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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观念——政府公司化(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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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政府管治困境(三)(2007)
·当代中国的政府管治困境(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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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社会的公正性困境

当代中国的公正性困境

   武坚

   [附注:本文为《生存与超越(三)——对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再认识》的第三章。2004年8月完成第1节、第2节和第3节的写作,并以《当今中国社会的公正性困境》为题在网络上发表,2005年11月增添第4节并完成本文的第一次修改,2007年3月完成第二次修改。]

   1:当代中国公正性困境的发展过程与根源

   1-1:公正性困境的发展过程

   1-2:公正性困境的根源

   2:当代中国公正性困境的表现

   2-1:社会资源分配失衡

   2-2:等级-集权制度下的“三农”问题

   2-3:传统与现代化挤压下的教育制度

   2-4:政府垄断下的私有化

   2-5:经济增长目的的异化

   3:当代中国公正性困境的后果

   3-1:公正性困境的经济性后果

   3-2:公正性困境的社会性后果

   4:对当代中国公正性困境的再思考

   [内容提要]在本文中,首先简单地回顾当代中国公正性困境的发展过程(第1-1节),并提出导致公正性困境的四个原因(第1-2节):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矛盾、内敛性传统与扩张性价值观的复合与纠结、对等级观念-集权机制的纵容、民众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此后在第2节中,通过不同侧面(社会资源分配、“三农”问题、教育问题、私有化问题、经济增长模式)的论述展现当代中国的公正性困境,并在第3节中分别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预测公正性困境的可能后果。第4节(《对当代中国公正性困境的再思考》)可以看作是对第1节的补充和深化。

   1:当代中国公正性困境的发展过程与根源

   一个社会今天普遍存在的不宽容源于昨天遭到的不公正对待,而今天的不公正将导致明天更为暴烈的反抗和施加于所有人的苛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在相互仇恨和蔑视的环境中生活的民族积累起来的只能是彼此的仇恨和敌对。

   1-1:公正性困境的发展过程

   从对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运作机制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政府直接和间接地垄断着各种社会资源(更准确地说是,社会资源被官僚(管治)集团以“国家”的名义控制着)。通过这样的机制,社会利益不是直接分配给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而是首先被政府集中起来,然后按照个人在等级化权力体系中的位置进行再分配。必须承认改革开放(80年代)前后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而是作为利益分配参照物的权力体系的变化,即从改革前的单一政治权力体系逐渐扩展成为涵盖经济权力和知识权力的复合权力体系。

   精英主义理论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官僚(管治)集团和被管治集团;尽管官僚(管治)集团是少数,但是他们垄断着政治、经济权力,履行着所有重大的社会职能;被管治集团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他们是官僚(管治)集团的工具。在精英主义者看来:“人民民众当家作主”或“主权在民”的观点,从来就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是,民众始终受少数精英人物的管治,这就是著名的精英主义理论的“寡头管治铁律”。[参见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虽然精英主义理论在中国从未被大张旗鼓地宣扬过,但是诸多事实表明:主导当代中国社会运作的主流思想正是这一秘而不宣的精英主义。

   当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许已经意识到:仅凭中国自身的条件,无法让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民族)走出生存困境的泥潭。承袭传统的“限制贫富差异”的政策只能导致对社会发展动力的窒息,面对扩张主义现实和潜在的威胁,社会发展动力的窒息意味着民族整体生存的困境——无法摆脱全民族遭受外部扩张主义者凌辱的命运。正是明晰这种危险的前景,以邓小平为首的现实主义领导者毅然放弃对传统理想的追求,而采取了顺应现实的妥协政策:放弃庞大人口中的一部分,而将民族繁衍和兴盛的责任托付给在生存竞争中抢得先筹的“幸运儿”。尽管这一政策的提出源于巨大的外部压力,但是从这种对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的反叛中,仍然能够感受到邓小平的睿智、务实和果敢。正是这一反叛,为今天中国的经济繁荣寻找到了实现的路径。然而,由于对“平等富裕”理想的反叛缺乏理论上的剖析、对“不平等”的限度缺少清醒的界定,导致伴随经济繁荣同时而来的是对社会公正性原则的逐步抛弃和践踏。在精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80年代初开始至今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政治“精英”(官僚集团)与经济“精英”(资本集团)相勾结的权势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公正原则被激发起来的扩张(致富)欲望严重扭曲,其结果是在社会分配的规则、机会、过程和结果方面出现公正性困境。[附注:当严峻的生存条件迫使政府面临着在“满足所有人的部分欲望”和“满足部分人的所有欲望”之间对立性的两难抉择之时,抉择的结果取决于社会的民主化程度:一个管治权力受到全体民众监督的社会倾向于以“满足所有人的部分欲望”为社会的最优化目标;一个实施精英管治、有限民主的社会倾向于选择以“满足部分人的所有欲望”为社会的最优化目标。]

   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长期公有化形成的政府对资源(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高度垄断的现状,使得(由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组成的)权势阶层缺乏实施“剥削”所需要的个人资本和运作空间。同时,在毛泽东时代经过“共产主义”洗礼的民众对“共同富裕”思想的普遍向往仍然对管治者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使得任何“凭借特权巧取豪夺社会公共资产以为私有”的行为都需要承担道义的负疚。因此,在强大道义和理想力量的约束下,社会经济恢复性繁荣(这种社会经济恢复性繁荣源于对高度集权机制有限弱化后所产生的个体活力释放)所产生的收益以相对公正的方式恩泽于广大民众。

