大笑。
   前不久有一笔会会员表示“对一个女作家来说,未婚是张金牌。”她也持“宁可不嫁也不乱嫁”和“孤独是一种境界”的观点。我感慨万端,真想写篇读后感,可惜我现在一心反抗中共、还击“共特”,无心撰写女性系列,虽然我还有一脑袋的女性幻想,没有倒出来。
   “夫风者,天地之气,徐起于泰山之阿,沛然于松柏之间。”我自以为我名如其人,阴(徐)阳(沛)兼备,这或许就是我能自成一家、自得其乐的原因吧。就是说,我这个手持金牌的女作家,正好有反抗中共、还击“共特”需要的阳刚之气。
   我欣赏的作家和作品也千差万别。如果说《红楼梦》和《西游记》是我最爱的中文作品的话,那么,《简爱》和《小王子》就是我最爱的外文作品。上网前我欣赏的当代中文作家有龙应台、张戎、虹影、王朔、高行健等,上网后我赞赏的独立作家更多。不过无论他们风格如何不同,表现如何不一,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不崇洋媚外、反共不反华。我自己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作家,以“驱除马列、弘扬中华”为己任,与以中共偶像鲁迅为代表的红色笔杆子势不两立。
   再宽容也得有道德底线,否则,就会犯胡适的错误,把宽容变成纵容。换言之,我审人度事有一个黑白分明的道德标准,但我的黑白和中共的正好颠倒,以致不分黑白的读者觉得我象中共一样非黑即白。我不会去批评龙应台在大陆享有特权,因为她没有象杨振宁和李敖一样媚共;我也不要求高行健象我一样以反共为己任,但我不会容忍吴弘达和余杰这种言行不一、损人利己的“反共人士”,在我看来他们和中共没什么本质区别,因为言行不一、损人利己就是中共的特色,也是我反对中共的原因!
   党文化帶菌者
   因为推崇胡适而纵容鲁迅徒的老先生在阅读我的《从罢免谈起—余杰和丁子霖之我见》后,扣了我顶高帽子“党文化帶菌者”。而我以为这顶高帽子很适合奉还给包括他在内的丁子霖或吴弘达的同龄人。
   这几年我发现在中文网上活动的不仅仅是清水君这样的胸怀大志的后生们,也有好些至少年长我二十岁,也就是说已过花甲的先生们。他们多半在中共暴政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甚至还象吴弘达一样劳改过。就是说,他们反共多半是出于“苦大仇深”。而我反共是出于人性和道义。
   十七岁(1983)前,我虽然也被迫接受中共的愚民教育,但因为我是生长在中共干部家里的独女,没有生存和升学等的压力,可以凭个人兴趣欢度时光。为了应付考试,我虽然不得不死记硬背中共灌输学生的那一套歪理邪说,但根本就消化不了,总是考完就忘。如果不是亲朋好友的督促,我恐怕会因此连大学都考不上,更不会象余杰一样心怀考北大的壮志了。十七岁时,我幸运地考上四川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而大学四年正好是胡耀邦、赵紫阳掌权的八十年代,我得以在十八岁时就认定入党不符合我的意愿,也本能地排斥红色文艺。我从高中时爱听爱唱的就是邓丽君等港台歌星的歌曲,从来没有看过一场中共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简言之,党文化对我几无影响,即使帶了一点菌,也被六四死难者的鲜血冲洗得一干二净。
   相反,吴弘达这样的三十年代生、八十年代出国的反共人士才是“党文化帶菌者”。我出国时,22岁,对劳改一无所知;而吴弘达出国时,已48岁,当过19年猪狗不如的劳改犯。为了生存,他甚至会“生咬蛇头”。这一点就足以形象地表明中共的劳改多么可怕,吴弘达被劳改得象中共一样为了一己私利心狠手辣。
   自从吴弘达自暴打法轮功学员小报告的丑恶行径后,我向一系列与他打过交道的人打听过他的情况。没有一个人惊诧他与以“真善忍”为宗旨的法轮功为敌的言行,因为这符合他的一惯品行。吴弘达的小报告严重干扰了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各国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这一滔天罪行的重视。在两个真正的人权活动家的调查报告问世后,吴弘达无丝毫反省悔改之意,还把他操控的中国观察变成了马屁文章发行站。感谢力虹、老久等仗义执言,用严谨的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揭穿了吴弘达之流的骗术。
   我只想在此指出那篇自己打自己耳光的马屁文章中的一句话“他(吴弘达)的思想观点与求实的学风,奠定了他高尚的人格与品德”是个颠倒黑白的典型实例。首先,思想观点与学风不可能奠定人格与品德。相反,一个人的人品决定他的思想观点与学风。其次,吴弘达一边与法轮功学员合作,一边在背后诋毁法轮功学员的行为违背做人要坦诚相待的起码道德。撒了谎不承认还继续撒谎更非正人君子所为。正因吴弘达不具有高尚的人格与品德,他才会有言行不一的伪劣表现和恶劣影响。这样的“党文化帶菌者”既可怜,又可悲,更可恶,因为他已经成了污染源!
