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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十字星空下的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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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林鰲先生「兩個“文革”說」中對我的质疑

   看了林鰲先生在墨爾本「大洋報」上所發表的「兩個“文革”說」,裡面提到了作家老戴維引用我的話:
   
   「毛主席應該是首犯,而全體中國人都是共犯」。
    我想,在此我需要作出澄清。
   在幾次聚會中,一夥人總在氣氛愉悅的場合聊天,討論政治、評議時事、談觀影心得、分享讀書經驗。靈機一動天馬行空的談話內容自由碰撞....我費勁地在記憶裡翻找一陣,到底老戴維如何從我所談論的觀點裡導出「這樣的結論」來?

   
   我記得自己曾經說過:「我覺得在文革這一場運動中,許多人既是受害者,卻也同時是加害者」。(這應該是我的原話)。
   
   「毛主席應該是首犯,而全體中國人都是共犯」。這一個觀點恐怕是老戴維個人思路的加長和延伸了。
   
   林鰲先生對我的「觀點」所提出的質疑是正確也是必須的。
   我來自台灣,如果要我對「文革」,提出完整的評論,對我而言是困難的。
   我未曾經歷過「被迫害」「被剝削」,更遑論林先生所指「精神煉獄」的實際體驗。
   
   我對文革的所有認識正如林先生所指出的「完全來自媒體報導、歴史文件、和道聽塗說」。我對語言文字描述的苦難狀況是無法感同身受的。
   
   我知道我身邊有許多人,尤其是經歴過「文革」的朋友們,他們的記憶多半充滿著創痛和傷痕。
   我們雖然已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了。然而,我們畢竟不同。
   因為有這樣的認知,所以面對中國目前的政治現況,以及諸如「文革」這樣曾經影響深遠的歴史運動,我祗能說自己是一個「他者」。
   我的態度是觀察、學習、思考、和理解(正在進行)中...。
   
   換句話說;區區在下我...「豈敢」對文革的是與非做出如此「大胆」的判斷?
   
   首先,我在此把我的立場和侷限陳述清楚,但同時我也想把我對朋友及中國大陸的關心和期待表達出來。
   我認為即便我是一位「隔海遙觀」者,但我並不排除在預設「人是理性主體的前提下」,和親身經歴過「文革」的人進行經驗的交流、知識的溝通和話語的互動。
   
   我想,作為一個知織分子不但應該對外在世界進行經驗分析與詮釋理解,更重要的是對己身和他人所遭遇的生命歴程進行深刻反省;而不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
   
   除了對老戴維所引用的那段話所造成的「歧異」提出澄清之外,為了避免「斷章取義」式的理解,在此我為當初的立論觀感作一個相對完整的陳述,並且也嚐試談談我對「文革」粗淺的探索與反思。
   
   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1906-1975)是20世紀極富爭議性,但也深具原創性的政治思想家;她在其著作《極權主義的根源》中提到所謂的『極權主義』如何利用官僚機構控制人民生活領域的所有的資源。
   藉由集中營、人民公社、勞改營、整個社會如何成為獨裁者意識形態的實驗場所。
   
   鄂蘭以相當沈重的筆調,描述統治者如何一步一步地用各種口號和運動來剝奪人民生存的基本權利、法律保障與道德人格......甚至連內在心靈的自由想像都耍被扼殺。多少無辜或被冤枉的人在勞改營或監獄裡受盡那些已發狂的精靈鬼魅凌辱與玩弄,然後消失於這個世界,不留任何痕跡,更談不上留給後人記憶。
   
   在一九六一年,鄂蘭親自到耶路撒冷旁聽「艾克曼的審判」。
   艾克曼1906年生,曾在屠殺猶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戰後化名逃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獲,1961年在耶路撒冷對其舉行了刑事審判。
   從閱讀有關卷宗開始,到面對面冷眼觀察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克曼,聽他滿嘴空話爲自己辯護,被人們描繪成一個十惡不赦的“惡魔”的這個人,實際上並不擁有深刻的個性,他之所以簽發處死數萬猶太人命令的原因在於他根本不動腦子,他像機器一般順從、麻木和不負責任。
   
