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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二合出三新思维—— 一分为二哲学走向末路

   
    一分为二思想是由矛盾论中演化而来的,即一切从两个方面认识的两点论、两面观。一分为二思维在世界进入冷战之后,逐步走向极端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极端认识的出发点是一切都从对立的两个方面,“不是黑,就是白”,没有折衷,没有选择,也没有第三条道路。这种思想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新历史条件下的统治思想盛行一时,披着辩证法的外衣,冒充新思想、新观念。其实,它不过是社会走向对抗,人们思想方式逐步形成的一种绝对化的、简单的、认识事物和处理事情的思维定势。人们受这种思维的影响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好的就是好的,好到天堂;坏的就是坏的,坏到地狱。今天是革命的,就红到脚心;明天又是反革命的,就黑到心肠。我是正义的 ,那么一切不能与我保持一致的,则都是邪恶的。只讲斗争性,不讲妥协性 ;只讲绝对性,不讲相对性;只讲矛盾双方的相互排斥,不讲矛盾双方的融突、融合;只坚持对对立面的全面否定,不讲对对立面的合理肯定;更不可能通过否定自己的不合理部分和向自己挑战来肯定对立面的合理部分,以寻求淘劣择优,共同扬弃、升华。十年文革大批特批“调和论”,反对“折衷主义”,抵制阶级合作和政治妥协。任何不坚决、不彻底地打击“反动派”的主张都为“革命者”所不齿。于是,社会就充满了仇恨与对抗。人压人,人整人;越无情,越残酷,越是“革命者”,越有“阶级觉悟”。这就是一分为二的思想极端化的社会现实。
    谈判作为一种人类生产和平的工具,从本质上看是对坚持暴力对抗的一种否定。社会选择用谈判的方法解决争端的本身,就意味着放弃对抗而采取和解的立场。然而,人类在对抗性的社会实践中,长期形成从对立的观念出发来看待谈判,寻求我胜你败或“占上风”、全获利的谈判结局,而不是相互妥协,互惠互利,通过共同扬弃来实现统一。结果常常是把一种对抗变为另一种对抗,一场战争转化为另一场战争,难以获得谈判的成功。
    值得庆幸的是,当今世界受极端化一分为二对抗哲学统治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在善于为自己利益而竞争的同时,也善于为自己的利益而妥协。
    所谓“二合出三”新思维,是在对事物的总体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结合一分为二发展而来的思维。它不仅认识到事物的矛盾性、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一个方面、一种性质,更强调事物的亲和、合作、合二出三地积极扬弃对抗性、发展一致性的规律和方向。

    谁深刻、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了这种事物发展的规律与方向,谁就不再是社会的尾巴而是大脑。
    对立统一仅仅反映了事物既是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一种认识;一分为二也仅仅是揭示从两个方面,两个角度,两点论地认识事物和处理事物的一种方法;而二合出三则更准确地反映了事物在对立中合作,在合作中斗争,积极扬弃,共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它是一种全面的、综合的、灵活多样地认识事物、处理事物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体系。二合出三新思维的基本内容是,他认为在同一事物的相互对立与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果既不是甲又不是乙,但又包含着甲和乙的积极因素,否定甲和乙的消极因素的“第三种事物”。
    例如,我们用红黄两种对比鲜艳的色彩调和,所出现的色彩既不是红,也不是黄,而是保持了红黄两种因素的新色调。再如男性与女性结合孕育的子女,尽管承继了父母双方的遗传基因,但既不是父亲本身,也不是母亲本身,而是新的第三生命的产生。
    二合出三不同于“合二为一”的哲学观点。合二为一虽是一分为二思想的一种补充或发展,但含义并不积极。它不利于反映事物通过结合所导致的发展变化。合二为一所表达的含义只是强调了事物的亲合性和一致性,“一”是“二”的结合,而不能反映“合二”多导致的升华。因而既不能指导人们积极的认识事物,创造性的解决问题,也不能启发人的主动性,不断的批判旧事物,创造新事物。
    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把二合出三思想等同于“折衷主义”。折衷主义常常导致人们“莫衷一是”,“鱼目混珠”,有理无理三扁担。它从坚持对抗、激化矛盾的一段,滑向掩盖矛盾、回避矛盾的另一端,使人处于保守的立场,助长堕落无为,腐败僵化,不思进取,不利于人们合作一致,创造新生。
    合二出三新思为较科学、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从对抗走向妥协,世界从冷战走向合作的历史性大变革;是人类走向全面自省的一种时代精神财富;是开启我们思想枷锁,破解人脑死结的金钥匙。
    我在15年前撰写的《对规定的否定》一书的结束语中这样写道:“我们感到马克思之后的百年来,哲学思想没有革命。人们的思想被关闭在一个神化了的,然而却是旧的辩证法的宫殿里。人们颇有一种被自己不断发明出的一些规则束缚了自己思想的感觉••••••哲学本身需要人们不断地去批判、总结、提高。在希腊的科学、文化、思想取得了极大成就的伯里克利特时代,斯巴代的贵族寡头集权制和雅典的贵族民主制两种制度充分表演之后,才产生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思想家。他们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来了一个大总结、大提高。正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由牛顿的科学时代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国和法国的不同类型的革命和制度,才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的总结、提高一样。我们想信经由苏联“十月革命”的失败和东西方各种制度的充分比较之后,在以电脑为标志的新型智能革命之中。也一定会产生一个新的、伟大的哲学体系去总结、提高。
    (首发《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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