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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且看苏共政府曾如何欺负中国——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之垢

   
    1945年,由斯大林、宋子文主谈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形式上看也是两国以平等者身份的对等谈判,但实质上却产生了一个苏共政府趁人之危的极不平等谈判后果,乃至于成为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的一块“心病”。为此,他曾感慨:“他人只知我权力之大,而不知我痛苦之深。”
    当时的中苏两国,一个是推翻了旧帝制的“共和政府”,一个是摒弃了沙皇统治的“苏维埃政府”。两者比肩而立,为什么会缔结一个不平等的新条约呢?究其原因,是谈判双方所处的地位有主动和被动,优势和劣势不同所致。一个急于待客的人,在自由交易市场上花大价钱买了唯一一条鲜鱼,既不能说是一种“显失公平”的交易,也不能说是买方的失败。因为他毕竟用钱买来了需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与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政府签署的那种不平等条约是有区别的,斯大林对中国是在用软刀子割肉。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基本内容,是蒋政府以承认外蒙的独立和苏联在东北享有特权为条件,换取了斯大林对日作战和承诺不支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两项承诺。
    1944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和苏联统帅斯大林在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举行“三巨头会谈”。当时,苏方预先推知英美两国领袖必在会议上要求苏联对日作战。因此,斯大林事先起草一个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苏联在中国东北受日本诡诈袭击而丧失之权益,应予恢复;承认中国在东北领土主权的完整;外蒙古应维持现状(当时外蒙自称独立,但国民党中央政府未予承认;中央政府与外蒙既无关系也无冲突);大连港应国际化……。这就是世所诟病的“雅尔塔密约”。据斯大林的说法,该条约“系莫洛托夫起草,罗斯福、邱吉尔仅照式签字而已”。

    雅尔塔密约签订不久,即由美国政府通知了中国政府。于是,蒋介石即命行政院长宋子文先会晤罗斯福,后亲赴莫斯科,谈判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此期间,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申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苏在此时机,援助中国使之达到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与国家的统一强盛,中国人民皆将以苏为友,苏将来一定可以得到中国方面真正的合作与互助的利益;其二,中国业已取消不平等条约,帝俄首先租借辽东半岛,实开恶例,列强援例租借,使中国损失很多权益,中国不能接受任何租借方式的这种要求。这也就是宋子文赴苏谈判的基本立场。
    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抵达苏联,与当时的傅秉常大使和胡世泽次长一起约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先后三次谈判,都在是否承认外蒙独立问题上各持已见,找不到协议区,一度使谈判陷于僵局。斯大林坚持要国民党中央政府承认外蒙独立,而宋子文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坚持外蒙“维持现状”,最高限度只能默许苏方必要时可驻军,并以高度的自治给予外蒙。谈判濒于破裂。为此,宋子文不得不请示蒋介石,在此问题上妥协。后来,中苏双方又于同年7月9日和11日进行了两轮谈判,主要是讨论苏方提出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诸如,铁路运兵和管理问题、苏联在大连享有优越权问题、旅顺的区域行政权及附属岛屿的设防问题。当时,中方主谈人宋子文处境很难,既要在民族危亡之际求助于苏,又很难满足斯大林趁人之危,讹诈的胃口。因此,在谈判中处于无可奈何的劣势地位。苏方正抓住中方的这一需求心理,态度强硬,要求中方进一步妥协,否则,就不出兵。苏方在谈判中诡诈地运用了刺激中方需求,而潜藏自己需求的阴暗手段,以随时可能退出谈判相胁迫,一直在谈判中占有上风。这是由于苏方因不恐惧谈判失败,而营造的优势所致。而中方则不同,当时国民党政府内忧外患,处境险恶,犯了急于求成的谈判之大忌,把已方的需求赤裸裸地暴露于谈判桌前。这就决定了中方在谈判中的被动局面。直到1945年7月12日最后一次谈判,斯大林以要赴柏林参加波茨坦会议为由宣布暂停谈判。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的关键问题是苏联出兵东北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外蒙独立问题;二是苏联在东北的特权问题。斯大林的理由是:①外蒙对西伯利亚东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苏应有自己的法律权;②外蒙既不愿加入中国,也不愿加入苏联,故应独立,中国无代表在外蒙,外蒙也无代表在中国,故中国应承认其独立;③苏联想日本在20年至30年后,将恢复其力量,但苏联目前在远东防止日本再恢复其力量之准备,尚嫌不足,正在建筑的彼得罗柏夫罗夫斯克和特卡斯脱里两军港,及由该港至铁路干线的铁路以及在贝加湖以北的铁路,估计需20年至30年的时间才可完成。因此,苏需要有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和外蒙方面自己的法律权。
