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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亲嘴:今日中国的基督化和民主化


   (2005年12月30日在中福圣山“基督化与民主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明年(2007)是新教来华200年,从马礼逊19世纪初(1807年)进入澳门,到圣经整个翻译出来是19世纪20年代-40年代,开始从文化上产生影响力。这大致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追求一个专制社会的民主转型,是一个同步的时期。在以前有另外一个思路:对来华的传教士有一个误解和诋毁,就是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个所谓的帝国主义情结有关系。这个关系这里不讨论,这个关系在以前是被提得比较多的。但新教来华的整个历程,福音进中华的整个历程,跟中国社会寻求民主制度,在专制权力之下痛苦挣扎,寻求一个平等、自由的政治与社会共同体的历程,也大致是同步的。这两个历程之间的交接、影响和关系,可能在以前是谈的比较少的一点。我前段时间开始思考中国的基督化和自由化这样一个主题和关联的时候,我读到诗篇的第二章:一个“与神亲嘴”的概念。“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2.12)。列王记中也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箴言中说“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23.26)。我们每个基督徒个人的生命,有一个与神亲嘴的关系。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作为整全性的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应是一种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的,也就是满有神的爱与公义一个社会,一个“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5:24)的社会。它也应当有一个与神亲嘴的更新,而不应该是一个与巴力,与一切的偶像亲嘴的制度。
   诗篇第二章里说:“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这一章是神与大卫家的立约。也预表了基督要来作万王之王。基督的国度不在这世上,基督绝不会依靠任何世俗的权柄去成全他的计划。但是世上的一切权柄都来自于神,世上的君王和审判官,都应当降服和顺从爱与公义之下,“当以嘴亲子”,接受教导,心存畏惧。这是我们在尘世中思考权力制衡的一个起点。
   上午快结束的时候,谈到三自教会的问题,后来我非常同意吴弟兄的观点:三自不是教会,而是一个捆绑教会的机构。晓斌也讲到,如果今天注册在三自教会下的信众,不是三自教会的机构人员,公开数目有一千多万,其实可能有二、三千万。那么这两三千万人是不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当然是我们的主内肢体。还没信主的人,他没有归正领受这个救恩,他还是被罪完全的捆绑。那么三自教会的这几千万信众,他们是被某种政治权力所捆绑着。但我们退一步看,我们何尝又没有被捆绑呢?三自只是共产党的一个捆绑基督教教会的专门机构。但是今天整个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它所有一切机构实质上都是捆绑基督教的,都是在捆绑和剥夺我们信仰的一种机构。三自下的信众没有使神的名得荣耀,我们不也没有使神得荣耀吗?他们将自己的信仰臣服在三自机构和宗教局的权势之下,我们又何尝不是臣服在整个共产党的机构与权势之下呢。我们带着各样的罪来到教会,谁有资格拿起那块石头呢?
   当登记不是一种备案程序,而是一种对信仰的审查时,当登记与否仍然是共产党决定镇压和逼迫一部分神的子民的判断标准时,我的信仰使我不能顺服和接受这样的登记制度。因为传福音的权柄和使命是来自基督的,不是来自政府的同意。但是反过来有一点很重要,没有在三自登记,并不意味着家庭教会就因此分别为圣了。我想这是基督徒今天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包括家庭教会在内,也包括三自教会下的信众、包括一切神的儿女,中国的普世教会如何来摆脱这种撒旦权势的捆绑,能够自由地去传播福音?我们如何帮助三自教会下的信众,也帮助我们自己出埃及,进迦南?我们如何在基督里得到一个信心,就是这世上并非都是埃及。这就有一个中国的基督化、福音化跟中国的民主化、自由化的关系。或者说一部分追求民主自由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一个专制时代中,我们的政治观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如何处理福音的自由传播与国家政治制度更新的关系,以及我们与各种致力于推动国家政治制度自由化、民主化的非基督徒群体的关系?
