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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医疗不公透视制度本质——从罗漫•罗兰《莫斯科日记》谈起

   
    1935年著名作家罗漫•罗兰,访问苏联归来后在其撰写的《莫斯科日记》中,描述了苏联吹捧的“人民作家”高尔基如何养尊处优,富华堕落,“过着封建领主式的生活”,有四、五十个国家供养的工作人员天天为他一人服务。同时该书客观地披露了:“身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伟大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人,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身变成一种特权阶级,并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欲变成特权阶级”。这部来自于本是看好“社会主义制度”的苏维埃老朋友——罗漫•罗兰的著作,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打着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红色贵族”们的谎言。如今70多年过去了,由“为人民服务”,到代表“最广的人民利益的”的中国特色医疗制度安排,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罗漫•罗兰笔下的场景。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查报告》数据称: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每年开支约为500亿元。这笔挤占百姓医疗资源,每年供“红色贵族”们养生、享受消耗掉的巨额资金,足可挽救那些因无钱就医而死去的无数贫困者的生命。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而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80%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疗养院,而大医院、疗养院,又多是为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红色贵族”们服务的。如此以来,在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医疗体制安排中,制度的本质究竟体现了谁的利益,又为谁服务,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那些创造社会财富的劳苦大众,一面要被捧出来作为“社会的主人”;一面却又把他们排除在社会服务之外。那些“满嘴跑火车”,大谈“学雷锋”、“讲奉献”、“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的红色贵族们,哪个不是以“公家”的名义,住豪华宾馆、豪华别墅,坐高档轿车,如同高尔基似的以级别、权力大小不同,身边分别配有秘书、保镖、司机、医生、保姆、厨师、勤务人员等等,不仅为他们个人,且为他们家庭无偿服务。他们用“人民公仆”的金字招牌为“免费证券”,在一切社会资源领域“通吃”免费大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还要“谆谆”教导人民,即使总统下野也不能享有特权的西方国家,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剥削制度,而他们才真正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平。
    回首前几年“医改”情况分析,中国2002年的GDP总额10.4万亿人民币,卫生医疗总费用5084.2亿元,占GDP的5.3%,但是这笔开支的63%是由老百姓个人承担的,人均403元。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排序中,我国仅排在第144位,远比人均GDP不如我国的埃及(63)、印尼(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等国还低。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曾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该组织得出的一个令中国政府耻辱不堪的结论是: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这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多么巨大的一种嘲讽。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税收大幅度提高,不能说政府手里没有钱。但各级政府除了把钱用于保障红色贵族利益阶层的享受消耗,还花于大建好大喜功的“面子工程”,“政治工程”,甚至贪污腐败,挥霍浪费,以至于忽视百姓“生老病死”的现实疾苦。如今城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楼堂馆所林立,各地政府机关大楼修得比欧美等发达国家还要豪华气派。各级官员不仅暗地权力寻租,而且工资一调再调。他们穿名牌、戴名表,吃喝玩乐、公费疗养,公费旅游,出国观光、各地考察,即使调息、养病都由国家统包,大把、大把花钱,从不受纳税人的制约。具体到医疗服务领域,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任由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解体、放弃社区医疗卫生网络的整合和建立,而不断扩张城市中心医院和贵族医院。眼下农村人比城里人更惨,医疗优质资源多集中在大城市。城市某些居民尚可享受极低水平的医保、社保,农民却只能“小病扛,大病拖,重病等着见阎王”。现在老百姓自费花的钱多了,能得到有效治疗的病人却少了,看不起病或治不起病的人多了,因无钱治病而病死的人也多了。中国那么多劳苦大众以赋税方式向国家上交的血汗钱都到少数“通吃”者的贵族病房与度假村里去了。仅就国家卫生部2003年统计公认的数字证明:现今中国大陆,有近50%的人应就诊而无钱就诊;30%的人应住院而住不起院;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因病而返贫;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因治不起病而丧生!如此不公的社会现实,哪里还有“和谐”可言?
    社会虽然由于人们的禀赋、能力、所处地区等各种因素与自然条件的不同,客观上会有贫富差别,但在社会地位与竞争机会上应是相对公平的。中国社会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一些公共政策在制订出发点上,就不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保护垄断权力、财富的特权阶层。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允许民主监督,舆论公开。中国的医疗服务只不过是透视了这种制度本质的一个窗口而已。美国学者萨托利在其《民主新论》中说,每一代人都应有平等的起点,也就是“为了平等地利用机会,从一开始就应具备平等的物质条件”,社会应该使“每个人从一开始就有足够的物质条件以便得到相同的能力而与所有其他人并驾齐驱”。用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标准看,中国目前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而我们的制度本质竟是用13亿人的80%资源为850万党政干部服务。特别是近10年来,以国企、医疗、房屋、教育、失地农民、城市水电气等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的改革为例,大都是以牺牲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为代价,让少数享有特权和垄断资源的人获利,形成官商勾结,与民争利的权贵资本利益阶层,因而导致腐败丛生,民怨沸腾!不断强化改革中出现的“马太效应”。根据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从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1986年以来,治安案件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

    这些年来,中国的GDP以两位数在增长,国家财政收入更是以夸张的速度攀升,让民众支出的各种杂捐苛税也是年年增加,只有最关乎民众福祉的工资收入和公共福利,却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如今民众无不抱怨: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就不了业,煤矿事故死人比全世界同行业死人的总和还要多。其中,住房、教育、医疗,被老百姓称之为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压得人们喘不上气来。而社会分配贫富悬殊越拉越大;整顿吏治却越治越腐败。正如胡鞍钢等人所警示的那样:“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在社会保障“少数人通吃”法则成为制度本质的现实中,当摆脱贫穷的努力遭遇到不公正社会制度制约的时候,首先产生的是人民对社会制度公正性的渴望。然而,眼下红色权贵阶层利益却对民众利益不断挤压,这种挤压的结果就是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权贵阶层凭助公共权力挤占下层民众的权益,公正分配与调节社会资源的机制失衡,贪婪的权贵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形成强烈的官民对立、贫富对立格局,外部性的制约因素导致大量贫困人口处于生存难境。公众感觉和国家宣传的截然背离,反衬了官方“太平盛世说”的虚假。当一个大学生四年学费等于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时;当房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达到了近20倍时;当65%的中国老百姓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时;这种“太平盛世说”岂不成了天下的笑柄?然而,官方为了维护这种假象,却借口“稳定”,打压维权,封杀舆论,坚持高压统治,保障红色权贵利益不受挑战。在这样一种社会畸形发展,又不允许民主监督的竞争道路上,决定社会权力与财富分配的制度本质只能是少数人的意志。这样的现实,不能不让我们想起罗漫•罗兰访苏归来揭露“社会主义苏联”假象的《莫斯科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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