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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肅戎: 爲彭明敏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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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彭明敏辯護

梁肅戎口述

一、彭明敏與臺灣人民自救運动宣言

    彭明敏於民國十二年出生於臺中大甲,上有二位兄姊,父親行醫,是地方望族。彭明敏自小因日語流利與成績優異,而能通過考試,與日人一同由幼稚園、小學、中學接受完整的教育,並於十六歲時赴日,進入當時頗負盛名的第三高等學校文科,畢業後再考上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政治系,這時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間,當時爲躲避日人徵召服役,在前往長崎投奔大哥途中,遭美機轟炸而喪失了左臂,這是他後來有「斷臂學人」稱號的由來。

    日本投降後返臺,於三十五年十月進入臺大法學院政治系就讀,二年後取得法學士,並留校擔任政治系助教,當時臺大校長爲莊長恭,而後爲傅斯年,法學院院長爲薩孟武。擔任助教期間,與臺北士林一李姓地主的長女结婚。彼時因長崎的創傷,激起了他對航空法的興趣,並決定專攻國際航空法。民國四十年,因傅斯年個人關係,爭取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獎學金,前往加拿大麥克基爾大學的「國際航空法研究院」,專研國際航空法,當時基金會執行會長爲胡適。

    當時庚子獎學金規定以一年爲限,但胡適以匿名資助的方式,幫助彭明敏完成加拿大兩年的學業,他的碩士論文是有關和平和戰爭期間軍用機法律地位的研究。關於這段感人的故事,彭明敏曾在傳記文學第五十九卷第一期發表一篇題爲「胡適與助人之道」的文章,紀念胡適這位「亮風慈祥的長者」。

    其後,再轉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完成其博士學業。彭明敏於民國四十三年返臺,臺大敦聘爲副教授,時年三十一歲,就當時的標準來說,是相當年輕的副教授,不僅是當時的話題,同時也招致同事對他的攻擊,不過臺大校長錢思亮與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始終都支持他,因爲臺大當局有感於大陸籍教授遲早要返回大陸。應該培養本土的教授人才,故當時另一位政治系副教授劉慶瑞與法律系副教授劉甲一,均爲年輕留日的學者,被稱爲「臺大三劍客」。

    彭明敏三年後升爲教授,成爲戰後最年輕的正教授。彭明敏風度翩翩,在學術領域迭有表現,在臺大校園內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當時所開的「國際公法」課程,經常吸引一、二百人聽課,成爲臺大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原先他只關心自己的事業:教書與著作,經常發表論文,也撰寫一巨册「國際公法」教科書,同時也在政工幹校與東海大學兼課,對實際政治尚無興趣。但年輕氣盛的他未能體察時勢,在參加一連串的國內外學術會議後,開始發展自己的政治思路,並於四十九年的一次國際會議中公開指出臺灣的法律地位並未確定,建議臺灣住民對於自己前途應該有發言權。

    不過在這段期間,彭明敏仍深獲學術界及當局重視。如同年他被聘爲「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國家講座」,胡適爲該委員會主席,他的研究題目爲「科技發展與國際法」,是當時極新的課題。五十年臺大任命彭明敏爲政治系與政研所的主任,五十一年當選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成爲當時的鋒頭人物。

    同年由於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政府需要一位具有國際法知識又有國際聲望的學者,於是九月初就發表彭明敏爲聯合國中國代表團的顧問,這是臺籍人士首次獲得這種任命,也獲致當時外交部長沈昌煥與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唐縱的召見,唐縱並要求他在職務之外調查在美國的「臺灣獨立運動」,引起彭明敏的窘迫。這期間他也先後晉見了蔣中正總統、陳誠與蔣經國。

    同年底自聯合國回臺後,彭明敏成爲學生與各界注意的焦點,演講的邀請洶湧而至,他並於每次演講中試圖解釋清楚中國或臺灣在許多複雜的國際關係中的地位,當然也於私下場合與朋友、學生討論當時的臺灣前途,於是他已不可能繼續作爲一個超然的旁觀者。

    當時私下一再討論的問題有:中央民意機構問題、戒嚴問題、龐大的軍事預算問題、反對黨問題、教育問題、特務與救國團問題、土地改革問題、黨政軍的貪污問題等。由於私下一再討論缺乏明確行動,再加上雷震案的發生,令人感覺大陸反對勢力被消滅,臺灣前途唯有靠臺灣人自己努力,遂於五十三年初,決定將上述看法草擬一份綱要,將臺灣的處境和所面臨的問題,分析清楚後分發給臺灣人與大陸人。由彭明敏的學生謝聰敏以宣言形式起草內容,魏廷朝再潤飾定稿,並稱此宣言爲<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宣言的前言指出:臺灣島上的人民,不願被國民黨也不願被共產黨統治,而是要自己統治,基於本身的利益和自保的需要,一千二百萬人民必須以自由選出的政府來取代國民黨政權,並以公共福利爲施政方針。並於宣言中揭示八點基本主張與三個基本目標。八點基本主張是:反攻大陸是不可能、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和一個臺灣、反攻大陸的口號只是導致島內實施戒嚴、國民黨政府既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臺灣、指出極繁重的軍事費用和極高的出生率是兩個嚴重的問題、國民黨欲摧毁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以削減反對勢力、國民黨經濟政策的不合理、臺灣可以獨立成爲一個國家等。三個基本目標爲:共同推翻國民黨的政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與政府、制定新憲法、以新會員國身分加入聯合國。

