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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城:写在第三期“名家说法”被命令取消之后


   2005-9-7
   九月七日,周三。因为预告了本周五滕彪先生将与网友交流,我正在为此做点准备。主要是拜读一些滕彪先生的近作,在阅读的基础上写个开场白。滕彪先生是我国政法系新生代人材中的佼佼者,肯牺牲宝贵的时间来这儿与非专业人士交流,燕南法治论衡能请得到这样优秀的学者,是我这做主持的荣幸!也是法治论衡的荣幸!仅仅为了不辜负他的信任,我就得干得像样点。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但是,突然间接到通知,滕彪先生的交流不能做了。
   而且,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为什么不能做?
   滕彪先生被剥夺了自由发表学术见解的权利吗?
   法治论衡的“名家说法”有过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安全的行为吗?
   中国哪条法律禁止学者开展这种在线交流?哪条法律授权执法部门对思想言论实行这种预先防范?哪条法律规定可以对公民的基本人权视不同对象实行区别待遇?
   哪条法律授予“执法部门”以这种限制合法公民开展学术讨论权利的权力?有关部门执法依据何在?
   [法治论衡]开办“名家说法”栏目的目标是促进法治,而非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安全。前面已做的两期对此提供了说明。正是为了避免出现尴尬局面,我们在邀请学人时,没有去请那些高度敏感的人物。我们一直保持着相当低调的姿态。作为法治专业栏目,我们自行约束,以保证所有活动在现行法制的框架内开展。作为法治专业栏目,我们的责任仅限于遵守法制,没有遵守某些与法治精神相悖的潜规则的义务。我希望有关执法部门的特定行政作为能与其“执法”的角色相符,我希望有关执法部门对此论坛的一切行政作为不超越其法定授权范围,我希望看到作出上述决定的机关拿得出授权其作出上述决定的法律依据。
   为了燕南网免遭关门的厄运,在此,我不发表对此事的进一步的评论。但为了维护法制,我认为有必要与以不容申辩的方式作出上述决定的机关一起学习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下述规定: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作出行政决定后,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管理职责,要由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手段。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附:
   除了消除和减少苦难,我们还能做什么
   ——第三期“名家说法”开场白
   太阳城
   马克思、毛泽东、鲁迅,如果说他们是对我国上个世纪百年历史影响最大的三个人,应该不会有太多反对意见。现在,站在二十一世纪初页重新审视这三位曾经的绝对“伟人”,就学术思想而论,可说三人都是乏善可陈。虽然他们三人的思想现在已经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他们的名字也不再是指引我们前进的灯塔了,三尊神像从神龛上一起跌到了神龛下的鸡屎旁,但人们对马克思和鲁迅,与对毛泽东的评价却存在天壤之别。对马克思和鲁迅,我们可以批评其历史主义、本质主义、决定论、整体论——鲁迅的国民性论承接黑格尔的民族精神论而具有十分明显的本质主义和整体论特征——等学术方法,否定二人非此即彼式的思维范式,但是,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由于他们曾对劳苦大众的苦难抱持深切关怀,我们对他们二人仍然保持着某种尊敬!毛泽东则不然。对毛泽东,我们不会给予这种尊敬,他也不配享有这种尊敬。为什么呢?因为此人对底层的苦难——这些苦难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自己亲手造成的,是关涉数千万人饿死受迫害致死的苦难——表现出一种极其冷酷暴虐的乐观其成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毛泽东在被赶下神坛之后,又面临被逐出“人坛”的尴尬,民间对毛的盖棺定论是阴谋家、暴君,更极端一点,有的人干脆称他为政治流氓!
   记得茅于轼老师在第一次作客燕南网时讲过,在促进繁荣、消除苦难、促进繁荣和消除苦难并行这三种政略选项中,我们应该首选消除苦难。茅老的这个观点我极为赞同!这也是社会零星工程学的主要观点,被波普尔誉为民主政府政绩优于极权国家政府的原因所在。社会零星工程学的核心要义就是,消除和减少苦难是我们在公共领域唯一能做好的事。
   2003年发生在广州的一件惨案唤醒了我们的苦难意识,在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沉浸在精心营造的太平盛世歌舞升平中时,在我们还没有准备接受这种事实之时,孙志刚之死把现行法制中的恶法造成的悲惨现实一下子呈现在世界面前,法制中的制度性漏洞和迫害者的人性之恶均令举世为之震惊!温家宝总理的应对受到广泛称赞。以我个人的看法。温家宝先生是1949年以来最好的总理。当然,借用国内主流媒体评价美国总统是坏中选取不坏的公式,也许称温总理为最不坏的总理更为确切一些。
