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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当今中国劳工权益现状透视——从“领导阶级”到“五比四化”


    当代中国劳工,长时间的劳动、极低的工资待遇、恶劣的生产环境、危险的工作条件、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利的现状,已引起世界性的关注。此据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动观察”曾发布的《美星鞋厂调查报告》透露,该厂违反劳动法规、侵害工人权益的事实有:每周高达81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平均44个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加班工资低于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明显违反劳动法中关于加班工资不低于正常工资1.5倍的规定;工人没有带薪节假日和产假,没有医疗保险;使用有毒化学制剂,给工人的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对于怀孕女工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无论工人在不在工厂食堂就餐,工厂都收取伙食费;对工人进行非法搜身,对工人进行威胁、辱骂甚至殴打等等。这是当今中国劳工现状的最真实写照。这种现实曾分别于2004年4月和2005年5月,引发了该厂两次工人大规模罢工。这一事件,令人不得不反思中国劳工权益的制度性原因:为什么“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机构却从未有这样的报告?中国的劳工现状为何只能由国际媒体关注和国外人来伸张正义?
     
    然而,令人愤怒的是一些御用学者竟发出“剖析中国工人喜欢加班加点”现象的奇谈怪论。据报道,一位来自国家政府机构的学者居然说:“一些工人喜欢加班加点,这样他们可以多挣点钱,如果没有加班加点,有的工人就跳槽走了。”这是在明目张胆地鼓励资方非法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所谓工人“喜欢加班加点”这种现象,是因为给工人规定工时内的工资标准太低。仅以全国经济发展前卫,工资待遇最高的南方沿海省份为例,广东规定的平均最低工资标准仅为700多元,而福建省却为600元,其它省市就更低了。如此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怎能不迫使工人们想借助于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养家糊口呢?这就是工人“喜欢加班加点”的血泪理由——政策性盘剥劳工利益的低工资标准,才是工人们被迫接受加班加点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在中国如此歧视劳工权益现实条件下所形成的劳动力廉价市场,才成为国内外资本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由此可见,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广大劳工权益为代价的。于是有的企业就利用工人的这种充满苦涩的无奈心理,规避法律,要求工人签订“加班同意书”,以达到合理合法盘剥之目的。如果哪个工人不愿意加班加点,就要承担被解雇的风险,而没完没了的加班加点,就是在滥用和透支他们的体力和生命。
   

    此据一网贴称:广东梅州市丰顺县的培英电声厂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每天加班到11:00-12:00,每月基本工资新员工为630元,老员工才730元,加班费3.00元,每天工作时间13个多小时,还在车间装闭路电视监控工人,每月工资发放不准时,除了“五一”、“十一”和元旦外根本没有假期,每年要上352天班。此外,在广州也有两家工厂,联亚集团广州(联亚)(环亚)制衣有限公司。他们做欧美和日韩客户定单,经常加班,工作12小时左右,厂长和主管经常用喇叭猛吹工人快点做事,如果慢了就被骂,厂饭堂伙食很差,没有油水,逼的工人到外面吃,长此以往工资就所剩无几了。作者曾发现有个工人网友这样揭露道:我曾经在位于中山高平工业区的依顿科技有限公司(线路板厂)做锣板工(外围成形),一年到头每天上班11个小时,两班倒(每月倒一次班),且每月加班小时数主管说了算,时常还以无薪解雇相威胁,当时我真的疯了一样,常想把工楼炸掉,死了算了!德庆县一间新利达电子(电池)厂也是这样,每周工作时间超过75小时以上,一年平均每月得不到3天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只得到正常的三分之一。贵州省安顺市云马飞机制造厂的工人们流行一句顺口流,叫做“云马厂十化”::领导贵族化,员工奴隶化,人际复杂化,加班日夜化,上班无偿化,绩效保密化,竟聘内定化,检查形式化,待遇民工化,加薪?他妈的神话!
   
    另据新华社去年5月1日电: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加班工资。有些企业甚至通过扣留部分工资做押金,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而国务院研究室日前发布的一份通报情况称:农民工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休息权利没有保证。据国家统计局所作的一份报告称:农民工日工作时间11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报告同时指出,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低下,欠薪现象依然严重。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且标准调整缓慢,一些企业主往往把最低工资标准当作实际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标准。这已经成为我国分配领域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
   
    目前,中国劳工群体同分散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的广大农民一样,都处于当今社会最底层,饱受来自社会腐败,贪官污吏,杂捐苛税的贪婪性掠夺。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的一组数据证实,在国有企业中,被贪污挪用的资金有90%是企业领导所为。在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过程中,职工也改变了原有的地位,成为失去平等地位的雇佣劳动者或实质上具有雇佣的性质。国有大型企业改为股份制的,有外商和私营企业主入股,国有股部分强调企业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企业经营者持有股份,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的职工,劳动也带有雇佣的性质,而工人权益却完全无法自保。还有新生企业主的残酷盘剥,黑道社会的抢夺和恐吓,而广大政治上无权利,经济上无利益的劳工群体,正承受着上需赡养老人,下须抚育子女的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面对自己随时有可能失去“饭碗”的生存威胁,他们与全国大多数劳动民众一样,亲身饱受着执政者拒绝“政治改革”条件下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政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普通工人的4.5倍,而且退休工资少说都在3000多;而一个退休工人,一辈子在工厂里辛勤劳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还不到800元。如今政府还假借各种名义给公务员不断涨工资,实行阳光计划后,他们又补贴了1万元多,而产业工人工资5年才涨了几十元。这是何等的社会不公啊!
   
