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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度演进与多元化的思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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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祛魅与重建——对道德的思考


   武坚
   从伦理学(即研究人类行为规范的一门学科)的角度来看,道德是某一群体依照所信奉的伦理原则制定的群体行为准则;从社会功效的角度来看,道德是一种“默认”的社会习俗,它与成文的制度(如法律、宗教)一起构成社会管治的手段集合。以“今世迅即惩罚”为特点的法律要求必须以强制力为依托;以“来世永久惩罚”为特点的宗教则通过心理威慑达到弱化“反抗管治”的作用;道德则以平和的说教为手段,通过建立一种“长时段的利益衡量”模式,试图在管治者与被管治者之间建立起妥协的机制。

   1:道德的本质与存在基础:
   道德是在长时段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协调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道德产生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起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以消除冲突和混乱。 与法律、宗教相比,道德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基于自利原则而产生的利他情感,它要求以较长的时间段作为衡量的单位。[附注:在理性推理过程中,“长时段的考虑”与罗尔斯(John Rawls)的“无知之幕”具有等效的作用,它们都是用“平均化”的方法将个人特质从推理过程中消隐、从而得出“一般性”规则的处理方法。]
   长久以来,为了突显道德的神圣性,人们习惯于接受超验论(不论其是神学的还是哲学的超验论)的观点,把道德准则看作是独立于行为主体之外的、思辩的、观念的、不言自明的“外在之物”。然而,随着对道德起源问题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经验论的观点,认为道德准则是人类社会长期演进的产物,是一种人类社会内部的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共同作用的机制,是根据千百年无数代人的实践得到的、并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可的、关于某一问题的理性选择结果的经验积累。[附注:经验论的核心理念是“否定非经验感知”。这一术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用法:第一个用法是与超验论相对立的、以“否定非经验感知的外在客体”为特征的、价值观层面上的经验论;第二个用法是方法论层面上的经验论,它以“注重个体经验、拒绝演绎推理”为特征。此处的“经验论”是第一个用法、即价值观层面上的经验论--“否定非经验感知的外在客体”。]“道德的价值、观念、根据以及评价受语言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制约,因此没有抽象的道德原则,也没有脱离历史、社会和文化的道德作用。”[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对美德的探索:道德理论研究》(1981)]
   关于道德起源的解释众说纷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密尔的所谓“联想原理”:道德的普遍约束力靠理性的利害权衡、靠人类以往的全部经验,这就是“人类由经验知道各种行为的趋势,人类一切利益上的计算以及一切道德上的准则都依据于这种经验。”[密尔(John S.Mill)《功利主义》]通过以经验为依据的理性权衡,个人就能知道获得功效的最佳方式,而这种最佳的方式必然是道德的方式,因为道德就是对最佳行为方式的认识和规定。
   相对而言,如下的解释更具有简洁、合理的优点:从自利向利他的转移源于合作与背叛之间的动态博弈,当理性的发展允许人们将合作与背叛之间的动态博弈延续到未来的时候,本能的自利选择就上升为理性的节制与利他选择,并进而总结出以节制和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准则。个体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个体的本性是自利、道德的特点是利他,促使自利的本能向利他的道德转换的关键是:人们有能力对合作与背叛之间的动态博弈做出预测、博弈必须延续到未来(即博弈是重复性而不是一次性)、背叛一方面临着超出收益的惩罚。
   从上述的解释中可以归纳出道德的三个基本属性:利益属性--道德是分配利益的一种手段,隐藏在温情的道德面纱之后的是以长时段为背景的利益计算;未来属性(或称为“预期属性”)--道德只存在于彼此间存在持续博弈的利益主体(个人或组织)之间,在一次性博弈者之间不存在遵守道德的激励而只存在对法律的顾忌;惩罚属性--道德的有效性依赖于它对背叛者的严厉惩罚,一方长期缺乏惩罚对方的能力将使道德失去有效性。由此可以推断:1.对于一个无法感知未来较长时期内生存希望的个体来说,短期的生存本能将占据主导,从而无暇顾及需要以较长时期为衡量单位的道德约束,或者说“对未来不抱希望的个体或组织不受道德的约束”;2.道德只存在于“在长时段内能力平等”的利益主体之间,在能力不平等者之间(如果没有法律的介入)将只存在欺诈与受骗、施舍与祈求而缺乏道德发生作用的依存条件。
   尽管上述解释揭示了道德产生的原因,但是可能忽略了道德产生和演变的艰巨性。在现实世界里,道德的产生和演进应该是延亘千百年的缓慢过程:由于有限理性、有限自制力的存在,人们并不能够清楚地计算出各种情境下的利益得失和风险概率,因此千百年试错性经验的累计便成为人们奉为信条的道德准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内含的理性成分被逐渐淡忘、并被逐渐固化为一种传统的社会习俗。或者说,“通过文化演化,一些选择硬化为规定、法律;如果倾向或命令足够强大,就硬化为上帝的命令或是宇宙的自然命令。”[威尔逊(E.O.Wilson)《道德的生物学基础》]在社会的层次上,道德机制是理性发展的产物;但是在个体层次上,道德的约束力部分源于长期的教化。长期的教化甚至已经使道德部分地嵌入到人类的遗传基因中并产生出相应的生理变化:生理学的研究发现,“在施行义举的时候,大脑内部的某个部分会释放多巴胺之类的化学成分,使自己感到从内而生的愉快”。
