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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事件与新闻自由——草堂读书会第23次讲座

主持人:冉云飞
   主讲人;王怡
   时间:2006-3-18

   录音整理:黄维才
   王怡:
   谢谢冉云飞,谢谢各位新老朋友,今天能够抽一个下午,到这个茶馆来参加读书会的活动。我想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理想,一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理想,一个在茶馆中畅所欲言的理想。这个理想不断地遭到我们这个政府的公开羞辱,有些事情两三回就麻木了。但朋友们能到这里来,说明我们这个理想还有温度,还没有熄火。
   从03年以来,国内部分新闻媒体开始寻求突破一定的言论管制界限,去争夺,去拓展公民的言论自由。当然在这之前也一直有努力,像《南方周末》等言论先锋。但03年以来的确涌现出了一大批这样的媒体和新闻人,他们在政府的新闻和言论管制,以及市场化所带来的压力和诱惑这两重压力的夹击下,去寻求这种缝隙。我记得03年的时候《财经》杂志的胡舒立女士曾在美国获得一个新闻自由奖。这个奖的颁奖词里有句话我印象很深,它这样评价胡女士和她的财经杂志。它说胡女士“在政府不满意和政府真正禁止之间,有勇气也善于找到一个时间差”。我想这也是03年以来一大批自由派媒体争取拓展言论自由的方式之一。我们可以数出很多像《南风窗》、《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财经》、《中国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等一批媒体。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03年以来,尤其是04年,尤其是05年,就是越离今天近的时候,政府越是对这一批新媒体的努力开始加强打压。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一系列事件,比如对《南方周末》是长达数年的反复阉割。《南风窗》也被反复地打压,但公众知道得不多。《南方都市报》喻华峰的案子是一个典型,甚至于以经济犯罪的名义来打击新闻人,也用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名义来打压记者。还有从其它媒体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几年以来,第一是开始进入对媒体大规模镇压和管制的高峰。第二个是与之相应的,就是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包括其它的新闻控制单位,他们的权力越来越膨胀,他们采用的手段一个方面是越来越精致化,另一个方面也越来越粗鲁、野蛮和直接。
   尽管中宣部的权柄一直存在,各种管制部门对新闻媒体的压制也一直存在。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宣部门它的控制力量和有效性的确有一个削弱的趋势。但最近这几年突然膨胀起来。权柄越来越大。我们知道焦国标先生两年前有过一篇《讨伐中宣部》。在冰点事件出来之后,焦国标又有一篇文章叫做《围剿中宣部》,希望面对冰点事件所爆发出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对于中宣部门、对于新闻管制的那种步步紧逼,应该做出一个强烈的反应,一种比独裁者还要强烈的反抗。所以他说要《围剿中宣部》,我把今天的这个讲座也当作我们围剿中宣部的一个民间努力的一部分。
   冰点事件有几点跟其它的新闻打压事件不太一样的地方。一是在最近几年媒体所受到的压制里边,冰点事件中的反弹,民间的反弹到此为止是比较大的。这次的两会,有一个政协委员回来对我说,李长春专门到政协新闻组别去了一趟,为冰点事件定调子,他说现在团中央和中宣部的压力很大。但不管压力多么大也一定要顶住。你看人家就那么一小撮人都顶得住,未必我们老百姓还顶不住吗。
   这一点看上去好像很奇怪,因为中国青年报是体制内的大报,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不像《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这些媒体是一个市场化当中兴起来的民营化媒体。人家这个报纸在底下,有人是当作中央精神来领会的。但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市场化的媒体在遭受到政府打压的时候,他们的反弹,他们的反抗往往比较低调。当然也有一些较强烈的,比如《新京报》,他们在去年被打压,杨斌被撤职的时候,他们的编辑和记者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抵抗方式,差点酿成一次不能出刊的事故。