    斯大林的上述理由是毫无道理的。既然战后日本国力的恢复需20年至30年,苏联远东国防计划的完成也需20年至30年,那么20年至30年后,即使日本对苏联远东领土产生威胁,苏联已有了充分的力量可以抵御。而在日本还没有恢复国力的20、30年间,苏联何必在外蒙驻军和在我东北要求特权?况且外蒙既然是一个独立国家,苏联又怎么可以在一个主权国家驻军?其实苏联的真实目的在于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因而宋子文在谈判中明确地表达了已方的反对意见:①苏联在1924年宣布过中国对外蒙享有宗主权,英美也了解当前外蒙的这种现状,中国不能改变这一现状;②中国孙中山倡导革命以来,已将保障国家领土完整的意识灌输给人民,任何政府违反此项方针,决不能见谅于公论;③外蒙已有苏联驻军,足见中国承认外蒙独立与否,并不影响苏联的权利。中方愿将外蒙问题暂且搁置,首先探讨解决双方的实际利益。但是苏联在这一谈判中始终占有优势,并不急于求成。当时,波茨坦会议即将开幕,苏方抓住这一时机,巧妙地利用了时间战术;示意中方如不让外蒙独立,斯大林在赴德与杜鲁门、邱吉尔会谈时,就不能承诺出兵。为此,中方又退让了一步,答应给外蒙以高度的自治权。斯大林仍不答应。无奈,蒋介石只好向宋子文发出了一道再次退让的指令“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的根本解决……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统一。于此有三个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能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问题如左:①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中苏共同利益计,中国准备与苏联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年。至于旅顺之行政管理权,则应属于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正完整,中东南满路干线可与苏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至于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之事业,均不包括有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均为20年。②在最近一年间新疆发生叛乱,以致中苏交通隔断,商业贸易无法维持,切盼苏联能依照以前约言,协同消灭此种叛乱……至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现应仍为新疆之一部。③中国共产党有其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未能全归统一,深盼苏联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中国政府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一平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予外蒙独立。外蒙之区域范围,应以中国之旧地图原疆界为准。深望苏联政府能明了中国政府极大之牺牲与诚意,切实谅解,藉以获得两国久远而根本之合作。”
    宋子文得到蒋介石的上述明确指出之后,与斯大林举行了关键性的第四轮会谈。双方都以牺牲中国共产党为筹码。斯大林一再表示,苏对中共以往不予支持,将来也无支持之意向。苏联的援助只给予中国中央政府。斯大林认为,任何人不能推翻中国国民党政府,并说朱毛不过是一种“农业改良运动”,是不是共产党都成问题。此时,苏方在东北物权方面也做出了一些让步,最终双方完成此次谈判,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从总体上讲国民党政府过分看重了苏方的力量,想借助苏联的力量既打击日本、又排斥中共。岂不知斯大林在对待国共两党问题上一直是一手托两家,态度暧昧,左欺右骗,甚至连蒋介石本人也不相信斯大林关于不再支援中国共产党的承诺。中方以外蒙独立和东北特权的重大妥协,建立在仅仅请求苏联出兵基础上是得不偿失的。实际上蒋介石的“攘外”与“安内”的双重谈判需要,只满足了一个,而另一个则仅仅是斯大林的一张空头支票而已,历史的发展,恰恰证实了这一点。斯大林曾如此玩弄中国政府,欺辱中国人民,毛泽东“登基”后却将其膜拜为“苏联老大哥”,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讽刺。
    (转之《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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