   在关于道德研究中,“利他性”问题是一个被花费大量笔墨来阐述的问题,因为所有道德准则都最终归结为“禁欲”和“利他”。社会生物学认为:自私的基因为了尽可能地扩张与自身相关的基因库而创造生命机体,并让生命机体无条件地为其繁殖服务,使得基因能够广为流传;由于同一种基因拷贝可以同时存在于许多不同的个体之内,因此不同的个体有了共同的利益--“个体行为中的利他主义的形式原因就在于基因的这种共同利益,换言之,利他主义行为是出于基因自身利益的需要”。[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不过,就我们看来,社会生物学对利他性的解释似乎存在着诸多逻辑上的欠缺,而其中最为致命的一点是导致了“利他绝对性”的推论:现代人类学的研究已经表明,现代人的基因得自极少数个体,因此从理论上讲,“所有的”人类个体都具有亲缘基因,因此“让亲缘基因得以延续”就意味着“自私的”基因主宰的个体必须对所有其他个人奉行“利他主义”--这一点与我们的现实经验相违背。事实上,利他在现实中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它只能依附于绝对的利己本能。
   我们认为,下述解释或许更具有合理性:“人类的利他动机来自于对个体生存能力提高的考虑。如果合作能够更有效地提高个体的生存能力,那么在合作的激励下人类就会产生出‘利他’的动力;反之,如果人们不认为在生存能力提高方面利他合作比个人努力更为有效,那么理性将引导人们趋向于狭隘的自利。”道德之所以能够超越个体利益,是因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使人类意识到个体能力的有限性,从而有“借助于集体力量弥补个体能力不足”的心理需求。所以,从本质上讲,超越了狭隘个体利益的“利他”道德仍然是一种出于自利原则的自我需要。
   虽然道德是人类共同具有的社会规范,但是就具体的道德准则来说,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这反映了道德的地域性和时代性。道德准则有其深刻的社会根基:它取决于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并随着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客观生存环境的变化必将导致道德准则的变化。正是由于道德准则的上述特点,因此不难理解:传统的东方文明与现代的西方分明在对“道德”的理解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传统东方文明所崇尚的道德是一种强调集体本位和合作的道德,它源于人类在生存能力尚不发达的时代为了应对现实的生存危机而产生出的集体互助的共识。它以尊重集体利益、节制个体欲望为前提条件,通过强调个体的社会属性为“牺牲自我利益的奉献”寻找到现实的利益衡量基础。但是东方式的道德准则内含着压制个体自主意识和理性发展的基因,因此必然随着个体自主意识的觉醒而逐渐瓦解,并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引发各种“道德危机”。必须承认,“现代”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在个体本位的时代,道德应该首先关注个体利益,只有在关注个体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超越个体利益的道德准则才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道德重建”必须以尊重个体利益和自主权力为前提,因而重建之后的道德将是迥异于东方传统的新道德。克服对这种陌生的道德准则的拒斥,是东方文明摆脱“道德危机”、实现“道德重建”的第一步。
   发源于西方(欧美)的现代文明所遵从的道德是强调个体本位和理性的道德,这与古代欧洲民族的游牧传统以及近代航海探险和商贸的经历密切相关。它以尊重个体自利本能、鼓励欲望张扬为前提条件,通过提高人类“理性的认知与推理能力”促进“价值理性”的发展水平、从而获得“从个人自利本能推演出的有限度利他”。这种“有条件”的道德(或称为“工具性道德”)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将人的本质视为自利,认为只有个人的现实需要才是最高目的、道德不过是达到此目的的工具和手段。“道德之所以必需,就在于它是追求快乐的工具……道德之所以成为必需,还在于人们需要互相帮助、建立友谊、制订契约。”[密尔(John S.Mill)《功利主义》]
   道德体系的一个根本特点是道德的发展水平与理性(认知与推理能力)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因此苏格拉底有“德性即知识”的论述。[附注:这里所指的理性(认知与推理能力)不仅仅包括数量化的计算能力,还包括非数量化的理解能力和与判断能力。]西方式的道德是人类理性利益计算的产物:在人类“理性的认知与推理能力”较低的时代,每个个体关注的利益目光极为狭隘和个体化,因而在群体利益层次上往往产生在东方文明看来是“极为不道德”的行为;随着理性(认知与推理能力)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逐渐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群体利益,并且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展、“群体”的范围渐次由社区变为民族-国家,进而扩展至人类-全球。从道德的演变趋势来看,随着理性(认知与推理能力)的提高,在西方式的道德体系中接纳一些东方式的道德信条正在变的可能:狩猎时代为人类所崇拜的个体性品德(勇猛、刚毅、强壮)在社会化生产时代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相反,在社会化生产无法逆转的时代,那些体现了团队意识、合作精神的社会性品德成为维系社会化生产的重要保障。团队意识、合作精神、相互尊重之所以比勇猛、刚毅、强壮更受到当代社会的赞许、从而成为当代社会道德准则的主流,其原因(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人口的激增和欲望的扩张导致人类只有通过分工合作实现的能力提高以满足生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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