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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中央政府与中华民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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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中: 一個中國土地改革先驅者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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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土地改革先驅者的自白

胡健中

    關於我鼓吹土地改革(二五減租-即三七五減租)的事,起於民國十八年,到現在算起來,已經有四十九年的歷史。在此漫長的歲月中,我很少對人談起過。有些事也漸漸淡忘了。最近,因爲貴刊連載蕭錚(青萍)先生的大作,提及我曾在杭州因鼓吹二五減租而被捕下獄,同時復承貴刊徵詢其事,因此,我想不妨藉此機會來談一談。

    我的原籍是安徽和縣,和縣與含山縣緊鄰;我家在和縣及含山兩地均有祖遺的田地,說起來我該是所謂地主階級。既是地主階級,何以要違反自身的利益去主張土地改革,主張二五減租呢?這其中是有其思想上的背景的。

    第一,我加入中國國民黨很早,遠在民國十一年,我在上海求學時,就由本黨一位鄉前輩徐謙(季龍)先生介紹入黨。入黨前後,我曾涉獵過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義和理論書籍,及馬列一些著作。國父在民生主義中所昭示的耕者有其田的道理,使我心折,對我發生很大的影響。這可以說是我鼓吹二五減租的第一個背景。

    第二,民國十四、五年間,我曾在江蘇海州灌雲縣省立第八師範教過一年書。(當時我的名字叫胡經亞,健中之名是民國十五年在南京危城中改的。)那地方有錢的人很富有,窮人很窮。正如漢代董仲舒所說:「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財富分配不均,貧富極爲懸殊。記得我上課點名時,時常發現有學生缺席,問其原委,都說被接財神(綁票)接去了。因爲貧苦的農民無以爲生,便挺而走險,淪爲盜匪。這一事實,使我瞭解了財富分配和土地改革的重要性。這是我主張二五減租的第二個背景。

    第三,在灌雲任教期間,我認識了海州一個「盜亦有道」亦可稱爲英雄人物的匪首孫繡章。(關於我認識孫繡章的傳奇,在臺灌雲籍的國大代表王公嶼、臺大客座教授程石泉諸先生都略知其事。同時,十年前皇冠雜誌曾訪問我,並詳載其事經過,但我未允許該刊登載我的名字。)因爲我認識孫,所以得以無所畏忌地深入農村。中國舊小說中所描繪的城堡、莊主、惡霸和貧苦農民大眾等我都親眼目覩。因爲我對農村較有了解,我認爲要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必須實行土地改革,這是我鼓吹二五減租的第三個背景。

    前面我已經說過我的原籍是和縣,我有一位姑母嫁到含山,她的夫家有一個親戚是含山大地主,名叫陳和卿。說到程家的土地之多,小時候常聽老姑母說:如果從太陽升起來時走,走到日落西山,你所經過的田地,幾乎有十分之一都是陳家的。再談到他放高利貸的情形,老姑母說:他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將現款以四五分利放出去,迨秋收後要借錢的農民以糧食來還他的債。還過之後,農民已經所餘無幾了。結果,貧的越貧,富的越富。佃農永遠是佃農,小地主最後也終於被大地主兼併了。這種情形演變下去,必然會造成社會革命。我從小就知道這種情形,所以我之主張從速實行土地改革,是其來有自的。這也可以說是我鼓吹二五減租的第四個背景。

    以上是講我鼓吹土地改革思想上的背景,下面我要談一談當年浙江實行二五減租及其衝突的情形。

    民國十六年我到杭州。次年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改組。當時省黨部中央人才濟濟,多爲青年才俊之士。省黨部組織部長是周炳琳(後爲北大法學院長);宣傳部長是許紹棣(現任立法委員);訓練部長是曾任臺大教授的李超英;常務委員是葉溯中(已故立委)。他們對國父遺教皆有深刻的認識和信仰,和我一樣都力主實行二五減租。