    如今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官商结合、黑白一家,正在利用社会公共权力,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地大规模的“圈地”,蚕食公众利益。一些政府官员,利用国家资源与不法奸商联手,共同聚敛社会财富,倒买倒卖获取惊人的个人巨额暴利。与此同时,相伴而来的是大批农民为此而失去生存条件,不得不为养家糊口,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冲击劳务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十分廉价的劳动力。罗伯特.威尔在《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对农村记述道:“农村随着国家对全球市场的不断开放,地方官员大量向开发商出售土地,对于村民却没有足够的补偿,农村地区的环境破坏非常严重,这个政策让数亿人挣扎于谋生的方法,剥夺了他们从前享受的集体经济的社会支持。超过一亿的人成为城市的打工者,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在新的出口为主的工厂干活,或者最脏最危险的工作,他们缺乏最基本的权利。对于许多打工者来说,在他们半永久地在城市居住下来后条件就越来越糟,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健康问题就随之而来。” 如今这批新的产业工人队伍,并不全部是由失去土地的农民组成,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农民民工自愿加入进来。这些新兴工人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比,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他们缺乏技术,文化偏低,过分自卑,力量分散,不懂得自身如何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不得不忍受着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盘剥;使得他们的日常生活过的尤为艰辛,但又无可奈何。
   
    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实在《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描述私有化对工人阶级带来的后果,“比之于私营企业主、外商投资者、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工人阶级的生活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对贫困的。劳动条件和工作条件也差。一些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劳动时间长达十小时以上,工资很低,还时常迟发、欠发,安全条件很差,有的还没有人身自由或人格受到侮辱,工伤事故或几十人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招用‘农民工’的单位,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差,用‘农民工’的话说,‘起的比鸡还早,干的比牛还重,吃的比猪还差……’”不仅如此,在社会广大劳工群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他们甚至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不能维持。这其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二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患病或遇灾害。这种绝对贫困家庭究竟有多少,政府从不公布数据,但我们可以从全国并不全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2053万人分析估算,数据应是远远大于此的。这些家庭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的压迫。近年来职工的贫困,是以失去劳动和工作条件为特征的。除去社会上失业的,还有大量职工下岗。刘实说:“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700万人。此外,还有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实际上失去劳动岗位,有些企业还搞了内退、终止劳动合同、有偿买断工龄。能够就业或再就业的却逐年减少。”
   
    作者将眼下中国民间流行劳工现状顺口溜:“干得比牛都累,吃得比猪都差,起得比鸡还早,下班比小姐都晚,五年后比谁都老”和原中华全总副主席刘实在《中国工人阶级现状调查》结论归纳的:工人被“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分散化”,概括为当今中国“领导阶级”——劳工群体现状的“五比四化”。
   
    总之,处于中国社会各种阶层的人们,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和开放”,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正在重新分化整合。在这诸多的社会力量中,劳工群体在社会中以其绝对比重大,人数总量多,所在社会行业广,遍及全国各地,本应成为社会力量的强势。然而,越是人数众多的群体,越是力量薄弱的群体,越是被不断边缘化。原因何在?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拒绝民主政治改革。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为谋“发展”,从“消灭资本家”的一个极端,滑向媚资傍大款的另一个极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工群体权益为代价。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面地坐在资方的立场上,拒绝劳工成立自发组织,打压工人群体维权,使广大劳工群体失去了与资方平等谈判的资格,沦为资本市场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导致社会缺乏对资方贪婪发展的制衡力量。而官方的工会又只“服务于大局”,形同虚设。加之国家新闻舆论一向压制报道劳资矛盾与工人集体维权事件,且从未有任何机构会独立做出“劳工状况调查报告”,官方媒体上也从来没有见过被“红色记忆”称之为“领导阶级”的中国劳工状况的真实报道。为什么国内没有像被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中国劳动观察”的机构,来为中国劳工群体调查和呼吁?为什么工人群体上访、罢工等维权消息,成为中国舆论导向的禁忌,无论是广东东莞的工人罢工和与资方发生的暴力冲突,还是广州、深圳等地发生的工人抗议事件,从来没有出现在电视镜头和报纸媒体上。此据罗伯特.威尔《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文中引证事实称:“今天的中国工人,农民,打工者举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有时候达上万人,并与当局发生暴力冲突。甚至公安部部长公布的数字都承认‘群体事件,抗议和动乱’从10年前的10000件上升到2003年的58000件,到2004年的74000件(《纽约时报》2005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居然如此掩饰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劳资矛盾,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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