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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康玉春,老北京人的后生,外刚内柔。年届不惑。曾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刑17年,在北京监狱度过了他12年的青春年华。

   康玉春勤奋好学,书柜里摆满了什么医学、法律、哲学、外语等等学科的学位证明,在考学考证的背后,是他那永不满足的近乎贪婪的求知欲望。纵使坐牢期间,仍然不断电话、信件骚扰外界哥们,这书店那书店给他采购一些他人看不懂的天书送到监狱。

   出狱后,康玉春与远在美国的王佩忠合作,借谋生谋职之缝隙,历经一年有余,翻译了纳坦 夏兰斯基的《the power of freedom to overcome tyranny & terror》《战胜专制与恐怖的自由力量》一书。

   我记得10年我们在北京中级人民法庭上的一幕,康玉春在最后陈述时仰面天空,他说:不管我个人命运如何,我祈祷上天保佑我们的祖国,保佑我们的人民,愿民主和自由的福音早日降临中华大地。

   康玉春与纳坦 夏兰斯基一样,作为专制制度的异议人士,他们的心灵都在人间地狱中贴近了上帝。

   我希望借洪先生《民主论坛》一席宝地,给康玉春虔诚的劳动成果一个确认的机会,因为在国内恐怕还没有康玉春的发言权。故此,我先选了一章比较精彩的译文发给洪先生,以期刊登。

    敬礼 林青

    2006-7-28

   《the power of freedom to overcome tyranny & terro》

   《战胜专制与恐怖的自由力量》

   纳坦 夏兰斯基著 康玉春、王佩忠译

   第二章

   自由社会和恐惧社会

   我们一般将自由社会和基本自由的保护相联系在一起。但并不存在一个绝对自由的社会。比如,在美国,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无论如何,一个人没有在人员拥挤的剧院里纵火的自由,任何人也没有在宗教信仰的名义下重婚的自由。关于各种自由的恰当界限的讨论可能有利于在民主社会里的政策探讨的同时,这种讨论却不可能在基于自由的社会和基于恐惧的社会之间做出至关紧要的区分。

   这种区分可以由那些应该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名词略知一二的那些人们识别清楚。在古拉格,关押着谱系齐全的政治犯:渴望恢复那个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被消灭的沙皇统治的君主制主义者;为其在俄罗斯主宰了300多年统治下祖国赢得独立而奋斗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寻求实现其信仰自由圣灵降临节集会教徒(Pentecostal,“圣灵降临节集会的教徒们拒绝接受许多原教旨主义者所谓的神已不再向人展示自己的信仰-----译者注 ),意欲从流放地返回家乡和脱离莫斯科统治重建自治的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鞑靼人:一支居住于苏联欧洲部分东南部、克里米亚半岛、中亚部分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突厥族人的成员);希望给苏联共产主义戴上一副“人面”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像我一样的,希望移居以色列的犹太民族的被拒绝允许移民者;等等派别。

   尽管在古拉格的铁窗里存在的是各式各样的观点,持不同政见者们拥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我们要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尽管有时关于理想未来的景象经常相互冲突矛盾,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共同经历使我们对自由的涵义理解一致:如果人们拥有免于被逮捕,监禁或者身体伤害的恐惧地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权利,那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每一名持不同政见者都构想了他的理想在其间能够至高无上的理想未来,但无论我们的希望多么炙热,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清晰的知道一个社会不保证持有异议的权利,即使这个社会完全顺从他们自己独特的价值和理想,也终将变成危害每一个人的恐惧社会。在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对关于我们需要生活在一个什么类型的自由社会的问题强烈争执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只要持有异议成为可能,我们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史就将会是安全的。

   确定一个特定的社会是否允许拥有持有异议的权利的简单方法是应用城市广场试验:一个人能走到城市广场中间而免于被逮捕,监禁或者身体伤害的恐惧地表达他或她的观点?如果他/她可以这样做,那么这个人就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否则的话,那就是一个恐惧社会。

   很多生活在自由社会里的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试验太宽泛,因为除了自由民主之外,这个标准之下还会包括许多并非被认为是自由的国家。根据城市广场试验,妇女不拥有选举权的社会,(性别)歧视猖獗的社会,或者经济被严格控制的社会可能仍然会是自由的。这个正当的批评证明了某一个满足这个“自由”限定标准的社会不一定是公正的。更恰当地说,这个试验仅仅表明了每一个通过这个试验的社会已经跨越了自由的门槛,相反,恐惧社会从未跨越这个门槛且永远不会是公正的。

   暴政的机制

    我如上提出的规则将世界划分为两大部分,自由社会和恐惧社会,期间并无过渡。我相信之所以只有两种社会是因为一个不保护持有异议的社会将不可避免的是基于恐惧。确实如此,暴政的机制使这成为不可避免。

   想象一下,每一个人都持有同样的价值观,信念,和生活方式的单一社会吧。假定社会是“自由的”,因为没有阻碍人们表达观点的法律,人们自由表达也没有危险存在。因为每一个人同意流行的意识形态,也就不会有不同意见的存在。

   人的差异性表明了任何社会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还不要说一个社会里的所有成员,仅仅是两个人,就不会有完全相同的背景,趣味,喜好,擅长,嗜好,知识和经验。这些自然差异就会必定导致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应对新的局面。无论一个社会看上去是多么的同一,差别会逐渐出现和增大。这个过程出现的速度依赖与很多因素,从这个社会的大小与复杂性到他受外界影响的程度,但是,其判断的差异则是必然的。

