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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民的姿态挺身而出/闵家桥

   
   作者:南方周末 见习记者 闵家桥  
   2003-5-22
   ■ 聚焦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悬案
   

     编者按:3位中国公民依法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近一周来,社会各界反响热烈。本报今日就此“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悬案”的进展及其引发的诸多法律问题进行报道,并将3位公民的“建议书”作为本期的特别“法眼”刊出。
   
   □ 本报见习记者 闵家桥
   
     在民众为被收容者孙志刚的默哀和愤怒即将淡去的时候,有3人以独特的、公民的姿态挺身而出。2003年5月14日,他们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书,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审查。
     他们是3位法学博士,但他们更乐意以“公民”自称。
     他们都选择了教书: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滕彪,中国政法大学;俞江,华中科技大学。
     他们是同窗好友:北京大学2002届博士毕业生。
   
     “我更关注农民和城市边缘群体”
     许志永是这次行动的发起人,也是建议书的起草者。在整个事件里,他还负责外联工作。滕彪和俞江更多退居幕后。这是他们商量好的分工,也是性情使然。
     滕彪和俞江相对内向。滕彪偏重法理学,俞江主修法制史。他们毕业后都选择了以学术为生的宁静生活。
     但显然,在孙志刚悲剧引发的“建议行动”中,他俩都没有忍住。
     许志永的研究偏向法社会学,社会调查是他生活的常态。他的“农民朋友们”甚至知道他的手机号。5月18日下午,正和记者谈话的许志永就接到了一个江苏农民的电话。那个农民告诉他,他们成功地罢免了不称职的村委会。此前,许调查过该村的基层选举状况。
     “我更关注农民和城市边缘群体。”在北京,许志永有一些谈不上“高雅”的朋友:那些进京务工的农民。在和这些农民工的调查交往中,他知道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有过被收容的经历。“他们和我讲在里面的遭遇。”许志勇眼神痛苦,显然不愿说得太细。
     在接触了太多收容遣送的事情后,许志永曾经想过行政诉讼。但没有一个被收容过的人愿意站出来起诉和作证。那些人说:“我们不想这样,我们还要在这个城市里活。”
   
     “我们无法忽略这个问题”
     那些进过收容站的人,有的下落不明,有的被侮辱一番后走了出来。城市依然在运转它的每一天,看不出异样。
     孙志刚没那么幸运,他死在了收容站。这一个案对许志永触动很大,即便他知道太多类似这样的故事。这一次,令他意外的是,社会舆论竟然有这么大的空间对此事作出反应。他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事情”。
     许志永有点理想主义。他说,对于每一个个案,他都不敢有过多的乐观,但对于整体中国这个时代的进步,他非常乐观。他认为,现实的很多制度都是靠个案去推动的。这是他以孙案为由头做这件事的原因。
     虽然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3人却有着不同的学术基调。滕彪说,很多时候,他很悲观,俞江也是。这也是他们选择去安心做学问的原因。对于现实,他俩表现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想要疏离却又难以疏离。滕彪说,“我更看重个案背后的制度建设。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孙志刚,我们无法忽略这个问题。”
     4月份的最后几天,没有任何异议,许志永提出写个东西的建议后,3人就心照不宣地开始了。如何找到突破口,这是个难题。一天,远在武汉的俞江发来邮件,说《立法法》中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的建议权。俞江说,我们能不能从这条路上试一试?
     这是个重大发现。许志永和滕彪很兴奋,许说此前他还总是寄希望于行政诉讼。许志永坦言,“连我们学法律的人都不清楚公民有这样一个权利,还怎么希望更多的人去用它呢?”3人一致的态度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试图启动中国违宪审查机制”。
     5月14日,1000多字的“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终于在将3种颜色完全融合成一色后完成了。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公民来信,它的格式具有意义。它更像是一份起诉书,阐述了需要审查的事实和理由。”
     他们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写下了3人各自的身份证号。“在《立法法》上并没有规定我们应该具体向哪个机构提出建议,他们有没有义务必须回答我们,以怎样的程序回答我们,在什么时间以内回答我们,这些都没有规定。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类似起诉书的格式,有它的涵义在里面。”
     这是一份纯粹的充满了技术用语的建议书。里面没有一句情绪化的语言,没有一句煽情的表达。“我们的目的在于从法律技术的角度关注收容遣送制度,我们不希望把它泛政治化。”
     5月14日,许志永打电话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我们想发一个关于违宪审查的建议书。”接电话的人说,这个应该给法工委吧。于是告诉了他们一个传真号码。法工委接待室一位姓鲍的同志收到了那两页传真,说:“我也不清楚该给哪个部门,先给领导看看吧。”
     发完传真,他们又跑到邮局寄了一份。至此,酝酿了半个多月的建议行动完成。
   
     “即使杳无音信也无所谓伤害”
     滕彪说,这件事,他们追求两个目的。一个是实体上的,最乐观的估计是,经过审查之后认为这个《收容遣送办法》违宪,然后废除。“但这也是最不可能的一种结局。”
     程序上的意义是他们更现实的、可以期望的目的。“收容遣送制度可能依然生效,但在程序上我们希望能推动违宪审查机制。如果有一个反馈,甚至因此建立了一个正常的渠道来对公民提出的建议有一个回复,那么在程序上我们就算达到了目的。”即便得到一个简单的答复———“收容遣送没有违背宪法和法律”,俞江说,“这也没有关系,至少大家知道了有这样一种程序,大家可以反复地用这个程序,总有一天,这个程序的意义会显示出来。”
     结局或许更糟,比如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否是一种伤害?
     许志永说,这件事本身如果能够引发全社会的讨论,就已经很有意义。这一次没有成功,还会有下一次,一次一次社会的不断尝试,形成合力相信会带来改变。
     滕彪说,用知识本身推进社会改良,这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即使这事不了了之,对他个人没有任何影响,他还是会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还会关注收容遣送制度。
     俞江说,如果被驳回或无回应,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又会陷入一种僵局。即使我们想再做,在法律上我们已经找不到办法了。这样的结局,会很遗憾,但当想到有些遗憾是必然的,他又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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