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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云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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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云的滔天罪行

    陈云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以来,他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特别是解放以后,他充当了刘、邓黑司令部的经济主帅,利用其篡夺的党政大权,抗拒和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经济领域內,极力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犯下了滔天罪行。对此,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清算,把陈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

一、一贯执行机会主义路线,是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早在一九三一年,陈云就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他作为当时江苏省的党代表,不遗余力地推行王明的错误路线,使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一九三八年后,他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不是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正确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而是执行一条“任人唯才”的反动路线,使大批反、坏分子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有的还窃据了重要职位,危害了革命事业。一九四五年彭真任东北局书记时,执行一条与毛主席提出的东北工作的正确方针完全对立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当时陈云身为东北局委员和北满分局书记,不积极支持林彪同志反对彭真错误路线的斗争,纵容了彭真错误路线的发展,使东北的解放事业遭受了挫折。一九四六年陈云调任南满分局书记,他违背了毛主席制定的土地改革路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損害中农利益”的政策,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

二、崇外、媚外,俯首甘为帝修的奴才。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帝国主义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绝不能表示温柔亲爱”,而是要彻底地把他们的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但是,陈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一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一九四八年我军解放沈阳后任沈阳市军管会主席,不仅不去驱逐和肃清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反而与他们勾勾搭搭,允许他们的领事到我军管会拜访,并指令我当时的沈阳市长朱××到美英帝国主义领事馆回访,在帝国主义面前奴颜婢膝,卑躬屈节,一副十足的奴才嘴脸。此事发生后,曾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陈云也不得不作了检讨。但是他媚外、崇外本性并未改变,对帝修那一套依然十分崇拜。全国解放后,他利用职权,在我国财经工作中大量贩运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货色。直至一九六一年,他还指使他的忠实走狗韩光(国家科委副主任)说:“日本开发(应读为侵略)台湾的经验是成功的,值得研究。”叫韩光大量搜集资料,进行研究,以便吸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经验”。

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充当资产阶级的护法神。

    陈云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解放以后,他一直利用其篡夺的党政大权,为资本主义效劳,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早在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国营经济应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并且明确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身为中央财委主任的陈云,在一九五○年十月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一年工作安排的报告中,却闭口不谈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不谈节制资本的政策,而是大谈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前途,并设想在今后五年内,使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占我国工业的百分之三十,私营商业占我国商业的三分之一,极力促使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发展。一九五三年他又批准了薄一波提出的“压缩库存,挤出资金”的错误方针,放弃了一部分国营商业阵地,让私营商业去占领。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违背毛主席关于“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明确指示,胡说什么“我们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办法很多,……不一定在税法上多打主意”,指使和支持薄一波关于修正税制,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反动主张,公开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纵容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一九五五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之后,陈云大讲阶级合作,大肆吹捧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公开提出要向私方员提出“企业改组和人事安排的方案”“要靠瓜皮帽子、水烟袋子”做生意,把公私合营企业的业务大权和人事大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陈云还胡说什么,应该把资产阶级对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使它保留下来。”“不仅在公私合营中应该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在国营企业中也应该充分加以运用。”这实际上不仅要在公私合营企业全面保留资产阶级制度,而且还企图在国营企业中复辟资本主义。

四、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英雄”。

    陈云是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主要代表人物。曾被毛主席称之为“反冒进”的“英雄”。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展过反对党內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再次强调指出:“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非常英明正确的。但是,陈云却伙同刘少奇、陆定一等人,于一九五六年初,喊出了“反冒进”的口号,说什么“现在的情况正是有些同志……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所以要反对“急躁冒进”,公开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他们还利用职权,背着主席,做报告、发指示、写社论,压缩一九五七年的生产计划和生产指标,极力推行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地打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五、疯狂地攻击三面红旗,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陈云对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从一开始就抱着怀疑的态度。一九五八年七月间,陈云就试探性地问过其亲信宋劭文(计委副主任): “钢铁加一翻怎么样?”一九五八年底,他抓住浙江省半山钢铁厂厂房倒塌的事件,大作文章,在半山召开现场会议,总结厂房倒塌的原因,企图以此证明是基建搞大了、搞多了出的问题,给大跃进泼冷水。后来,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的一次钢铁座谈会上,他就公开地指责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说;“土法炼铁是不成的,小高炉炼铁也是不成的。”陈云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与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并无二致。因此,当一九五九年后,我们遇到了暂时困难,他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吋机已到,便伙同刘少奇、邓小平等与国内外阶级敌人相配合,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三面红旗,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进行疯狂反扑。

