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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 “白脸盆提来的”往事


    母亲处于一个鼓励生育的年代,一生育有五男五女,其中有三个女儿在战火年代因惊吓疾病夭折。我是父亲的“老生子”。生于1955年10月24日,那年是阴历羊年,且是九九重阳节降世,故乳名阳子,但街坊邻居呼来唤去,“阳子”便成“羊子”了。俗话说“十羊九不全”,无奈我应了九这天数,天生一个倒霉胎,悲剧的种子已深植于我的胎骨里了。那悲剧,是种子与土壤的“不谐和”;是自然天性与文化桎梏的悲剧。我天生营养不良,加之父亲在我出生两年后即被打了“右派”,家境从此败落,一大家子人常常靠变卖财产维持生计。1960年中国进入了天灾人祸的饥荒年,全民多赖树叶草根度日,而父亲又因成为“右派”,退下教育岗位,可谓雪上加霜。幸蒙父亲所在学校,念他毕竟为解放烟台做过贡献,退休时把学校一只大奶羊送了父亲。我的童年,就是靠这奶羊补充少许营养成长的。
    那时我这“老生子”多灾多病,从小就成为拖累全家的包袱。自我懂事起,就常听哥姐们唠叨,我是被人用“白脸盆提来的”小累赘。这典故是有来历的。母亲生我那天下午,大人们为了在家迎接母亲生产,便驱赶还是孩子的哥姐们早早上幼儿园。哥姐们出门时巧遇提着白脸盆来接生的医生。当哥姐们傍晚返回家时,便凭空多出个呱呱啼哭的五弟,缘此他们便说我是“白脸盆提来的”,以至于我穿补丁衣、开裆裤的孩提时代,还真常常独自面对天空繁星闪烁,陷于“我是从哪里来的”迷惘中。 (博讯 boxun.com)
   
   

   
    我的童年是在烟台市新安街一号小楼上,听着二哥工作之余,哼着印度电影《拉兹之歌》“流浪、流浪、到处流浪……”和用口琴吹奏俄罗斯民歌《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的悠扬旋律渡过的。那座小楼的东家姓滕,是个资本家。父亲当年就是租了这半壁小楼开办律师事务所的。中共建成制后,我们仍住在这里。这座小楼木质结构,上下两层。我们家居东半楼,楼上三间,是父亲的卧室、客厅与书房,楼下一层是厨房、餐厅与子女们的卧室。我是“老生子”,与父母同住在楼卧室里。(我的童年与父亲)
    父亲一生喜好字画,瓷器、古玩与硬木家具,屋子总布置的古色古香,充满了书卷气。楼的顶层全是露天凉台,父亲用来养花健身。那时烟台市四野里都是平房,天空特别特别的矮,置身于楼顶凉台上,尤如鹤立鸡群,极目环望,南山上的四灵区,琉璜顶上的尖塔、阁楼和北海碧波中的码头,尽在白云飘忽的视野中。楼下有前后两个院落,前院是我儿时打陀螺,摔四夹的敞亮地。父亲退休下来,又在前院养了那只学校送的奶羊和一群雏鸡。后院里栽满了枣树、石榴与核桃,已长到二起楼高。初夏时,院里开满了火红的石榴花,像燃烧在枝头上的一把把小火炬,绽出了它的生命力。初秋时,满树串串的大红枣、青核桃和裂着嘴直笑弯了枝条的花石榴,都那么诱人,至今想来还色香依然,历历如昨。
    这座小楼的侧面,是片辽阔的广场式大院,空荡无迹,历史上是片墓地,乱石成堆,杂草丛生,野猫、黄鼠狼横行,老人们称它为“后茔”。中共建制后,这里只是早上有蔬菜批发交易,9-10点钟便已散去。广场的一角,堆满了空筐、苇蓆、草包和棚布。这里便成为我学龄前后的一个生动世界:许许多多有情节的梦想和有故事的戏剧,都曾在这里展开。我常从一楼的侧窗猫跳进去,与四邻五舍的孩子们,老鼠似的把那些空筐、草包大垛,掏成隐蔽的隧道与碉堡,并设计机关、陷井等,在里面养猫、养狗、玩游戏、捉迷藏。有时逃学或干了坏事,躲在里面,彻夜不归,大人们找不到。