   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想首先可以回顾一下新教来华这两百年,从中国主流的思想文化的变化,来看一下福音和世界的消长关系。其实在天主教利马窦来华的初期,传教士当时影响社会主流的起点是非常高的。包括徐光启、李之藻他们当时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李之藻当时也是高官。当时影响社会思潮的起点是很高的,也影响到顺治和康熙。后来因为出现太平天国运动,反而带来一个很特别的对福音的社会思潮的抵挡。到后来经常谈李提摩太的宣教路线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有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一种比较同情的立场,甚至是有很多的赞扬,认为像易经、像老子、有很多和基督精神相似的地方。文化上他是持一种比较同情的态度,从补儒到超儒。当然这也是一个宣教路线的考虑。另外第二点,李提摩太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一个很强的同情态度在里面。他跟康粱都有过联系,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梁启超曾经做过他的私人秘书。我们再往下看到辛亥之后到新文化运动。这时候基督教在中国的主流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反而有一个下降的趋势,或者被所谓本色化的压力被捆绑。那时候开始将近一百年,几乎没有出现一个可以影响到徐光启,或是影响到康粱这样的中国主流社会人物的阶段。
   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知识界出现一个强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由于《圣经》的一个广泛传播,经典的和合本与新文化运动几乎是同时出现的,那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把它作为文化读物来看待。当基督教被“非基督教化”,或者基督被“非基督化”之后,基督教思想在文化上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有很多文学家,很多作家或者诗人,从《圣经》的语言上,文化上受到的影响还是有的。非基运动之前,我们看到像陈独秀、像周作人他们对基督教都有一定的了解跟接触。陈独秀有一篇很有名的《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他把基督的神格去掉了,他要“提取基督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格”,来作为对中国社会的一个更新的作用。多数人也提过大致相似的观念,就是要以基督教的精神来救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弊端。这是一种把基督降为革命家、把人抬高为神的另一种“非基”运动,使基督精神被扭曲了,对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产生了文化上的影响。老诗人流沙河曾对我说,他年轻时进步青年们写诗,引用圣经是很时髦的,最喜欢的就是引用“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用来颂扬革命烈士的牺牲。再如冰心谈爱的那些散文,我们发现很多都是从圣经尤其是诗篇中翻版过来的。但信仰的磐石被去掉了,变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没有来源的爱。这种爱的宣扬在中国现代史上连独裁者的一个喷嚏都抵挡不了。事实上在残酷的二十世纪,也就没有在中国的主流思想界和在社会政治领域留下什么。在二十年代整个非基运动中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主流知识分子都是站在“非基”,反对基督教的一面。只有极少数人(如周作人),公开反对非基的运动。而极少数成为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在那样一种时代的哲学和政治氛围下,也是“悄悄的作门徒”,譬如作家老舍、教育家陶行知都是基督徒,但几乎没有人知道。
   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追求,就在思想观念的启蒙上更多地受到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而几乎没有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福音化和民主化虽然历程上重叠了,但实际上貌合神离。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中国人,背对着神建造自己的巴别塔,一百年了徒然劳力。而基督徒和教会,也不去关心中国人的政治苦难,对中国人渴望改变专制制度的这样一个“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严重的缺乏同情和属灵上的支持。我们的神把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崩溃和转变,和福音进入中国的契机,放在了同一个时代。难道是要让两种历程彼此割裂和对立吗。一百年来,知识分子们也在两种自认为普世的价值下去追求中国人的自由民主。一种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政治史上最大的一场偶像崇拜运动,也许也是撒旦在人类史上掌权的一次最空前的尝试。这一尝试的地点在哪里,神对撒旦得胜的工场就在哪里。另一种普世价值就是最多推到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的这样一个概念。人们把它作为一个普世的价值框架和价值常识接纳下来,但认为基督信仰是过时了,只把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作为一个在来源上空虚的、或者在来源上仅仅依靠人类理性的超验价值接受了下来。以此与共产主义的的专制主义对抗。也和民族主义的,这是另一个政治上的偶像崇拜运动,去对抗。一百年以来,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基本上就处在这样两种思想观念的对峙中。我们看到一个尖锐的事实: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观念以及中国的基督徒们,他们基本上没有在中国人这一百年政治对抗和观念对抗的民主化历程中,发挥一个明显的作用,不管是观念上的、属灵上的还是人员上的。一百来来,福音部分的自外于这个世界。中国的基督徒也许没有效法这个世界,但中国的基督徒也离弃了这个世界。而且一旦离弃了,等到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专制的强权,也就只好效法了,最后就被拆毁了。就像倪柝声,在创办三自爱国教会初期那么坚定的反对,后来很快就妥协了,说教会是个杯子,国家是个盘子,杯子要放在盘子里面,所以要爱国,要爱这个盘子。教会就算要妥协,至少也应该比知识分子的妥协慢一点。如果教会的妥协比外邦人的妥协都还要快一拍,那就不是基督的教会了,是淫妇不是新妇。尽管我们也看到在教会内部,出现了一批在政治苦难中坚持信仰的圣徒,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但教会至今为止,对49年以后的各种政治灾难,还是只从教会和基督徒的角度称之为“大逼迫”,好像共产党只是专门逼迫基督徒似的。几千万中国人在一种独裁政治中被扼杀,被饿死。中国的基督徒一不是受害最深的人群,二不是为受难人群提供了最大安慰和帮助的人群。我总是觉得中国的教会对福音在文革中的命运的反思,仍然是狭隘的和缺乏基督精神的。事实上到今天为止,福音并没有更深的进入中华,进入中国社会,没有在中国被传播到地极,一个非空间意义上的地极。当上亿的中国人在这一百年间非正常的死于枪火和政治压迫时,基督徒不是这个国家中最爱他们的人,基督徒没有为他们提供其他社会人群所不能提供的祝福、爱与宽恕。福音没有以自己的样式和他们站得最近。这是我们对神对人的亏欠。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我们却亏欠了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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