    一九六一年,他到青浦县小蒸公社花了三个星期搞了一个所谓“调查”。在这个调查报告中,他借用所谓“群众”之口,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说什么“蒋介石手里受难,吃饭;毛主席手里享福,吃粥。”“解放前吃饭,解放后吃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策条条好,十条有十一条办不到。”污蔑农民“对集体经济不关心,干活不起劲。” “现在三天做的活,不能抵过去一天。”还公然把矛头指向党中央,要中央承认错误。说:“只有公开向农民承认过去的错误,才能够分清是非的界限,才能使农民相信我们的政策。”陈云在调查之后,还向江苏省委提了三条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指示:㈠青浦县以北地区的双季稻不要搞得太多,㈡把养猪“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方针变为“私养为主,公养为辅”的方针,㈢扩大自留地,增加饲料田。

    一九六二年二月,在刘邓策划召开的“西楼会议”上,陈云与刘邓一唱一和,大吹冷风,大反三面红旗,他说什么“农业有很大减产,粮食不够吃,油水很少,衣不够穿”,“许多工厂吃不饱”,“通货膨胀,如不制止,很危险,商业库存年年减少”,“城市人民生活下降,现在人民生活很苦”,如此等等,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说得一团漆黑。在这个会上,陈云与刘少奇还大声叫嚷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的办法”。于是他们就提出了大搞财政赤字,压缩基建,抬高物价等一整套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方法和政策,来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为了把他们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推向全国,刘邓指示陈云在中央各部门领导干部中专门做了一次报告,并以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委,在全国各地方加以贯彻。一九六二年的经济计划,就是根据刘、邓、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制的。这个计划,大大地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缩短生产战线,关了大批厂子,许多不应下马的基建工程和企业也下马了,严重破坏了三线建设,大大地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为了大搞农村复辟资本主义,陈云认为邓子恢提出的“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于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刘邓的支持下,又提出了“分田到户”的反动主张。胡说什么“分田到户”后,农业能有很大的增产,“打起仗来,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起来保卫土地,劲头就更大了。”当时有人问陈云,你这样做是否和主席提出的农业合作化方针相对立。陈竟傲慢地说:“主席最实事求是,你不要管。我自己会去找主席谈。”后来,他果然赤膊上阵,亲自向主席提出他的反动主张,结果遭到了主席严厉的批评。

六、两面三刀的伪君子,阴险狡猾的阴谋家。

    陈云表面上谨小慎微,貌似忠厚,但实际上却阴险毒辣,心藏奸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两面派人物,是两面三刀的伪君子。一九五六年他因“反冒进”受到主席的批评,口头上承认错误说自己是“反冒进的头头”,并向主席表示“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是我的责任”。但实际上却心怀不满。一九五七年有人曾问他,这个“反冒进”到底怎样搞起来的。他却又说:“一是收到了各地二千多电报向中央告急,二是××叫写的社论,刘少奇批了的。”对自己受批评很不满意。此人对他说:“你为何不澄清昵?”他却又说:“我是财经小组组长,财经方面的一切事情我都要负责任。”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承担责任和承认错误。一九六二年他在向中央各部门领导同志做黑报告中,却又说:“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度粮食紧张”,“当时的农业支持当时的工业建设规模,已经有困难”,公开为“反冒进”翻案。陈云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一贯以沉默反抗毛主席,他认为党內没有民主生活,无论开大会小会他都不发言,主席叫他说,他都不说,但是在背后却大刮冷风。例如,在一九六二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请陈云出来讲财经方面的情况,他就借口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情况而加以拒绝。但是相隔不到二个月,他在黑司令刘、邓召开的“西楼会议”上,却又滔滔不绝大讲特讲,背着主席,大肆攻击三面红旗,攻击主席的正确路线,充分暴露其阴险狡猾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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