    由於印刷廠老闆走漏風聲,三人遂於民國五十三年九月二十日中秋節被捕。

二、當局首肯家屬委託爲彭辯護

    我與彭明敏本不相識,在他被捕之後,有一天警總一位高級官員(可能是參謀長或政戰部主任)到我家來,指出彭明敏案已發生,早在四年前雷震案爆發,政府採取嚴厲處分,這次因彭明敏是本省人,且是臺大政治系主任,又當選過十大傑出青年,在國外他是留法博士、國際知名太空法專家。因此彭明敏被捕,給臺灣的政治環境相當的震撼,當局對這個案子相當重視,國外也有許多團體替他聲援,政府本身希望這件事只是執政黨和臺灣本地知識分子之衝突,而不願把事情擴大,找了很多人和他談,都被他拒絕。恰巧此時我們截收了一封彭明敏發自獄中給其家屬的信,要其家人找梁肅戎律師爲他辯護,是不是請梁先生接受這分差事,從中疏通,並稱當局也希望梁先生

   這麼做。但我一開始就拒絕了。

    因爲我才剛爲了幫雷震辯護,而受到黨內的打壓與排擠,幾乎被開除黨籍。爲雷震辯護只是基於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的理想,结果認爲我幫助成立反對黨,如果我再幫彭明敏辯護,人家更要說我是在幫臺獨的忙,更不知要受到多少壓力。

    後來這個問題反映到中央黨部去,中央黨部祕書長谷鳳翔派人來找我,對我說,當局認爲彭氏既然要他的家人找你辯護,你可以接受,伺機溝通,避免衝突擴大,但我還是沒有答應。這時立法院CC派的前輩(齊世英、李錫恩、崔雲言)也對我說:這是很重要的政治事件,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陰影下,政府與本省知識分子間的衝突不能再擴大,當局有意緩和這件事,當事人也有意請你當他的辯護律師,你是不是可以考慮。加以當時行政院副院長余井塘也對我說,彭明敏被捕這件事,是政府和臺灣人民之間的正面政治衝突,應該設法疏通緩和,既然他們都同意你當辯護律師,這是很有重要政治意義的事,不妨答應。

    我則表示,如果眞要我辯護,起碼應先得到蔣總統的明確指示。因爲將來出面辯護,任務艱鉅,如有任何溝通妥協,若無當局諒解同意,無法完成任務。余副院長遂去找總統府祕書長張群,請張岳公去探詢蔣總統的意思。據張群傳回來的消息,蔣總統對他說:「能讓臺灣人信任的外省人不多,彭明敏還能信任一個外省人律師,叫他辯!叫他辯!」語氣並不是挺愉快的,但的確是同意了。當時我向余副院長說:「這件事情很難辦,辦好了,人家以爲是應該,辦不好兩邊不痛快。」余副院長則鼓勵我說:「這件事情中央找人和他談,他根本就不談,他自己請你,你如果不去,根本就沒辦法溝通!你不要考慮那麼多,應該毅然決然的肩負起這項工作。」就在中央有意緩和緊張情勢、當事人又找我的情況下,我答應替彭明敏辯護。

    此事談妥後,警總才將彭明敏的信交給他家人,他的母親及太太也到我家來,正式請我當他的辯護律師,並象徵性地支付了我一些律師費。

    我之所以說明這段經過,是因爲彭明敏於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接受中國時報記者的一項專訪,提及本人爲其當年的辯護律師,其中敘述說:「我家裏找他因爲他替雷震辯護過。但是他並沒有盡什麼力,只是拿我寫的辯護書在庭上照唸。他拿我這臺灣人找他辯護作爲他的政治資本,又在我出獄後找我和他合作一起在政治上發展,但我拒絕了。我逃出臺灣之後,他對人說我在海外拿了中共的錢。其實中共對我的厭恨不會亞於當時的國民黨的。」閱讀之後,至感駭異。彭明敏現已成爲海內外異議臺灣人士的精神領袖,自認爲有一個反抗者完整的自我,一個完整的人格,對曾向政府輸誠悔過,承諾不再搞臺獨的事實,構成人格上的瑕疵,自心矛盾,情有可憫。本不欲重提往事,但他竟違背了做人的誠信原則,不應顛倒黑白。對我造成重大的傷害,爲此只好將事實經過眞相公開,以正視聽。在此我願澄清三點:㈠事實是彭明敏本人要其家人找我爲他辯護,而並非只是他的家人。因爲有他一封家信被警總查獲,才引起當局的重視,使我有參加溝通辯護的機會,以達到赦免的结果。㈡我爲他辯護一不爲名,二不爲利。只是當局和當事人雙方需要的一種巧合而已。㈢他說我拿他請我辯

   護當政治資本,事實上我此後在黨內受盡排擠,一直到民國六十六年才當上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祕書長,受的傷害更大。當然我也不否認,因爲我曾爲雷震、彭明敏辯護,使當局了解我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思想,在戒嚴體制下有勇氣爲政治犯被告辯護,所以蔣總統經國先生,基於民主潮流不可抵禦,加以我有與在野人士的溝通經驗,才起用我在中央政策會負責對在野黨派的協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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