   本届内阁赢得我这个“反对派”(某种意义上讲)肯定的理由有三:一是温内阁顺应民间诉求,果断地中止了一部长期歧视国民中大部分人的恶法,这在1949年以来是空前的;二是从取消农业税、承认医改失败(造就了一个富人俱乐部)等举措中体现出来的关怀底层疾苦的精神;三是透过《行政许可法》、《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以约束公权为特征的作为,首次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决心返身走上限政法治国的迹象。写到这里时,还要格外加上一条,这就是温总理刚刚宣布的“:“中国将推进其民主政治发展,坚定不移地重新构建(民主),包括举行直接选举。”这是与朱镕基先生完全反向的迹象。现在很多人,特别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也许还有部分贪官,非常仇恨朱镕基,把朱镕基视作导致国企垮台工人下岗农民抛荒的元凶。我对这位把持了整个1990年代中国经济航向的“经济沙皇”也持批评态度,并且是朱镕基还在高位上受到国内主流媒体吹捧的时候就猛烈地抨击过他。但我批评朱镕基先生的内容与目前倒朱派有所不同。对朱镕基先生想有所作为和想当“清官”的职志,我保留着尊重。在我看来,朱镕基不是对底层疾苦无动于衷的那种人。我批评他的主要不是其所主之政在实际后果层面加剧了疾苦,而是更侧重于价值层面。对一个前任官员,我认为,清理其软领域的负面资产与校正其政治后遗症同等重要。这可以使我们从所付出的巨额试错成本中回收些有用的东西,起码避免同样的错误再次出现。因此,我主要批评朱镕基整体论的思维范式,以及受此思维范式局限而产生的扩大国家影响(扩大权力,扩大财政)的诸种努力。朱镕基在任上的作为表现出一种对“行政强推”的迷信,对权力万能的迷信。朱镕基从一己意愿出发,希望以扩充权力增进繁荣——增进繁荣消弭苦难,这种以权力来救济权力造成的弊端的做法,用一个成语来描述最为贴切:抱薪救火。权力的无约束造就了权贵阶层,扩权的结果是权贵资本获得更宽广的成长空间。在朱镕基任内,中国权贵资本开始泛滥,贫富悬殊迅速扩大,社会矛盾趋于激化。朱政府集中起来的财富成了少数人的囊中之物,而大多数被集中的对象除了被剥夺,除了给改革买成本单,几乎一无所获。朱镕基政府以忧国忧民始,以国忧民忧终。
   在此,我要顺便点评一下作家二月河。有舆论认为,二月河所写的《雍正皇帝》是间接表彰朱镕基。我不知道这种类比的真实程度如何,也无须去理会。我想给予这位作家的评价是,二月河只是一位专制思想的奴隶,一位极其庸俗的流行书撰稿人。其作品中推崇政治强权的观念,与当代文明的主流是完全反向的,是对文明的反动,标准的反动。这种作家的作品走红,不是什么好事,恰是这个国家的不幸!
   恶法给我们带来的苦难,也就是所谓人为造成的苦难,并没有随朱镕基强人时代的逝去而自动消失。恶法像一个居心叵测的魔鬼,时刻潜伏在我们身边,时刻准备吞蚀另一个,另十个、百个、千个孙志刚。这些恶法,有的是成文的法律法规条文,有的是不成文的恶习,这恶习助长了专横的权力,让行使这些权力的人们觉得自己所做所为是份所应当,道理天然的就该是“我有权这么做,我怎么做都有理,你不服从不行”。今天,恶法破坏我们的繁荣感、幸福感、和谐感的事例太多,造成城乡分治的所有相关法律法规,都是恶法;各地风起云涌的民间反抗拆迁的事件,虽然我们可以把问题归结到搞权力寻租的具体行政行为执行者身上,但如果他们没有某些给予权力拥有者对土地可予取予求的法律在背后撑腰,拆迁矛盾不可能如此普遍;前段时间几位朋友亲赴山东临沂进行计生调查揭开了黑幕之一角,其个中人命运之悲惨,并不亚于孙志刚;还有违反宪法对言论予以治罪的法条所制造的张林案,炒得沸沸扬扬的陕北油田案,其中也可以找到恶法的影子……不一一例举了。再列举这些,也许明天早上,燕南网站就将从网络上蒸发掉。
   虽然存在这么多的罪恶和悲惨,但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因为,有恶法,就有恶法的不服从者。为了正义,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今天和明天能尽可能少的出现种种苦难,或者仅仅为了我们自己不成为苦难的制造者,或者仅仅为了我们不成为制造苦难者的合伙人,或者仅仅为了我们避免成为加剧苦难的人,今天有必要对那些对恶法进行积极抵制或消极不服从者授予勇者的荣誉!尤其是对那些体制内的消极抵制者,那些耻于从苦难者身上榨取钱财的人们,那些耻于吃人血馒头的人们,那些耻于踏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的人们,都是好样的!贡斯当在两个世纪前就说过:“每当法律想要施行不义时,一种明确、普遍而又不限制的责任就是避免成为它的执行者。这种消极的抵抗不会带来任何颠覆、革命与骚乱。”
   上面提到孙志刚案。这桩公案是和平年代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必将载入法治史。这个案子就是民间与最高权力当局合谋,共同抵制恶法的成功范例。这个案子最后以国人拍手称快而告结束,除温家宝内阁外,还有很多起过十分重要作用的人。今天作客燕南法治版的佳宾,就是终结“收容遣送”恶法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一位少年勇者!大家一定还记得当时的三博士上书。我们今天请到的,正是三博士之一的滕彪博士。可以告慰大家的是,另一位博士,许志永先生也将在后面成为我们的座上宾,同时我们当然还希望,最后那位俞江博士也能成为燕南法治版的尊贵客人——有点得陇望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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