我记得当年四哥逃学后不敢回家,就藏在这儿,是小姐偷偷给他送些吃的。半大小子们竟还私下把女孩子约进去亲嘴儿。那时,我们在这大院里放风筝、踢足球、打加加、弹玻璃球。夏捕蜻蜓,秋捉蟋蟀,冬天在皑皑白雪上,支着竹筐,诱扣成群的麻雀。下雨的时候,我还常常躲在草包洞里,一个人静静地啼听自然的声响。我不知从何时起染上喜欢独处的习性,常常一个人面对空旷的世界,凝思、遐想。我在心灵中自己对自己呐喊;在孤寂中经验自我的存在。孩提时代,我既好动、又特喜沉静,唯那种孤独的自我,才令人感受到时空的辽阔,心灵的空旷和情感的深奥。那片白云飘忽下荒野般的广场大院,真是一个扑朔迷离,神秘而又刺激的世界。那种天籁的乐趣,较之当今的游戏机室和网吧,更诱人逃学,离家不归;那片大院召唤出的质朴野性,也更贴近生命的源头。
    直到文革时期,这如摇篮般摇烂了我多少童年欢笑的地方,竟被大杀风景地建造成“毛泽东思想大型展览馆”,从此结束了它动人的野味史。
    我家小楼身前,便是烟台有名的西南河。那条河十几米宽,水自南山而来,通过南大街下的桥洞,流向北海。西南河当年是露天的,平时水流很细,河床两侧长满杂草。但一到雨季,河便鲜活起来,滚滚的黄水从山涧里淌了下来。孩子们用一些破网、竹筐在齐腿深的水流中围捕流来的鱼,隅而还能喜得从山里冲来的虾蟹,尽管常常也是一无所获,但伙伴们还是乐此不疲。我们在河水里戏闹,在涌流中摔跤,那种童真的烂漫,如同那荡漾的河水一样,延伸在我的整个孩提时代。
    童年的我,最企盼过阴历大年了。那年的意义,不仅意味着穿件新衣,吃顿水饺,得几角压岁钱,更让我难忘的是那种气氛,那种热闹。父亲很重传统文化,尽管当时家境窘迫,但一入腊月门,父亲便开始忙年。我记得每次过年,父亲都在二楼大厅里悬挂起六角硬木纱灯,灯面上的三国典故,在幽幽烛光中映亮,情景活灵活现,人物栩栩如生。我记忆最深的还是“张飞鞭打鲁游”的场面。每到大年三十,父亲便在大厅点起纱灯,摆上贡桌,铺张大红金丝龙图桌围,桌上端放着祖上灵位,一面一樽高脚腊台,燃着红红的蜡烛,台面上摆满父亲精心准备的鸡鸭鱼肉,水果点心等贡品。这天父亲还要亲手采些偏松、冬青类的绿色枝叶,装满两侧花瓶,全天焚香。父亲在大年三十晚零点准时贡饺,奉祀,他率领一大家子人,在灵位前恭恭敬敬地焚香作揖、烧纸洒酒,一丝不苟,甚是认真。等祭奠完毕,孩子们才能吃年饭,放鞭炮,拜父母,得压岁钱。即使在外成婚的大哥一家,也得正点回归,无论哪个子女成家后,都无一例外。那浓浓的年味,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始终飘散不尽。
    我的孩提时代,是一缕青风,在原野里跳着高的撤欢;是一条小溪,在鹅卵石间哼着小调纵歌;更是一片飘忽无羁的白云,总让幻想睡在辽阔的天空上。那些浪涌而至的记忆,幕幕都是一种充满神秘、烂漫而放任的意识流卡通。
    在这大家庭中,我最小,且体弱,父母对我宽容了许多,哥姐们也都让我三分。尽管我天生一个多病的“羊羔”,但却任性、顽皮,在街坊邻居中出了名。那年代,七八个孩子的母亲,往往管了这个丢了那个,总顾及不全。记得我6岁那年夏末,在广场大院疯玩了一上午,午饭时母亲找不到我,院里院外喊焦了嗓子,等我饿得返回家时,已是午后两点多了。母亲见了我气的怒目斥责,先是让我吃了个用羊奶调制的馒头,揍了我几下,便把我扯上二楼客厅的红木躺椅上,硬是逼着我睡午觉,说等她倒出手来再收拾我。母亲说着便又匆匆下厨房忙起家务。那时的我,性子野的收不住心,母亲刚进了厨房,我便蹑手蹑脚的逃了出来,与那些大点儿的孩子结伙,一起上了毓璜顶后山的烟台第二中学水库附近玩耍,在水库后半坡的草丛里尽兴地捉蚂蚱,摘酸枣。此时,一只绿色大蜻蜓从肩头掠过,飞落在水库边的芦苇上。