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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神学的可能性:基督教与自由主义

—— 2005年1月2日在北京“基督教与宪政”研讨会的发言
   
   这些年来,我们都是由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然后往回走。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成为基督徒后更加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的思想立场就是不断回到古典,而不是朝向世界。往前走,自由主义遭遇和左派的论战,和后现代的泥潭。国内自由主义在往前走的路上,没有作出太多的贡献,多少年来只是在捍卫一些底线和常识,还将继续捍卫下去。但自由主义本身的立场包括一些差异没有被分辨出来。最近五六年与左翼的论战已经结束了,实质上也已超越了。国内维权运动的兴起,其实已经终结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一场维护公众权利的社会运动,主要是由自由派而不是由所谓平等派去参与和推动的,新左派的道义伪装就已经破产了。社会需要新左派,就像中国需要大熊猫一样。新左派人物已经沦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不做事就可以当明星,偶然送几个出去风光。
   国内自由主义发展中的一些差异,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是在较浅的层面。比如说秦晖更加社会民主主义或是更强调对公共权力的责任要求。或说刘军宁更强调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思路。但他们两人以及朱学勤、徐友渔等人,以及我们,都有一个几乎共同的趋势,就是保守主义倾向。友渔好像不太明显。但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新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一些价值差异还没有被仔细描述过,或被讨论过。除了在价值本位的民主与自由的差异,政治制度的走向上有一个偏公平还是偏古典自由的差异,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是最近这些年明显地出现了这样一个差异,就是对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超验背景的理解和确信上的迥异。