第二天早上这些编辑和记者不去上班了,然后打电话说各种理由。新闻部说昨天晚上喝高了,今天来不了。另一个部门也打电话说塞车了,生病了,反正来不了了。就是用这种变相的罢工方式作了一点抵抗。那么其它的比如说《南风窗》,它核心的力量几乎全部被调职,但是《南风窗》却基本上没作任何抵抗,也没有在媒体上,在各种公共舆论空间里面更多地让我们知道。反而这一次,媒体里面和共产党最接近的地方,动静是最大的。这是冰点周刊了不起的地方,是李大同、卢跃刚他们了不起的地方。有时我们站着不腰痛,想得很简单,认为官越大的,钱最多的,资格最老的,说话的风险就越小嘛。老都老了,说一两句话怕什么呢。但其实我们知道,越是有位置有影响的,越是既得利益大的,离共产党离得近的,近得总书记放个屁都闻得到臭的,就越是不容易说真话。因为人家的机会成本比你高得多嘛。
   第二是这次的反弹,集中针对了中宣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阅评制度、阅评小组,一个是它的黑名单。以前有个说法叫“电话治国”,现在的新闻宣传部门包括其它一些部门,开始用电话的形式去治国。禅宗的话叫做不立文字、党外别传嘛,他们也采取这种不立文字的方式。比如今天给你打一个电话,说王怡的文章你不要登。他不会诉诸于文字,搞个文件来传达。他就是一个电话而已。甚至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谁打的。所以我们的媒体和记者有时候真是非常可怜。有一次一个编辑给我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说你就不核实一下这个电话到底是不是宣传部门打的?我哪天打个电话说不准你登温家宝的消息,你怎么办呢?有个记者采访刚回来就接到不明电话,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要破坏两岸关系,要犯政治错误,这个记者问你是谁,对方说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你才当记者几天?不知道自己去打听。你看这样的电话,本质上和黑社会的恐吓电话已经完全没有区别了。管他是谁打的,反正就是恐怖主义。所以他是用一种不立文字的方式来粗暴地扩展他的权力。而且越来越和利益结合起来了,你有什么负面报道,和宣传部门某个人钩上关系,打个电话去报社,就可以借这种黑社会的权力把事情摆平。
   第三点是党内力量在冰点事件中的作用,13个党内民主派的阵容,是近年来比较豪华的。他们也借用了中共党内的一个文件,在八十年代胡耀邦时代通过的《关于党内民主生活的若干准则》,那时已经提出党政分开的政治改革蓝图。这个文件在八九之后就陷入冻结了。但是还是有效的。这次借用这个胡耀邦时代的党内民主文件,来反抗胡锦涛的倒行逆施。所以李大同他们包括后来的13位作者写的公开信里边,都提到了这个《准则》。说你今天中宣部,团中央包括胡锦涛你们的一切作为就是违反这个《准则》的。他们具体地列举了这个准则里边的很多表述。共党内部的民主派还有没有用,可以拭目以待。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中,曾经的共产党人还能不能为自己挽回一点做人的尊严和历史的问责。要是有那么一两个共产党人在这个转型中能赢得一点大家的尊重,也算是为自己的共产党身份赎了罪了。共产党明知道自己虽然赢在目前,但已经输了历史。就应该把这样的党员当作宝贝供起来。
   实际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党政之间在职能上的分开还是有过一定的发展。党的一些机构在九十年代中期有一个转向低调的趋势。但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一个重新的反弹,重新的一个膨胀。中共的几大非法组织我们可以数一数。我曾经数了五个。当然他整个都是非法的,但我说的这5个就是按今天的所谓党纪国法,那都是非法组织。一个是中共的政法委,高居于中国整个司法制度之上。我们即使去看共产党自己的党章,也是没有政法委这样的组织的。更没有在它的党章里自我授权说这样一个组织可以统一领导和统一干预全国的司法。所以政法委是不折不扣的非法组织。第二就是中共的宣传部门,中共宣传部门也是置身于整个新闻、言论、宣传、出版的自由之上。最近这两年打压新闻媒体的趋势当中他们的权力越来越膨胀,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非法组织。其它的比如610办公室后来的反邪教办公室,笼罩在整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之上,也是一个最典型的非法组织,而且是贼喊捉贼的邪教组织。基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有组织地使用暴力镇压他人的信仰自由。如果这个不算邪教,其实天下就没有邪教了。