   有姐名三妹
   在我借用各方仁人志士的文字和文章奉劝老先生不要被余杰的真话秀所迷惑时,我联系上了另一位理工科出身的反共知识分子。
   笔名三妹的她和我一样在郭飞雄的公开信见网后就认定余杰等是伪基督徒,但我俩毕竟是女人,没有立即象男人们一样专门撰文抨击余杰,可惜余杰又在面对两位必将载入史册的西方人权活动家已用确凿的事实论证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之时再一次象中共笔杆子一样表演“假大空”的真话秀!我忍无可忍,奋笔疾书余之老底——不思悔改的“文坛剽客”,这是比嫖客还要严重的恶劣品行,根本就缺乏讲真话的资格。
   三妹则发表《读余杰文章“以真话来维权”有感》,因为她也“感到,自郭飞雄事件后,此篇文章再一次清楚地反应出余杰的思维方式和人品。”并且也认为“这种没有任何证据推理,空泛地断言,并用高谈大道理的方式力图压倒对方的文章即不负责,又不道德。”然后三妹用事实驳斥了“总用上帝和说教来抬高自己形像的余杰”。
   我看后大喜,赶紧找上门来去告知:我第一次读她的文章就觉得很相投。我后悔我上网发表文章没用我的小名四妹,一来这样我就可避免老被人误为男性,二来我就可在形式上和她一唱一和了,毕竟她和我是少找的有公民意识的女人,并且还都坚决支持法轮功。简言之,我早就把她当姐姐了。
   没有想到的是三妹回信说:她虽然笔名用的是小名三妹,但也有很多读者根本不相信她是女人,还有不少人说她是故意想吸引读者,男人取女人名,恶心。她的文章《消极等待不可取,中国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发表后,有读者评论说,女人绝写不出这类文章,如果三妹是女人,她后面必定有个男人在出主意。
   三妹确实有个心心相映的丈夫,还有个已成年的女儿,堪称贤妻良母,但她写文章可不用他丈夫出主意。象我俩这样的女人自己的主意都无法全部输入电脑,怎么会当“剽客”?
   三妹在来信中还说:人们对女人普遍看低,尤其不相信女人有政治头脑。她喜欢跟与她有相同理念,相同价值观的女人交朋友。当她看到有人推荐宪法执笔人,我的名字也出现在男人堆中时,高兴地告诉她丈夫,这很好,人们在认可我们女人,认可我们女人不是政治盲。遗憾的是,在中国人中,有我们这样理念和价值观的人是极少数,有我们这样理念和价值观的女人就更少之又少。
   三妹不仅象我一样具有公民意识,也象我一样能通过文章鉴别作者的性别和人品,可惜男人们多半失去了这种能力。余杰在其真话秀里暗中诋毁的基督徒赵昕也曾把我当“徐兄”。我问他凭什么以为我是男同胞,他说他“以文取人”,而我的文章“很有力度”。
   说实话,我这个不懂电脑的女人之所以上网反抗中共,就是因为我觉得有阳刚之气的男子汉太少了。我和三妹一样现在的最大心愿就是为推倒中共出把力。自从高智晟勇于为法轮功公开挑战中共以来,我俩也都不约而同地成了高律师的粉丝。我一再通过各种形式向高律师表达我的敬意,而三妹则表示要扫除所有对着高律师嗡嗡叫的蚊子!
   我最高兴的是三妹也认为那些认不清中共本质的还寄希望于中共的人,看不到《九评共产党》的历史意义的人,尤其是那些歧视甚至仇视法轮功的人,都不是我们的同路人,这其中就包括吴弘达和余杰这种受他影响的笔会会员。他们在我眼里都是伪自由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绝对不会回避为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呼吁,更不会落井下石!
   2006年8月13日定
   于科隆大教堂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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