   用通俗的話來說,他衹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已。
   誠然,極權政治引發許多複雜的道德倫理難題,艾克曼的罪行只是其中一個事例。
   
   然而鄂蘭卻因之提出「罪惡的平常性」觀點,她避免將當事人「妖魔化」,也不以行為的動機與人格來解釋罪行的原因。
   她指出,即使像艾克曼一樣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其性格並沒有什麼奇特怪異之處:
   『受審者玻璃亭里的艾克曼,是一個看上去彬彬有禮的人,他在種族屠殺中犯下彌天大罪,而他的動機卻是極平常的服從命令和盡忠職守。』
   若非在極權體制下,他或許可以安享天年。
   
   艾克曼的故事也讓我意識到,關切個人的生涯、工作職責、家庭福祉,不也是作為平凡平姓的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專注嚒?
   
   如果我們不會對一己所承受的命令規矩,保持一定距離的觀照、反思,也不會從他人的立場、思辨個人之作為的意義。
   這種「無思性」(thoughtless)恐怕也會或者曾經發生在我們特定、具體的處境中,在那個情境我們也許就喪失判斷是非與善惡的能力。
   
   艾克曼故事,使我和「文革」所處境況產生聯想,我不禁也有了和鄂蘭一樣的追問:「處於這樣極權政府的高級官員,是否可以藉由『服從國家元首』以及『執行國家政令』等說詞來合理化個人的罪行?」
   
   這個悲劇如何產生?它的責任歸屬又是誰來承担?
   
   在『極權政冶』的統治下,多少人內心深處曾經也感到過不安,卻又沒有足夠的勇氣和力量去改變事實或與權力對抗...。當一個人被環境逼迫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時候,人們對道德判斷的選擇是否真有能力承担?
   
   去世不久的中國知名作家巴金,也曾經迷惘和怯懦地提出為文革建紀念館的建議,對照他後來在「隨想錄」裡的自我懺悔,人性在浩劫中的處境,多麼脆弱和無助啊!
   
   我想,一個民族在經歷了這樣一種災難性的集體經驗之後,只有克服了簡單地把自己當作某種歷史過程犧牲者的傾向,才能夠建立一種新的共識。才有機會學習如何面對自己的歷史。
   要達到這個目標,除了應該對真正的受難者產生同情心,並且要認識到,活下來的人不可能都是犧牲者。
   忍耐著歷史事件的雙重性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活下來的人,往往既是犧牲者,又曾經當過同路人,甚至加害者。
   很多經歷過文革的人,在撰寫回憶錄的時候常常因自己有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雙重身份,而陷入了相互矛盾和倍感尷尬的境地。
   為了擺脫這種尷尬,大部分人採取了忘卻自己作為加害者那部分的經驗,而突出自己作為受害者的這一部分悲情。
   在這個過程中,那些真正的文革受害者卻被忘卻了,因為回溯那部份的回憶對活下來的人而言是一種百味雜陳的糾葛,而更具悲劇意義的是,真正的受害者因為不能死而復生而無法在今天站出來說話。
   
   如果說文革是中國人的刼難,那麼台灣人不也經歴過228嚒?
   228即使已算平反,但族群的裂痕和悲情的沈溺仍不時在台灣政治版塊的爭奪中被政客操弄、而且一再藉屍還魂。
   
   歴史的傷痕如何在深刻的反省中被撫平?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無可推卻必須去正視去承担的責任。
   
   文革之後,人們面臨了如何用人性的語言去述說非人性記憶的問題。
   那些鬥爭、那些崇拜、那些狂熱、那些冷酷,都如此極端,極端到荒謬的地步。
   可是我們陳述這些事情如果只是展示荒謬,並一再沈溺於悲情,不更進一步謹慎對照鄂蘭所提出「罪惡的平常性」觀點,和現實的關係,文革浩刼這段歷史反思的活動就不可能發揮為現實療傷止痛和為下一代建立獨立思考的意義和空間。

此文于2007年03月1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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