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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与欧盟——隔着篱笆的“牵手”

   
   
    中国与欧盟都是主张多极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自1975年中国与欧盟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以后,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中欧关系。江泽民1994年9月12日在法国访问时提出了中国同欧盟关系的四项原则,即:一是面向21世纪,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二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三是互惠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四是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1995年欧盟通过了《欧中关系长远政策》文件,1997年5月中法建立了“全面的伙伴关系”。1998年中欧关系进入一个全面改善的新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欧盟决定不再向联合国人权会议提出针对中国的提案,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加强欧中政治对话;欧盟委员会发表了《与中国建立长期和全面伙伴关系》的政策性文件,建立双方首脑定期会晤制度;欧盟外长理事会决定不再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调整了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
   
    欧盟采取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的原因,首先是欧盟需要强化与各大国、各地区之间的关系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加强同中国的全面接触,有利于推进亚欧关系向纵深发展。其次,欧盟确定以地区一体化应对全球化,把发展对华经贸合作调整到“为欧盟在21世纪生存”的高度。近年来,中欧贸易发展势头良好:双边贸易增速加快;欧盟国家在中国技术进口中已占举足轻重地位;欧盟对华投资一直呈增长势头;中欧技术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欧盟在后对抗时期采取比美国更温和的新政策,已经把中国视为自己的合作伙伴,它的政策导向有“牵手”拉中国容于国际社会和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明确战略意图,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通过加强政治对话,进一步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
   
    欧洲新政策最突出的一点是,提出把欧中关系提升到欧美、欧日、欧俄关系的同等水平,除定期举行高官会议外,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晤。同时提出把对话范围扩大到武器控制、打击犯罪、保护环境等方面。为此,西方7国会议更为关注涉及中国的有关问题,鼓励中国和经合组织之间继续进行对话。
   
    其二,通过加强经贸合作,进一步把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新政策重申,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有力的、对世界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定期举行宏观经济对话,决定不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新的反倾销规则;表示要逐步取消对进口中国产品的数量限制,制订推动向中国投资的总体战略和发展欧中企业之间的合作。
   
    其三,支持中国向建立法治国家和尊重人权为基础的开放社会转化
   
    新政策认为,“对话要比对抗好”,表示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坦率公开地讨论双方存在的分歧”,并实施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
   
    其四,增加对中国的货款,改进贷款的利用。
   
    欧洲新政策决定把对中国的贷款从1991——1994年的2000万埃居增加到1999年前每年7000万埃居,争取2000—2006年保持这一数字,以支持欧盟对华政策。
   
    中国政府对欧盟的新政策较之美国更愿接受。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更需要欧盟在人权问题上的对话立场,经济贸易上的合作立场和金融上的支持立场。因此中方也对欧盟采取了积极回应立场,特别是在2000年上半年与欧盟达成入世协议,中方做出了比对美方更大的让步,进而也推动了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中欧双方价值观明显不同,双方间的友善与合作都是有条件的。今后中欧关系的发展还受制于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其一,中国的市场开放问题
   
    长期以来,欧盟领导多次对中国可能放慢改革开放步伐表示担心。桑特在这年访华前说,欧盟对华关系的“赌注”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布里坦也对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说,同中国对话的目标是“帮助中国向建立在法治国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转化”。“目前最紧迫的是鼓励中国继续改革”,“欧洲现在担心中国放慢改革步伐,特别是在电讯和服务领域”。由此可见,欧中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能否不断改革开放。
   
    其二,人权问题
   
    在人权问题上,以对话代替对抗的转变并不是欧盟人权立场的转变,而只是方法的改变。针对一些欧洲议员提出“中欧人权对话是虚伪的”这一批评,布里坦回答说:“我们并不天真。我们是考虑在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如何推广人权的方法”,“人权对话的最终目标是导致在中国建立法治国家、发展地方政权、保护少数民族的合作计划”。欧洲议会中国小组组长卡尔东在双桑特1998年下半年访华前夕发表的公开信中也强调,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既要对话,又要保持压力”。
    欧盟认为中国在改善人权状况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实行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工会自由的条件上,在中国新的刑法取消反革命罪后原来被判有反革命罪的那些人的命运上,在监狱的条件问题上,以及在死刑问题和西藏问题上还有分歧。
   
