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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农村运动的思考——寄友人的信

对于新农村运动的思考—致友人的信
   xx老师,您好!
   对于政府所倡导的新农村运动,我个人并不太感兴趣,原因如下。

   首先,新农村运动的出发点不是试图建立一个个体权力平等、机会平等的社会,而是试图在不损害城市特权阶层的前提下维持社会稳定。这种“新农村运动”的出发点无论是出于怜悯与施舍、或者出于恐惧与担忧,都违背了“给予参与主体(农民)自主选择权”这一基本原则。
   其次,由于缺乏权力平等、机会平等的意识,建立在不损害城市特权阶层基础之上的新农村运动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强化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不平等,强化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离倾向,从而极可能异化成为类似于“建造印第安人保护地”的行动。对农村居民在融入现代化生活方面的限制,不仅会加剧在教育、就业、医疗保健、住房制度、社会救济等方面的不平等,而且将会进一步造成事实上的社会分裂,从而诱发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歧视与对抗--这一点可以从“印第安人保护地的建立对印第安人被隔绝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历史史料中得到证明。
   第三,新农村运动沿袭了传统的“内向型”发展模式。中国农村的贫困源于资源的匮乏,或者说中国农村现有的资源与生产模式无法满足10亿农民过上现代意义的“小康水平”。新农村运动并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农村居民人均占有资源的匮乏。此外,在“内向型”发展模式指导下,强化农村居民的教育将会产生“过度教育”的问题--在就业紧张的时代,如何为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创造合适的就业岗位?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经济上是效率最高的一种资源配置方法,正是这种经济性促使城市化(一国范围内的人口重新配置)的出现和人口从贫困国家向富裕国家流动(世界范围内的人口重新配置)的趋势。然而,目前的国界和种族差异妨碍了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流动。随着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全球共同体意识的逐步形成,世界人口新格局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境内流向境外的两支洪流,既是21世纪的问题之源、也是21世纪的希望之源。任何迫使人口逆向流动的努力都只会造成永久的贫困和隔离。我个人猜测,部分学者提出新农村运动构想可能与印度喀拉拉邦的经验有关,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喀拉拉邦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海外劳务者的大量汇款。
   第四,在当下,新农村运动的实施必然倚重于政府。任何一个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忘记中国政府官员的贪婪,如果没有外部性的监督机制(事实上,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外部性的监督机制将永远缺乏),新农村运动将会成为又一个“富官工程”。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使我坚信:不要寄希望于政府官员的良心。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由于追求现代化所产生的问题,因此只能通过后现代化(即对现代化所推崇的扩张性价值观的否定)来解决,试图返回到前现代(即将农村居民禁锢在土地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国政府与其在技术层面上给予农村有限的补偿,不如消除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阻碍实现权力与机会平等的种种制度障碍,通过重建公正的社会机制培养相互尊重与合作的精神、通过鼓励民众自主决策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我怀疑新农村运动的有效性、并为它的(由于官员贪污所造成的)高成本而担心,但是在中国无法实现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新农村运动可能是一个(也许是唯一一个)在利益分配的技术层面倾向于农民的改进。但是,对于较之国内学者而在政治方面少有顾忌的海外学者来说,不仅仅需要在技术层面思考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应该在制度层面和价值观层面上思考未来中国的前途。
   上述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特别是在如此众多的学者为新农村运动唱颂歌的时候泼冷水,的确不合时宜。但是我认为:将把握未来的主动权交还给农民、赋予他们自主的权力与责任而不是怜悯与恩赐,才是中国农村在未来逐渐摆脱困境的根本途径。这一点或许正是为新农村运动唱颂歌的学者们最容易忽视的。学者们真诚的“仁爱之心”令人钦佩,但是他们不应该将自认为“最佳的选择”强加给农民。其实,散布在中国各个城市和世界各个国家的中国农民已经展示了他们的选择倾向,他们所需要的不是重新回到农村、而是获得在城市或者在国外务工所需要的权力、机会与技能。
   祝安好!
   武坚
   2006年3月28日

老师,您好!