    十八年,許紹棣先生任杭州「民國日報」(即「東南日報」的前身)社長,我任總編輯。這時浙江省已經開始實施二五減租。我除了任總編輯外,還在一所由許紹棣先生任校長的高級商業學校教英文。該校即前駐韓大使邵毓麟先生的母校。我白天上課,晚上當總編輯。當時浙江省主席是黨國元老張靜江(人傑)先生。他爲人極有魄力,銳意建設,要建築浙贛路的杭江段(杭州至江山)。但是經費無著,就想向地主籌款,打算預徵一年田賦。地主對此提出了相對要求,那就是取消二五減租。張氏急於建功,即答應了地主的要求。但是省黨部、縣黨部、農會等機關團體群起反對,我也是主要反對者之一。民國日報在社論及新聞方面更力加駁斥,一時如火如荼。尤其葉溯中先生,他以省黨部常委資格常到報社來,幫助我們寫文章反對。當時社中有一位編輯,即現任立法委員的劉湘女先生,他文筆犀利,在編排新聞時,標題非常刺激生動,於是觸怒了省主席張靜江先生。適逢此時嘉興中國銀行被搶,我寫了一篇文章,論列其事。大意是說;因爲財富分配不均,貧富懸殊,貧民所得不足以維生計,挺而走險,去劫銀行。見微知著,應該知所警惕,而歸結到必須實行二五減租。張主席對過去省黨部等機關團體的反對本已不耐,經此刺激,等於火上加油;盛怒之下,認爲我是有意煽動人民反抗政府。甚至有些人竟至歪曲事實,懷疑我是共產黨。張氏於是勒令報紙停刊並逮捕我。

    還記得,我是在十八年春季被捕的;當時我正在高商上課;負責逮捕我的人是先總統蔣公侍衛長俞濟時先生的令兄俞濟民;他任杭州公安局督察長,帶了自行車隊,約有二、三十人,荷槍實彈,如臨大敵。俞濟民到校逮捕我時,我正在上課。我在高商除了教英文之外還教三民主義。我想:我不能讓學生們看不起我,我要表現的言行一致,從容就逮。其時有個四年級學生跟隨我到半路上,(那個學生叫徐幼祚,來臺後一直都和我保持聯繫,最後任最高法院推事,於今年春季去世。)抵公安局後,局長(名李子裁)對我還算客氣,未將我打入地牢。是夜我輾轉不能成寐,原因是有兩件事使我心中不安:第一,我在公安局樓上遠眺,看到有一處大火,估計起火地點,就在我家附近;第二,我擔心:以張主席的性格,他很可能在一怒之下,不經審判就將我執行死刑。

    事發後,浙江省黨部函電交馳,向中央求援,中央也深恐張氏不經審判將我槍斃。於是乃電令浙江省政府,將我解京法辦。張氏因無法抗命,祇好將我解京。押我的解差就是貴刊(一九三期)曾刊過他的照片,爲張作霖執行搜查俄國大使館的沈維翰,他目前人還活著,並在臺北任律師。

    抵京時,天已夜晚,沈將我送至中央黨部,以夜晚關係,中央黨部拒收。經沈交涉,始將我收下,並出收條乙紙,上書「收到胡健中乙名」,並未冠以犯人字樣。當時他們把我關在中央黨部的留俄學生招待所中。與我同住在所中的人還有一個後來成爲風雲人物的名人,他就是在汪偽政權中因爭權而遭人毒死的李士群(他是汪偽政權中第一號特務頭子)。

    這時中央組織部長是陳果夫先生,他的祕書余井塘先生是我好友;宣傳部長是葉楚傖先生。我在所中關了兩天,第三天,葉先生傳訊我,他的修養和態度都很好。見面後頭一句話就問我:「你是怎麼搞的嗎?」我反問他:「請問葉部長:推行黨的政策,宣揚黨的主義是否有罪?」他笑了笑說:「你不要考我好不好。」接著他又說:「你們沒有錯,不過少年氣盛,弄得張先生受不了。」我問:「葉部長要怎麼辦我?是由黨來審問,還是送法院?」他笑笑說:「我知道你的老家在南京,你先回家休息兩天再說罷!」

    猶記我走出中央黨部大門時,先父桂山公已經聽到我被捕的消息,他憂急如焚,跑到中央黨部來探視我,至此父子重逢,見我已被釋放,喜極而涕。至今回憶,只有悲痛!