   然而进入90年代后,起始于89年“六.四”事件之后的西方制裁,加之苏联的崩溃和共产党人在东欧国家被逐出权力中枢的现实,给中国政府的领导层造成了震撼性的心理冲击,使他们为权力的稳定问题而感到焦虑。在焦虑于权力稳定的重压之下,“通过迅速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能力提高”的观念取代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经济发展优先”的指导原则消解了中国政府领导层对“共同富裕”理想的最后一丝顾及。指导原则的变化导致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向着有利于权势阶层的方向迅速转化。[附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为了使资本尽快积聚到政府(计划经济下)或少数人(市场经济下)手中、以达到经济“起飞”的临界点,赶超型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起高度集权的管治机制。]

   资源(财富与权力)分配机制倾斜的直接后果是权势阶层凭借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权(垄断权)迅速实现暴富,在改革初期曾经得到过一些利益的中间阶层成为相对的利益受损者,由(无特权的)平民组成的社会下层、由边缘人口组成的社会底层成为绝对的利益受损者。尽管社会的分化并非肇始于90年代(在改革前后的每一阶段,无论是“计划性”分配机制还是“市场化”分配机制都使权势阶层获益最大),但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差异则在90年代之后呈现为逐渐加速之势,并在短时间内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在千百万劳动者被迫下岗失业、其基本生存权失去保障的同时,少数权贵借助特权(贪污舞弊、强取豪夺)迅速成为坐拥亿万财产的巨富。

   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分裂:一个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特权与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权势阶层,和一个主要由贫困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构成的无产者阶层构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极。权势阶层不仅“成功地”劫掠了大多数社会财富,更利用手中的垄断特权“成功地”打造了一个扭曲社会公正原则的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任何旨在促进社会公正的政策都可能被扭曲成为强化社会不公正的工具,任何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都可能被转化成为窃取社会共同利益以自肥的手段。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在忍受了太多生活的不公、积攒了长时间沉默的愤怒与对政府的绝望之后,开始出现了暴力抗争的趋势。

   [附注:在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时,必须提及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朱镕基。如果将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的主导者朱镕基与11世纪领导了一次失败改革(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加以对比,不难发现他们在个人行为与道德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试图通过主要在经济领域内展开的改革挽救一个病入膏肓的王朝,同时也都具有高度的道德自律和对自己的改革计划报有强烈的自信。但是作为改革主导者,他们也都忽略了两个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正是这两个因素使得他们的改革都归于失败:首先,他们必须依赖一个贪得无厌的官僚集团去实施他们的改革计划,事实上改革的各种举措最终都成为官僚集团攫取更多利益的新途径;其次,他们所倡导的改革的共同目标是强化政府的垄断——即所谓政府的汲取能力,因而改革不仅遭到官僚集团的扭曲,而且必然遭到作为被汲取对象的民众的抵制。]

   1-2:公正性困境的根源

   我们认为,导致当代中国社会公正性困境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矛盾、内敛性传统与扩张性价值观的复合与纠结、对等级观念-集权机制的纵容、民众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普遍现象:当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时候,人们本能地试图通过臣服于外部权威以获得外部力量的拯救和对未来生存的承诺与担保,这种人类的共性造就了等级观念-集权机制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因此,不同集团的利益从相容到互斥的演变凸显了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严峻生存环境,它成为中国政府所面对的最为窘迫的挑战。

   造成中国社会公正性困境的第二个原因可归结为内敛性传统与扩张性价值观的复合与纠结,即中国的官僚(管治)集团虽然接受了扩张性价值观以及建基于该价值观之上的现代化,但是内敛性传统对官僚(管治)集团潜意识的深刻影响、加之现实能力的孱弱导致了官僚(管治)集团将扩张的对象选定为本国的被管治集团,而不是如近代欧美国家那样将异域的“他者”作为主要的扩张对象。[附注:从“内敛性传统对官僚(管治)集团潜意识层面的深刻影响”这一角度来看,当代中国政府高调宣扬的“和平崛起”(至少在目前看来)具有真实的心理基础。]

   造成中国社会公正性困境的第三个原因可归结为对等级观念-集权机制的纵容:在一个社会财富处于总体性匮乏的现代专制(封闭等级-高度集权)社会里,对等级观念-集权机制的纵容、加之内敛性传统的影响,强化着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的“零和博弈”倾向——为了满足权势阶层的扩张性欲望而使作为被管治集团的民众的基本需要受到压制。从表面看,贫富分化源于“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但是如果对中国的市场机制加以深入剖析,就会发现:所谓的“竞争自由”被其背后的“权力垄断”所操控——“在转型前的Power(特权)结构会嵌入到新生的市场机制中。在这个过程中,拥有Power(特权)的人会通过制定规则、操纵价格、垄断信息、优先排队等机制将Power(特权)转化为收入,而当Power(特权)转化为收入后,高收入者的理性决策是进一步投资于Power(特权)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王永钦、张晏、章元、 陈钊、陆铭《十字路口的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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