   对于新农村运动,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新农村运动的目的何在?如果是为了向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村居民提供一个有所改善的生活环境,那么以政府财力为依托的新农村运动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一目标(前提是资金不被政府官员贪污、农村居民愿意接受政府的安排),但是其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受益于新农村运动的那部分农村居民将会面临“圈养”的诱惑和对政府救济的进一步依赖、以及由于被隐含地被界定为“失败者”而进一步加深(而不是减缓)“成功者”(如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心理拒斥,这种情景类似于“印第安人保护地的建立对印第安人被隔绝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如果新农村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的自尊意识和自立能力、为了实现持久的社会公正,那么当下新农村运动的各种措施是否得当就值得商榷。晚近20多年来,以承认城乡二元化为其内含前提的乡镇企业模式从博兴到衰落的过程提供了如下的启示:在一个以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扩张为其主导价值的时代,违逆集约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张必然由于非经济性(违背价值最大化原则)而遭到否弃。同时,我们也怀疑:随着自尊意识和自立能力的提升,任何一个理性人会为了接受“免费的”廉价施舍而甘愿放弃自尊、自主的生活。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预测:新农村运动将由于如下两个原因而遭遇失败——或者由于政府财力的不堪重负、或者由于农村居民选择自尊和自主而对其拒斥。结果如何,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在中国(大陆),无论是亲政府(帮助政府在技术层次上出谋划策)或是反政府(促进管治机制改革),都无法解决这样一个事实——生存资源的匮乏决定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永久贫困,这是导致中国一系列现实困境的根源。对于那些渴望摆脱贫困、却缺少社会资源的贫者们来说,留在中国只能是一个从渴望逐渐到绝望的演变过程,与其在国内等死、不如冒险一搏、在异国他乡(不仅仅是欧美发达国家、而是全世界的所有角落)寻找生机。对于海外的中国人来说,帮助那些决定决定外出闯世界的中国人——为他们提供国外的信息、让他们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离开中国、为他们适应国外的生活提供便利和帮助、为他们创造在国外的就业机会,可能是一个更有效、更现实的方法。
   在三农问题上,中国政府更为现实的选择是:平等地对待已经在城市从业的所谓“农民工”,赋予他们完全的城市居民的待遇,将其完全纳入城市管理的体系中;建立社会保障与计划生育紧密结合的制度,废止现行的一味强行压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利用农村贫困人口与多子女家庭高度重合的特点,采取“提供社会保障换取节制生育”的方法;建立一套确保城乡之间机会平等的人才选拔机制(由于城市与农村现实的差距,这样一套机会平等的机制事实上仍然导致结果的不平等),以使农村中确有能力和才智的青年得以被顺利吸纳到城市经济中;为了鼓励人口向国外流动, 政府应该努力创造利于人口外流的宽松国际环境,并积极扶植非政府组织为外流人口提供及时、便捷、有效的帮助。
   2006年5月3日
   xx兄,您好!
   把“新农村运动”说成“类似于‘建造印第安人保护地’的行动”或许有些偏激,但是个人坚持认为:“新农村运动”长期的负面影响很可能超出学者的预计。
   “新农村运动”一个可以预见的好处是缓解现时农村居民的生存困境,而其长期的负面影响是“可能延缓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即“新农村运动”可能会强化中国农村居民“重土、守家”的心理趋势、从而弱化“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动力。近几年来,沿海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固然有“待遇过低”的原因,但是也与“新农村运动”所带来的“逆现代化”效应有关。这种效应在18-19世纪的法国曾经出现过,其结果是法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大落后于英国。基于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理解,我认为:在中国,“为农村居民制造一个安居乐业氛围”的政策导向必将强化农村居民的小农意识,而其最终的实际效应是“圈养”过量的人口、从而使这些过量人口不去冲击发生在沿海和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当然,对这种效应如何评价,是另一个话题。在反现代化的人看来,或许这种隔离正是老子所称道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现实版本。但是如果回顾历史,则难有这份好心情——在一个扩张型价值观占据主导的现实世界里,如果一个“他者”群体没有发展出与扩张主义者相制衡的实力,这个“他者”群体最终的命运将是被击败、被淘汰。相比这种“彻底了断”的结果,“建造印第安人保护地”应该说还具有一些人道主义的意味。
   我们认为,最为理想的选择是:通过在个人权利(如职业培训、社会福利、自由流动、信息获取)方面平等地对待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所有个体、从而鼓励农村居民积极融入现代化进程。也就是说:只有降低农村居民融入城市生活的限制才是真正“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困境的理想途径。但是现实的资源约束使得这一理想遭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够理解当今中国“新农村运动”的合理性。尽管如此,这种选择毕竟含有“退而求其次的无奈”,而其中的主导思想也源于传统的稳态化价值观。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放弃整体化思维、而注重个体化的解决方式,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发现与前两者(即让农村居民融入城市生活、加强农村建设)并行的第三条道路--即通过外向的人口迁徙缓解部分农村居民的生存困境。这里需要强调的两点是:首先,外向型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试图取代前两个方案,而只是在此之外提供更多选择的努力;其次,外向的人口迁徙选择已经在民间成为一种自发的选择--大量的偷渡现象就是明证,学者所需要做的不是试图“发明”这种方法、而是为这种自发于民间的方法寻找到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并通过理论建构使之“合法化”。
   2007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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