    其三,台湾和西藏问题对欧中关系的影响
   
    欧盟在积极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同时,同台湾当局的关系也有所发展。章孝严曾以台湾“外长”身份访问了欧洲议会,王志刚也以“经济部长”身份访问过欧盟,并会见了布里坦。1998年底,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林中斌、“国统会研究委会员”包宗和、海基会副秘书长吴兴,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官员以及欧州议会议员进行了会晤。陈水扁上台执政以来,欧盟方面与台湾当局接触仍在不断发生,但估计不会走得太远。
   
    此外,由于舆论的影响和达赖到处活动,前些年欧盟对西藏问题越来越关注。桑特曾在斯特拉斯堡会见了达赖。欧洲议会还步美国后尘,提出要设立西藏事务专员。欧洲议会曾在斯特拉斯堡组织了西藏图片展。议会跨党团西藏小组的负责人表示,就是要把西藏问题国际化,就是要在西藏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胡温当政后,欧盟因为伊拉克战争而与美国产生分歧,甚至因为小布什与希拉克的个人作风,美欧一体的裂痕不断加深,以法国为首的一些欧盟国家,基于妒嫉无法制衡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心理,便有意打中国这张王牌,这正好迎合了中共领导层内部对美强硬派,跃跃欲试要牵制美国。所以,2003至2004年,中欧关系拉拉扯扯,进入蜜月期。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中国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访问欧洲7次。据孙恪勤统计,中欧已经举行了8次首脑会议,足见中欧关系之紧密。在很多熟悉中欧关系的人看来,这是中欧关系的一个新趋势。法国《世界报》驻京首席记者柏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欧盟的力量在过去一直被中国低估了。 而孙恪勤则认为,中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是非常自然的,毕竟双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联系,欧洲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而中国也需要欧洲的资金和技术。但是孙也承认,中国和欧洲的接近客观上也可以起到制约美国的作用。
   
    然而到2005年,在中国与欧盟建立外交关系3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踏进白金汉宫,出席英国女王的欢迎宴会时,尽管伦敦依然一片红色,但已是另一番滋味。紧接着12月,总理温家宝又对法国等欧洲四国进行了访问。胡锦涛作为国家元首先后4次出访欧洲,而总理温家宝从2003年至今也已经4次出访欧洲。
    事实上,与此前两年的中欧“蜜月”相比,国际大背景的变化使得中国领导人在打欧洲牌的时候,苦涩地做出了淡化政治的抉择,因为中欧的蜜月事实上已经结束了,现在恢复到了一个更为正常的阶段。
   
    2005年以来,自中共游说欧盟解除对华军售失败以后,以及中欧贸易摩擦的频仍,使得胡温多少有点清醒过来,也使一度被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总统希拉克炒得很热的中欧关系复原了其本来面目。
   
    宗所周知,自小布什连任美国总统之后,便开始调整外交战略,着手修复美欧关系,一度非常紧张的大西洋两岸开始有了缓和的迹象。中美关系也在经历了年中的紧张之后,已趋于平缓。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温访欧如果再高调讨论“美国的单边主义”,已显然十分不合时宜了,而且都有意淡化对“军售解禁”的敏感话题。在胡锦涛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的会晤中,双方重点讨论了经贸问题,而在与候任总理默克尔的谈话中,更是从始至终没有提到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问题。施罗德本是个中国迷,在其执政的7年时间里6次访问中国,而即将上任的总理默克尔则更愿意将解除禁令和中国的人权等问题挂钩。 默克尔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内负责外交事务的弗里德贝特、普夫吕格尔参加了与胡锦涛的会晤,他指出,继续发展与中国关系的愿望,不会妨碍未来政府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新总理不会主张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与欧洲盟国和美国协调的问题,中国首先需要改善人权状况。这个政治信息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已经是足够清晰的了。
   
    至此,中共在竭尽所能想说服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未果和太多的贸易摩擦后才幡然省悟,欧洲并不是铁板一块,且价值观与中共南辕北辙。欧洲说到底跟美国有更多的共同本性与利益。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作者认为中欧关系实质上是隔着“篱笆的牵手”,只要中国没有在政治改革方面迈出大步,接受人类普遍价值观,尽快融于国际文明潮流之列,中欧关系中的“篱笆”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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