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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华主流文化走向堕落——时代呼唤新文明批判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依赖强化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秩序的文化社会。中国在历史上“独尊儒术”,“德主刑辅”,多借助“三纲五常”,等级有别,长幼有序的传统文化来维护皇权统治,儒教思想成为中华传统社会的强大精神支柱和价值依据。中国本是一个重德之帮。“泛道德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中华民族在自己漫长的文化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一套庞大而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在这个道德规范和文化体系中,中华文化有自己的道德理念、价值原则、人伦秩序、行为规范和文化语境。中华民族所故有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一向起着支撑传统社会秩序的合法性,维系着它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精神世界历久不变的同质性和稳定性。
    延至近现代,严复、梁启超、胡适等引进西方自由思想,又经过“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理念,才首次对中华传统意识形态构成文化批判的冲击性力量,这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儒教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力。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那个徘徊在欧洲的“幽灵”,途径苏俄,传入中国,演变为中华民族的暴力革命,“红色记忆”一度曾成为中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享有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
   
    自从中共建制后,这种意识形态更加全面、深入、无所不在地控制了中国大陆的社会精神,“共产主义价值观”垄断了中华文化的所有语话权,成为全民族的行为准则、社会规范和国家原则。自此以后,饮黄河水长大的中国人,从小最先学写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读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课本,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最终狂热地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的深渊—“十年浩劫”。
   

    当中华民族为之痛苦、迷惘而开始厌恶阶级斗争时,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瓦解了。于是后对抗时代全球性意识形态淡化的浪潮也袭击了中国,共产语话霸权的文化控制功能一下子松弛下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城内外,人民喝“人头马”,跳“迪斯科”,穿“牛仔裤”,吃“麦当劳”,毛泽东头像已经成为文化商品,可以在文物商店中卖买,社会再也不可能在旧的文化控制下集合起全民的热情与能量了。伴随着麦当娜的歌声传遍中国,文化商品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资本扩张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已经把文化馆变成了歌舞厅、酒巴和练歌房。许多艺术家的头脑都开始受到金元的劫持,艺术创造活动的动力由严肃的价值思考转向满足大众化的娱乐需要,由此也崛起了一个新的行业—文化经纪人。他们正把一切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甚至是政治文化,经过商业创意与包装,转化为可供人们娱乐的产品和花钱享受的消遣节目。从民族音乐、时装表演,到“红色娘子军”,都可以转化为时尚消费品,甚至政府都在把辖区内的所有文化资源转变为商业机会,于是博物馆里出现了租赁柜台,“孔子纪念馆”变成经销紫砂壶的商店,文化古籍、人文景点都开始收高额门票,连天然海滩,野外山景都被围堵起来成为生财资源。今日中国,文化产业公司正在各地把他们认为可以转化为满足社会需要的文化进行知识创意,重新设计炒作,使之成为最大值交换货币的商品。甚至民族风俗、“革命圣地”、地方假日都被发展、演绎成商业机会;而举办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各种文化节、艺术节的动机,无一不与商品交易密切相关。
   
    今日中国,由于缺乏文化批判,在全球化资本扩张运动酿制的时代大震荡中,表现出国家价值紊乱,民族情感焦虑,人们心灵空虚、行为放纵的精神危机,从而也导致了主张放任自流的非道德主义泛滥,以及公众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等社会文化控制机制更加弱化。当下官方一方面仍旧灌输人民早已厌烦了的“红色记忆”;一方面却在向人民示范“一切向钱看”和政策性诱导社会急功近利,让人们在一个贪污腐败,无贿禁行的现实世界中“八耻八荣”。正处于新旧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中华民族,在“红色记忆”与商业浮躁背景交织下,一切思想、文化与艺术,都充斥着媚权和媚俗的媚态气息。社会精神离追求真实、自由与高雅的文化品质愈来愈远。当我们用批判的视野审视当下中国的文化、艺术与时尚潮流,就会发现如今中国走红的文化创造者,大多不仅缺乏真正的人文关怀,更没有自由批判的精神力量。在如此粗俗的“红色记忆”与媚态文化背后,表现了我们社会整体文化品质的衰退,表现了一个民族思想与文化意识的整体性堕落。今天我们时代的文化艺术,已经沦落为伺候主子的太监和宣传商品的包装。
   