   问题接下来转换成假定的社会将如何应对这些不可避免的判断的差异。将允许他们被公开的表达么?将允许那些要试图以民主的手段改变盛行的规则?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个社会将保留自由,但他仍将变化。

   早期的基布茨是建立在以色列的一种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后来演变成一种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生活模式,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基布茨曾被标记上了强烈的致力于集体主义者价值观(collectivist value)的意识形态特征。与苏联的集体主义(collectism)由国家靠强力强制推行不同,基布茨的生活方式是自愿的。没有法律阻碍人民表达他们的观点,每件事都以多数原则决定。这个制度呈现出明显的稳定性。

   基布茨的意识形态价值(在其开始时被赋予的如此完全)遭遇了挑战之时,对他的检验开始了。意见的差别开始出现。后一代人不愿再永远分享他们的父母一代的意识形态热情。尽管将基布茨团结在一起的仍是曾经为每一个人所分享的他们的价值观和理想,要求改变的内部派系压力已经出现。他们为自身要求不同的生活方式,放弃基布茨或者试图从内部改变它。今天,基布茨已经不同于他们两代人以前的模式,较之于他们曾经是的集体生活模式看上去更像私有企业。

   但是如果社会的大多数人不允许对现有的东西作任何改变,而且意欲阻碍在未来的改变会是如何?禁止持有异议的法律将必然被多数人实施或被政权强加给人们。这些法律是否将会是有效的阻碍物将依赖于持有异议者如何执着于他们的理念和依赖于惩罚的严重程度。但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这个社会将不再是一个自由社会。

   悖思(双重思维doublethink)

   在持不同政见被禁止的地方,社会破裂为三个群体。一个群体是由那些因为其欣赏现行秩序而仍然忠诚于它的人物组成——他们是真正的信仰者。另一个群体是是由那些尽管冒着被惩治的危险依然公然反抗现行秩序的人——他们是持不同政见者。这两个群体的人员的人数很少,他们各自在他们自己的个人思想和公开表达上没有裂隙,心口一致。不同于真正的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第三个群体的成员们说的不是他们所想的,心口不一。这个群体的成员们不再相信现行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害怕受到与持有不同政见的风险。他们是“悖思者”(双重思维者)。

   斯大林去世时我五岁。在葬礼那天,肃穆的音乐从我们镇上的一个又一个的高音喇叭上传来,斯大林同志的巨幅画像一个一个地矗立在大街上,这时,我父亲把我7岁的哥哥和我走到他的身边,在确信我们说话的声音不被同住在一间公寓的另两家人能听见之后,他告诉我们说:“今天是一个你们应该永远记住的伟大日子。”他解释道,那个被我们每一个人称之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的那个人屠杀了几百万的人,正计划一场迫害犹太人的新浪潮。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幸运的,因为这个“屠夫”死了。跟着这些令人震惊的天启般的话,他严厉的警告我们,不要跟任何人重复这些话,也不要同所有的其他孩子们说起。所以,在纤弱的五岁之时,唱着献给斯大林的赞美歌和在幼儿园的同学们一起流着鳄鱼泪,我就成了苏联世界内的一名悖思者(双重思维者)。

   在《逃离伊朗:逃离阿亚图拉的一名妇女(Out of Iran:One Woman’s Escape from the Ayatollahs)》(阿亚图拉:高级的男性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权威,一般担任一个政治角色并被认为是值得仿效的对象—译者注) 苏赞•阿扎迪(Sousan Azadi )谈到了在她的前国家的悖思世界里的一个类似的故事:

   我总是警告我的儿子,不要同老师说关于我们家发生了什么的任何事情,如果他们问及我们家是否有这样或那样的东西,要一定回答没有。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里,并且自豪的报告给我说“妈妈。我今天作了件好事。老师向我们展示《古兰经》,并且问我我们家是否有,我说了没有”。他正要得意微笑之际,我已吓得心惊肉跳,赶快拉着我的年幼的儿子让他看了我结婚时保存起来的《古兰经》,严厉警告他再也不能说我们家里没有这本神圣的书了。我告诉他“你要告诉人们我们天天做祷告,即使我们没有做。”我痛恨我自己为了生存叫如此年幼的孩子说谎。

   在20世纪70年代一封秘密来自北朝鲜的信中,一个北朝鲜人说明了他是如何学会了悖思(双重思维)的艺术的。“我知道了如果你说出你的所思所想。你就死定了!我知道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要说,用眼睛说要更容易一些,我学会了用嘴唇观察而用眼睛说。”(注释2)

   悖思者(双重思维者)生活在思维与言语的差距的持久紧张之中。他们总得避免说那些不允许说的话,还要总得避免说那些他们不相信的东西。但是一般来讲恐惧社会不会让悖思者(双重思维者)这么舒服。他们被要求不断的向齿轮表达他们的衷心。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大学、工作单位、宗教机构、公开会议、等等任何地方,悖思者(双重思维者)必须得要想鹦鹉学舌一样机械的重复政权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隐秘自己的真实想法。这种持续的自我检查是悖思者(双重思维者)生存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致如此,它变成一种习惯,这种思维与言语之间的紧张几乎不会再被察觉到。的确,只有当悖思者(双重思维者)自由的时候他们才能意识到他们先前自我加强的智力上的奴役状态是程度是多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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