   刚才冉云飞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以前很多人也在讨论和评价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概念。从这个抗争的方式来讲,也有一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方式。那么第一种就是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了。另外一种就是我根本不和你玩,我就是民间社会,我站在我的价值立场上来表达我的观点,来建设我们自己,而不是去颠覆你,我对颠覆你已经没有兴趣了。我自己就是第二种立场。我的兴趣是建设我们自己。就象今天坐在这个茶楼里面,我们这个读书会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就是建设我们自己。我们过自己的生活,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你听不听得见,或者跟你那个主流意识形态是不是相符合,有没有改变你的效果,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就是自动行使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我们只是在一个专制社会里,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公民来看待。至于你不把我当一个公民来看待,是你可怜,不是我可怜。
   但我们观察冰点事件可以看到很微妙的一点。我自己不愿意做任何体制内的努力,我也没有把自己看作任何意义上的体制内人士。但是,我对在体制内进行抗争的这些人与事,仍然保持一个极高的尊重。我尊重冰点周刊的李大同、卢跃刚、贺延光他们,尊重那些在体制内媒体上坚持抗争的这些人。包括中共党内的十三个元老出来发表公开信,他们也是一个体制内的抗争,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他们拿胡耀邦时代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反抗今天的胡温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左转。那么我对这样的努力保持我的尊重和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冰点事件里面有几个群体。一个是它的编辑群体,在《中国青年报》的内部,形成了这样一批有价值理想,对新闻事业,对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有自己的怀抱而不仅仅是在这个报刊里面混一个职业的这样一批编辑记者群。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点。像李大同,在1989年是中国新闻界对话团的代表之一。当时大概是通过胡绩伟提出一个建议,要求中央跟新闻界对话,李大同就是这个对话团的代表。卢跃刚的写作作为一个记者,他是承接了八十年代以刘宾雁为代表的报告文学的风骨,在九十年代他写的《大国寡民》这样的一些作品里面,一直顽强的延伸着八十年代新闻记者的那种道德良知。贺延光也一样,贺延光主要是一个摄影记者,但他身上也非常明显的有着一个新闻人的道义和价值的良心。还有其他的编辑和记者,我们知道卢跃刚在04年致团中央书记赵勇那封公开信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整个中青报的编辑记者群在坚持新闻自由方面的一种抗争。当时这封信出来以后,赵勇当时曾下令要取掉卢跃刚的采编署名权。他这个命令下来后中青报几十个编辑和记者联合起来反抗,说如果卢跃刚不能出现的话,我们全都不干了。当他们作出这样一个反弹后,第二天共青团中央就收回了成命。让卢跃刚继续留在那里。所以共青团也好,中宣部也好,恨死了这个中国青年报,恨这个群体,恨这个冰点周刊,已经恨到晚上睡不着觉的地步了。因为哪里有自发的公民,共产党就在哪里沦陷。比如今天在这个茶馆里面,我看共产党就已经沦陷了。他们暂时没有统治在座各位朋友的灵魂。最近这一年多,冰点周刊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新闻界唯一的一个亮点。冰点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在你那里是冰点,在我这里是沸点,在我这里是沸点的在你那里却是冰点。这也表示出他们那个群体对自己的一种价值的评价和担当。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来报道老百姓都认为是沸点的这样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和观念,即使在你那里是冷得已经结冰了的事件。我自有我的评价标准。我建设我自己的评价报准。那么这样的编辑群体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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