    20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化领域,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各派系对“现代性”的批判已相当彻底;而在中华民族,却历来缺少一场自由批判文化运动的洗礼。今天我们在如此污浊的时代,文化需要我们用崭新的自由批判,来开垦出一片蓝色的天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采取的批判态度应当是全新的,而且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更应该是全民族的一场意识革命——时代召唤一场新文明自由批判浪潮的洗礼。作者早在上个世纪之末,就撰文《新文明理性批判》一文,发表在《民主论坛》上,又在2001年身陷囹圄之时,负枷锁,蔑高墙,发出《高扬“批判兴国”的旗帜》一文和《批判之歌》长诗传扬海外,以建构、弘扬新文明自由批判的系统观念。
   
    所谓新文明自由批判,应当是传统文化和文化人的现代性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更新。新文明自由批判与传统批判的不同,首先在于并不预设一个前提,而是要通过批判去寻找一个前提或基点,从无预设的立场出发,在遵循“澄清原则”的前提下,采取人与问题分开的新分析方法,重新审视一切,将批判的焦点始终对准问题,而不是人。新文明自由批判所体现的崭新认识原则,就是否定人性对抗,彻底摒弃那种以预设论敌,击败对手为目的,把批判视为武器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本文称之为“新文明自由批判”。
   
    新文明自由批判有如下要点:一是超越那种以相互反驳为动力的批判,而走向本质上以自我认识澄清为动力的批判;二是尊重客观事实,以更新认识为目的,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就是不断指向未来;三是对待传统的东西,采取激进怀疑与冷静分析相结合的立场,力避陷于激进性的反传统主义偏向。新文明自由批判是着眼未来,发自内省的理性审视,因而它的意义在于带动时代性的整体反思。新文明自由批判拒绝任何未经理性澄清的前提为前提,其出发点是发自主体内在的认识追究,并由这种追究推动批判的深入,进而策动社会的革新。新文明自由批判者要保持的就是这种清醒的追究与不竭的动力,而不以又一种真理的化身、精神的导师和救世主的面目来抢夺语话权。新文明自由批判是高扬的长鞭,它能抽打着思想的陀螺不停的旋转;新文明自由批判是理性透视,是精神化验,它会把惑人的神话抬上手术台解剖;新文明自由批判是知识冲击,是价值断裂,是埋葬陈朽观念的墓志铭;新文明自由批判是熔炼,熔焚的是教条,冶炼的是卓见;新文明自由批判是又一次磨砺,磨损的是结论,砺亮的是诘难;新文明自由批判还是分析,是事实与立场的澄清,是人与问题的掰开,是对聚焦底片的冲洗,是对“灌输真理”的过滤;新文明自由批判是对权威的解构,是对“不可能”的颠覆,是对规定性的否定,是对包装的还原。总之,新文明自由批判不是启蒙,不是救赎,而是反思。
   
    今天,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现实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拒绝旧文明一切政治原则的文明大断裂和文化大呕吐时期。一个“否定分裂文化,走向人性复归”的新文明自由批判时代正在到来。新文明自由批判应当是全面的、彻底的和崭新的。它不仅正在消解建立在“圈地已有”、封闭自守、人身依附基础上的农业文明和烟囱围墙、浪费污染、劳资冲突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同时也在冲击后工业资本全球化扩张时代的文化排斥和民族对抗基础上的后现代与后殖民文明,而直接指向人类“类化意识”觉醒的世界化批判。
   
    新文明自由批判的价值正在于,对一切分裂对抗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观念、政治原则、话语体系进行分析与反思,藉以在解构旧文明社会范式的基础上,推动建构新文明意识秩序、认识原则和语话体系。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有社会变革都是分裂对抗性政治文化的延续,或者说是旧文明框架内的政治形式转换,而不是社会文化的内质更新。只有当人类走向“类化意识”全面觉醒的全球化合作时代,才能迎来世界性的文明断裂与文化呕吐过程中的真正人性回归、认识革命和制度创新。在人们走向后对抗时代的批判文化运动中,正需要这样一场崭新的理性分析洗礼,以彻底拒绝意识操纵,否定政治奴役,超越立场限制,回归人性自我。后对抗时代新文明自由批判的目标正在于:抵制人性分裂,拒绝立场对抗,消解一切旧文明的政治原则。
   
    现在中华文化正处于一种“清末至五四乃至当今之变”的时代。这次变革也是受激发于域外而起于本土,是来自于民间对一直掌握中国思想、文化、政治、伦理等主导话语权的“红色记忆”、“媚态文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荡涤。我们将借助新文明自由批判的动力,不断超越传统,进而达向文化境界自由化的高度。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以一种“人类主义”的视角,站在世界文化的前沿,与全球进行全新内涵的文明对话。
    转之《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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