    後來,此事經陳果夫先生、葉楚傖先生、余井塘先生等人從中斡旋,益以許紹棣先生的奔走,再加上浙江省黨部的強烈抗議,總算緩和下來。兩週後,中央派戴季陶先生赴浙調停。結果是:二五減租不取消,祇是應改採較緩和的辦法。

    爲息事寧人起見,中央不要我再回浙江,要我到新加坡一個報館去工作。當時我表示,新加坡這個地方我不反對去,但是此時此刻我是不去的,因爲這等於是發配充軍。我對葉先生說:「我可以不做總編輯,但我有回杭州居住的權力。吾舌未斷,吾筆猶在,一息尚存,必爲土地改革奮鬥到底!」

    一個月後,張靜江先生氣漸平了,同意杭州民國日報復刊,也不反對我回杭州去復職。

    以上所說是浙江實行二五減租的一段經過,現在再讓我略談二五減租的成效。

    它的成效是很顯著的。二五減租實行後,經調查,農民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別的不說,只說一點。過去,佃農的子弟很少有進中學的,二五減租實行後,就有很多人進了中學。可惜我手邊已沒有調查所得的統計數字。不過從另一方面看,它的代價也太大了。除蕭青萍先生回憶錄中所述之犧牲者外,據我記憶所及,其中第一個犧牲的人我認爲應該是沈定一(玄盧)。沈是浙江蕭山人,他加入過共產黨,後來退出了,他曾隨先總統蔣公赴俄考察。他也竭力主張在他的家鄉實行二五減租,態度非常激烈。後來他被人刺殺了,死因至今不明,我想很可能是遭了封建殘餘勢力的毒手。其次就是諸暨縣黨部的常委傅文象和縣長張寶森兩位同志。二十三、四年左右,他們在諸暨辦過一個教員暑期講習班,約我去演講。事後他們陪我去遊五泄寺。當夜住宿寺中,因爲蚊子多,終宵未眠,乃暢談推行土地改革的事,他們都是二五減租推行的健將。不久,傅又被人刺死,張後來升任溫州區行政督察專員,積極勦匪,共匪佔領溫州後他竟被共匪凌遲處死。至今念及,猶感悲憤!

    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央在盧山舉行一個談話會,商談和戰大計,我也被邀參加。會後乘江輪返南京,與我同船的兩位朋友,如今均已作古,一位是政大教授程其保(稚秋),一位是交通銀行總經理趙棣華(趙是現任中國鋼鐵公司總經理趙耀東先生的令尊)。當天晚上,在我睡眼朦朧中,突然有人將我推醒。我一看推我的人是老友張沖(懷南)。張先生是奉中央指派對共黨聯絡的人。張推醒我後,說有人約我到外面去談談。問他是什麼人,他也不說。原來他當時是帶周恩來、林祖涵、秦邦憲三個共匪首腦去謁見先總統蔣公,已經見過,乘船回京的,中日戰爭既已爆發,不得不亟謀國共合作,以共同抗日。不過共黨別有用心,陰謀藉抗日之名以壯大其勢力罷了。我正與張問答間,程、趙二君也醒了,於是我們一同到船外甲板上。張爲我介紹了周等。那天周說了很多話,因爲與本題無關,這裏不提,不過有兩句話我迄今還記得。他說:「你們在浙江實行的二五減租很有實效,我們很感興趣。」後來在重慶我每次碰到周恩來,他都提起二五減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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