   这个视野的引入,目前基本上发生在新一代的自由主义者身上。在中年这一波人身上,还没有形成很明显的差异或者构成他们讨论中的一个论域。当然军宁他是有这种倾向的,是在讨论一些超验的价值,包括儒家的、基督教的偶尔也会论及。但他整个思路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价值立场的变化。他们是无神论的自由主义者,持一种世俗的、以个人主体性为支点的自由主义。他们不把神、或者从最低限度讲不把一种超验的、在自己之外的价值与秩序的源泉,放在自由、民主、人权这种世俗的价值观念之上。或者仅仅是功能主义的看待前者。那么他们是世俗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以个人主义为起点,把“天赋人权”作为一个价值链条上可以归结的最高和最初的预设,因为再往前就是无知之幕了。自由主义者把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作为一个普世的价值框架和价值常识接纳下来,作为一个在来源上空虚的、或者在来源上仅仅依靠人类理性的超验基础接受下来,再通过洛克以来的自由的权利化和法治化,完成了对自由价值的论证。国内自由主义的主流,是这样的英美式的论证,很少是通过欧陆式的对自由的哲学化和国有化来完成论证的。而且我们对后者往往都是批评的。
   我想到今天为止,这仍然是国内自由主义的一个大概,但也开始出现了另外一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变化,就是向着基督精神接近,向着基督精神顺服的这样一个趋势和一种分化。这个趋势的发生,一是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和刘小枫等文化基督徒十几年来的思路影响有关,二是自由主义内部的发展,是在刘军宁提出保守主义的问题之后,因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差别之一,就是保守主义者都是清教徒,保守主义在政治哲学上信奉和尊重一种超验的价值背景。从洛克开始,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开始分道扬镳了。但主要是在国内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年轻一代中,由于信仰的复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又开始结合起来了,很多人都重新萌生出一种对超验的价值源泉的渴求。他们开始把中国追求自由民主这样一种世俗的政治理想,放在一个超验的道德价值的审视之下,并把自己顺服在这种价值之下。意思是说不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推演,而是基于对启示的承受,也包括了对于传统的敬重。但这里的传统不单是指向中国本土的传统,而首先是普世价值之下的整个人类经验的传统。如果你承认有普世价值,所谓传统就一定是普世的传统,包含了但不等于就是本土的。
   当然这个超验价值传统可以对接和追溯到任何的意义体系中去,譬如秋风和萧瀚的超验主义倾向,就向着儒家倾斜了。刘军宁和秦晖也在向儒家倾斜,但只是功能主义的,不像秋风和萧瀚那样有明显的对超验价值的饥渴慕义。另一部分年轻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寻求信仰、寻求最高超验价值的道路中,最终走向或是正在接近耶稣基督。以基督的精神,以基督信仰作为世俗的一个平等观念和自由价值的一个坚定的磐石。像作家余杰、北村等,法学的范亚峰、李柏光、王怡等,以及亲近基督教的陈永苗、滕彪、许志永和作家焦国标等人,还有李和平、张星水、高智晟等一批开始接受基督信仰的自由派律师。年轻一代中杨支柱似乎是比较彻底的世俗主义者,在对儒家价值传统的态度上也和他的老师秦晖不太一样。对基督徒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对自由的看法已经超越了洛克以来完全权利化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自由当然意味着,但又不仅仅意味着人世间的必须被政治尊重的权利束,更意味着政治的基本价值和个人的生命甘愿受神的话语的约束,并在神的话语中得释放,个人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和恩典,政治也在罪孽当中得到一个基本的和平和自由的秩序。自由主义解释和捍卫的是关系意义上的自由,基督徒领受和追求的是本体意义上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的本质是顺服,因为人的全然自主是一个幻像,没有绝对的主体性可言,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和基督信仰的出发点倒是一样的,就是破碎人的完整性。所以人要么顺服在神的真道之下,像他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样,得着真自由。要么就顺服在血气、意志和理性的骄傲之下作罪的奴仆。自由主义的自由观是世俗意义上的,群己权界意义上的,而不是本体意义上的。基督徒的自由主义者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接受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和宪政民主的制度成就,包括政教分离的宪政原则。但我们开始在这种本体意义上的自由观下,去重新思考关系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并思考自己在一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追求当中的生命价值。
   这是一个最近可以观察到的趋势,无神论或有神论,是国内自由主义思潮出现的一个变化。如果从保守主义的角度说,就是普世的保守主义者,和本土的保守主义者之分。
   当我们从自由主义向着宪政主义推进时,就会更多地谈到约束的问题。秋风对宪政的一个理解就是追求原则,约束意志。原则的来源就是理性。我的重心不是放在原则上,而是放在约束上。我对宪政的理解是主权者的一种自我约束,自我限制。问题就有三个,为什么要约束,凭什么约束,拿什么约束。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世界谁怕谁,到底是谁约束谁?第一个问题自由主义者之间几乎没有分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权力制衡的学说和相应的制度成就。但在约束的对象上,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会出现分歧。民主主义者会认为主要是约束政府权力,人民约束政府,是一个最简单的表述。但我们认为人民没有约束的本钱,人民是被约束的对象之一。宪政从逻辑上说首先是立法权受约束的政治,然后才是政府受约束。现实路径上往往则是反过来的。所以我在民主与宪政之间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观念上的宪政派,行动上的民主派。观念上我们之间的看法大概是一样的,约束的本质就是约束意志。人的意志,管它是政府的,君王的还是人民的,我们绝不承认意志有最高的政治合法性。
   但第二个凭什么约束的问题,我们有了分歧。秋风凭的是理性,理性也是人的,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既不承认人的意志有最高的政治合法性,也不承认人的理性有最高的政治合法性。如果理性只是人自己开发出来的话,理性本身也是危险的。当然英美式的经验主义的理性,比欧陆的唯理主义好得多。但所谓好得多,是因为英美的基督教传统,给了人一种比理性更谦卑的态度,给了理性一种更高的约束。理性的源头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承受真理启示他自己。用圣经的话说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理性约束意志也是对的,只是我不把理性放在第一位。我把约的来源放在第一位。所以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就在那个更高的约束上。英美的普通法道路是一种谦卑的,可以接受对意志的约束的政法体系。秋风对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解读我很认同,因为发现规则是比制定规则更谦卑也更安全的。但普通法更根本的一种品质是承受规则,这比发现规则更重要。因为“发现”强调的还是理性的自我开发,人有本事去发现,这比人有本事去创设要好一点,但好得有限。因为发现了不一样要遵守啊。就像使徒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不都是这样吗。抽烟的人说抽烟不好,这是理性,但戒得了的有几个呢。我想大家都会承认顺服比认识更艰难。所以普通法道路最了不起的一点,不能它能发现规则,而是发现了之后它愿意顺服,也能够顺服。发现规则的力量是理性,但使它承受规则的力量不是理性,而是一种比理性更高的约束。世人都有理性,但我们只在清教徒的传统中看到了这种顺服是如何获胜的。
   如果人应当顺服在他所发现的规则之下,就表明规则本身比理性更在先,规则本身是外在于理性的。所以秋风不说宪政是追求理性的,而是说宪政是追求原则的。这非常对。但如果理性是我们追求原则的唯一的道路,就还是有问题。你的理性,还是我的理性,这个世界的问题就变成了针对理性的内容的评价和分歧。这就和在福音传到罗马世界之前,希腊哲学所遇到的价值多元的困境和最高价值的虚无感是一样的。你有你的逻各斯(理性),我有我的逻各斯。没有人见过逻各斯,也就没有普世的评价标准。理性本身,不能把人从理性的相对主义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使徒约翰借用希腊哲学的逻各斯的概念,写作了《约翰福音》,向罗马世界传扬基督。如果不是上帝的道(逻各斯)成了肉身,把真理也就是他自己启示出来,把原则启示出来。我们就是没有原则的。如果理性本身不被约束,理性就是骄傲的,从理性中不会产生顺服。我们在普通法道路中看到了顺服的事实,也看到了一种较为卑谦的政治和哲学的理性。这是我们都欣赏的。但理性不可能更谦卑了,不可能比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个降卑的幅度还要大。如果通过理性所发现的原则是一个最终的论证点,那么在一个基督徒看来,这样的立宪政体仍然是不可靠的,仍然在本质上是一种“与至高者同在”的政治,也就是修筑巴别塔的政治。在我看来,没有神,政治就不可能更低。没有神,政治就在本质上仍然缺乏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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