它那身绿彩,那晶莹的翅膀,在阳光的照耀下,甚是璀璨诱人,我禁不住悄悄地从陡峭的山坡向下蹭去。我蹭着、蹭着,就在即将临近水面时,脚下一滑,一头栽到水里。当时我那么小,不会游泳,极度紧张,本能性反应就是,腿与胳膊奋力扑腾。我愈是朴腾,身子就愈往水中旋去。那些小伙伴们见我落水,惊的大呼“救命啊!救命啊!”可水库这半坡压根没人。我在水中没命地挣扎,只觉得身子时而无力沉落,时而蹬着起浮,水一口口灌进肚里,渐渐地精疲力竭了,大脑里那种生命源头的张力已经衰驰,频临灭熄的意识仅仅是亮在生与死边沿上的星点了。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完了……我完了……慢慢那意识的星点便暗淡下去…… 。
    当我重新恢复了知觉时,已在夕阳的余辉中,光着身子被倒挂在山坡的槐树干上了,头下淌了一地水,薄薄的短衬衣已晒干。这时伙伴们告诉我,烟台二中学生在水库对岸游泳时听到呼喊,游过来救了我。我真不知是幸运,还是苦命,那么弱小就险些被死神的磨盘碾碎。当天傍晚,我穿好晾干的衣服,脸色苍白地回到家门时,才意味到自己是逃出来的,将会有一场更猛烈的教训正等着我。父亲退休后,为了拉扯子女,不得不在街道服务站看门。我回到家时,父亲还没下班,母亲正在楼下门厅里撵面条,我蹑手蹑脚地想悄悄溜上楼去,但被母亲发觉,一把将我扯进屋里,抡起手中面柱,不由分说就是几下,痛得我呲牙咧嘴。她看看我弱小的身子,怕打坏了我,便又改用二哥的球鞋,拍我的后背。我当时已被水灌了个半死,没有半点抵抗力,只是低着头,强咬着牙挺着。恰在这时,父亲下班回来,母亲便停了手,向父亲告状。
    父亲看了看我说:阳子,你不要不听说,到处乱跑,我在服务站下班时听说,今儿下午有个孩子掉到二中水库差点儿淹死!
    我听这一说,心里怦怦乱跳,低着头,不敢吱声,想蒙混过关。谁知这一消息竟不胫而走,第二天便传遍了四邻五舍,成为这一带的新闻焦点,说掉到二中水库差点儿淹死那孩子,就是“羊子”。父亲听后急了,立即跑回家追问我,我不得不说实话。父亲从不粗暴地打我们。他惩罚子女做错事的方式,就是直立举棍,根据所犯错误的轻重和他的心态,决定时间的长短。这是种反思加体罚相结合的教育手段。当我向父亲说了实情后,心想怕又该挨罚举棍了。谁知父亲一把抱起我,心痛地抚摸着我的脸,怨我不早说出真相。母亲也后悔我淹了个半死,还打了我,眼圈红着背过身去,不忍看我。父亲说:那些救了你的学生是我们的恩人,要尽快找到,答谢人家。我记得当时哥哥跑了二中几次,才找到救我的学生,家人厚礼登门谢恩,才了了全家心愿。我至今忆起,若不是那几个学生,我生命的波纹早就在人世间抹平了。
    我大难不死的来年,便入学了,就读于烟台道恕街小学。当时小姐与四哥也在这所学校读书,起始时我常常跟着他们上学,像个小铃铛。上一年级时,我的同位是个女孩子,大眼、果脸,嘴角上常常笑出一对酒窝。每周有三个下午早放学,到她家上学习小组。她的学名我已遗忘了,只记得她的母亲喊她英英。那天学习小组解散后,英英拉着我一起到幼儿园接她妹妹。到幼儿园后,我要解手,英英说她也要去,便带我一同来到园内儿童厕所内,但想不到这里的厕所男孩女孩通用。我至今弄不清那时刚脱了开档的我,从哪来的一种羞臊感,竟站着不知所措,而英英毫不在乎,脱下裤子便了,随提起裤子站到我面前,用命令的口吻逼我快点。我只好红着脸抠出小巴,英英瞅了我一眼,便“咯咯”地笑着跑了出来,那笑声就那么莫名其妙地印在我的记忆了。人这玩艺,真是不可琢磨,难狱之下,怎么就浮出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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