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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为市场经济改革打开的牢笼——反击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紧箍咒

   
   
   
   
   2006年以来,中国新左派言论甚嚣尘上,是自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最高涨的时候。除了韩西雅和马宾痛批郑必坚主张融入“全球化”的文章引来不少关注外,北京大学学者巩献田大批正在起草的《物权法》“姓社姓资”的公开信也是一例。该公开信声称“《物权法(草案)》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妄图开历史倒车”,也一度引发了舆论哗然。再有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自居的周新成,不久前也在社会科学院学报发表文章,重复“狼来了”的故事,对中国可能出现类似东欧那样的内部和平演变提出警告。更有的人虽对眼下的“市场经济”改革本身并未提出异议,但一直在网上发起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强行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添加定语,套上笼头的攻势,如最近网上到处张贴的《市场经济主体论再批判》一文。

   今年3月4日,国务院属下研究机构数十名官员、资深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在北京郊区杏林山庄,举行一次名为“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研讨”的所谓“西山会议”,讨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和问题。“中国经济改革组织”。会议对涉及中国改革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中国的改革方向产生了严重分歧。此后网上又发生了许多左派言论挑战市场经济改革。最先刊登“西山会议”《纪要》的是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持批判立场的网站《华岳论坛 》。一名参与当日会议的人士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认可了该纪录的真实性。而此前不久,《人民日报》前副主编周瑞金则以非同寻常的“皇甫平”笔名,在《财经》杂志撰文表示要继续推进改革,说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但此文一出,立即遭到中国新左派学者围攻。别据2006年2月21日“德国之声”消息:中共党内有不少人认为,市场经济政策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批评的矛头直指前任总理朱熔基及其经济智囊。《法兰克福汇报》和《世界报》也报道过,中共党内年老的正统派和年轻的“新左派”都要求胡锦涛让市场经济改革,回到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上来。由此可见,一场怀念计划经济的反市场经济改革思潮,正在暗流涌动。而中共主流意识形态,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捆绑一起,以图左右逢源,回应彻底改革与保守两个方面的责难。然而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今后改革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迫使作者不得不理直气壮的对新左派思潮回流予以反击。
   早在“民主墙时期”,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就开始了否定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之一——计划经济。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从理论到实践,先后跨越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等几个台阶,直到今天已彻底废弃了计划经济,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谓新提法。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历史,本质上就是市场经济与反市场经济的历史,就是一条不断“去社会主义化”的历史,也就是用“资本主义救中国”的历史。回首这一历史进程的哪一步,没有思想界、理论界探索者们付出的惨重代价,而民间派异见人士始终都站在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前沿,一次又一次地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天津已故的汤戈旦老先生,就是这一高举“市场经济”旗帜群体的典范。作者本人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多次遭到审查迫害,不仅剥夺了作者经国家公考的律师资格,且以“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接连查禁了作者的五部百万余字的理论著作。之后,哪家报刊发过作者的文章,哪家报刊的领导编辑就要遭到追查。四年前,作者又因继续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放弃市场经济的紧锢性定语“社会主义”,而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文章“以言治罪”。
   作者之所以要反击为市场经济强加“社会主义”的定语,是基于深刻反思了后“文革时代”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改造中国的成功实践,是希望不要用与市场经济南辕北辙的社会主义教条,束缚了市场化改革的手脚。从中共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分析问题,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所谓社会主义,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否定形态被主观推论设计而来的。如果我们不否认任何概念都有其质的规定性,便不难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有市场,但不能等同于市场经济形态,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中可以有计划手段,但不能等同于计划经济形态一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质的区别。即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具备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说羊羔会有狼的属性那是骗人。所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标准”的说法,纯系偷换概念。而恰恰相反,国家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多少,才不是决定经济形态根本属性的特征。国有制占主体的市场经济,也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已。那种把葡萄酒装进“二锅头”瓶子里,硬说葡萄酒就是“二锅头”,是典型的制伪造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已成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与相应体制改革的桎梏。这不仅导致“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僵化观念至今不能突破,且会给借社会主义教条反改革的人提供口实。我曾在法庭答辩时,公诉人将我主张扩大产权制度的民有化改革,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证据之一进行公诉,就是例证。由此可见,不跨出这道“社会主义”定语的门槛,中华民族的经济改革事业就会至此终结。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是搞不得“战略模糊”的。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就必须正面迎击新老左派假“社会主义”的紧箍咒的发难,名正言顺,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进行融入全球化时代以资本扩张为动力的世界经济体系。
   人类百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就是资本扩张与反资本扩张的历史。“柏林墙”倒塌的史实,不是戈氏“新思维”的成果,而是反市场经济秩序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无一例外地走向失败的历史性结论和资本世界化扩张趋势不可逆转的现实性力证。今天人人都在谈全球化,但却不能解读全球化的深刻本质,那就是由资本机制推动的现代价值增殖与市场配置资源的世界性贯彻。简言之,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世界性扩张的全球化。谁最积极、最全面、最深入的参与这一全球化过程,谁就将是最长远、最根本、最彻底的受益者。这是史实,不是主义!什么都可以造假,唯社会发展规律不能造假。不要认为偷换概念就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市场经济是一定会挣脱强加给它的政治羁绊,按其自身属性与自然规律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尽管较之否认市场经济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依然是个认识误区,是经济学上的伪科学。不管它是谁提出来的,都不能神化盲从,不能像宗教信仰那样拒绝批判。
   人类探索真理的进程是没有止境的。作者不相信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所赢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就是现今中国改革事业的终结。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坚持还是放弃“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已成为改革与保守政治分野的现实标识,并将注定成为今后30年决定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解放能否越出禁区的关键。实践一定还会向前走,认识也一定会有新突破。21世纪的中国又有不少异议人士为这一认识突破,为捍卫一个“真”字,喋血在中共意识形态一定要借助法律手段维系的这一“认识误区”中了。这是要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制现状的何等悲哀?
   然而,中国的变革事业还在往前走,历史已经验证了中国异见人士所追求的目标的正确性,并将继续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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