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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廿世紀七十年代的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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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國家 --- 越南於廿世紀七十年代中經歷過幾件大事﹕ 1973年關於越南問題的巴黎協定﹐ 結束越、美之間 “ 馬拉松跑 ” ( 1968—1973 ) 的會談﹔ 1975年 “ 胡志明戰役 ” 之勝利把越南引昇至民族解放的高峰並贏得了國際信譽。越南的抗美戰爭勝利不但是令到各大國重大戰略改變的因素﹐ 還改變了東南亞地區的政局。東盟 ( ASEAN ) 各國既擔懮越南的軍事力量增強與堅韌的民族意志﹐ 又懮心忡忡若美國撤離東南亞後來自於巨大中國的威脅﹐ 同時又要尋求經濟發展﹐ 它們還是表示希望與越南改善關係﹔ 東南亞軍事聯盟 ( SEATO ) 的解散﹔ 東南亞地區現出了和平安全的趨勢。美國於越南被受到“ 一瓢冷水 ” 之後﹐ 慌忙的逃出東南亞﹐ 可是又擔心騰出了“ 空間 ” 使自己的敵手乘虛而入。美國一方面恐怕蘇聯籍此機會在東南亞與世界擴大其影響﹐ 另一方面又顧慮到中國以亞洲大國之勢填入那個 “ 真空地帶 ”﹐ 故此美國設法鑽入蘇中矛盾之間隙﹐ 同時又希望越南能夠完全獨立於中蘇之外﹐ 在三大國於亞太地區的格局中作維持平衡力量之秤砣。
   
   

   美國 « 五角大樓資料 »( 註1 ) 中曾記錄美駐英大使1967年3月1日致美國外交部的報告中記載英國外長布朗 ( Brown ) 與波蘭外長拉帕斯基( Rapacski ) 1967年2月22日於倫敦的一小段談話 :
   
   
   當布朗向拉帕斯基問及他如何評價 ( 時任蘇聯總理 ) 柯西金 ( Kossyguine )對河內的影響力。拉帕斯基答道﹕ “ 不比您差 ”。 布朗又問﹕ “ 中蘇兩國之間﹐ 哪一個對河內的影響力較強呢 ? ” 拉帕斯基答道 ﹕ “ 越南北方 ” 。
   
   
   在與美國於巴黎談判的整個過程中﹐ 顯然 ﹐ 越南一直保持其獨立自主的路線。
   
   
   巴黎談判結束後﹐ 1973年我擔任北美司司長﹐ 故此我有機會繼續直接跟進與處理戰後我國與美國的關係。
   
   
   南方解放一個多月後﹐ 我們曾托蘇聯向美國傳口信: “ 越南民主共和國領導人贊成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本著此精神﹐ 越方曾在解放之時保持自律﹐ 為美國人製造有利條件﹐ 使美方人員在撤退時不受阻。越方曾力盡一切必要的措施﹐ 使未來與美國發生關係的可能性將不會被破壞。在越南,沒有仇美事情發生﹐ 同時我們亦願意看到美國以相同的態度對待越南。”
   
   
   1975年6月12日﹐ 美在致我駐巴黎大使館的回函上寫道﹕ “ 原則上﹐ 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沒有任何的敵意。在此基礎上﹐ 建議雙方進行發展任何一種的關係。美國隨時願意聽到任何由越南民主共和國方面所提出的意見。” ( 註2 ) 此照會由美駐法大使館致我駐巴黎大使館﹐ 內容並沒有清楚說明是授意於美國外交部或哪個上級。
   
   
   1975年7月11日﹐ 我致美方一函﹐ 主要的重提外長阮維幀
   ( Nguyễn Duy Trinh ) 於75年6月4日在國會發表的報告中涉及美國方面的內容﹕ “ 美國政府應尊重越南人民的各個基本民族權利﹐ 完全放棄干涉入越南南方的內部事務﹐ 為治療戰爭創傷以及在越南南北兩方的戰後建設事項擔當義務﹐ 此將會是以關於越南問題的巴黎協定第22條款的精神作為越南民主共和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正常化的條件。 ”
   
   
   戰後我國與美國第一次接觸是7月10日於雙方駐巴黎大使館第一秘書 ( 杜清Đỗ Thanh - 帕特Pratt ) 之會面。他們主要談及美軍遺體的問題﹐ 具體的是美方提出交還在北方被擊落的美機駕駛員的骨骸。在繼之的1975年9月5日會面中﹐ 仍然是杜、帕兩人﹐ 我方同意將會交予美方三具“ 空中強盜 ”的骨骸﹐ 然後﹐ 直至十二月我國才允許美國一個由四位下議員組成﹐ 由美國戰俘與美軍失蹤人員 ( POW/MIA﹐ 註3 ) 委員會主席蒙高默利 ( Montgomery ) 為首的代表團到達河內接回骨骸。此團曾獲范文同 ( Phạm Văn Đồng ) 總理接見。
   
   
   1976年﹐ 美國通過對蘇聯的試探, 意想與我們接觸﹐ 過後並肯定將會實施巴黎協定的第21條款。亨利-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時任國務卿 ) 1976年3月26日致外長阮維幀的照會中表示感謝我方曾招待蒙高默利代表團﹐ 並願意隨時開展為建立兩國關係的討論。( 註4 )
   
   
   4月30日﹐ 我外交部長回函﹐ 重提兩國所存在的問題 ( 戰爭賠償與失蹤美軍人員的問題 )﹐ 按照巴黎協定第22條款﹐ 在解決上述兩問題的基礎上﹐ 將會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
   
   
   我方隨時願意考慮美國關於雙方協商討論的具體提議。我方將回答美國﹐不會拖延問題﹐ 但不會在美國國會討論關於對越禁運的問題之前開始實行雙方接觸。幾乎與福特 ( Gerald Ford ) 總統在拒絕美國國會要求暫停六個月與越南通商的提議之同一時候﹐ 美外交部致函我方﹐ 表示願意早日與越南進行會談﹐ 但在審查我方提出的觀點 --- 要為實施 “ 已簽定的協定中有選擇的條款 ” ( 註5 ) 是不具有建設性﹔ “ 全面討論 ” ( 註6 ) 美軍失蹤人員的問題將是美國的首要問題﹐ 一旦此問題得到 “ 基本上 ” ( 註7 ) 的解決才可真正的實現我們兩國關係正常化。建議越南重新考慮雙方進行一次討論所存在的問題﹐ 此可否有利於我們關係的進展呢 ?
   
   
   雙方如此互相糾纏之況拖延至當佔美-卡特 ( Jimmy Carter ) 當選總統﹐ 福特總統落臺的1977年。民主黨新政府持對越的戰略觀點與態度比前政府的較為 “ 柔軟 ”,由此卡特新政府以第一時間關注與越南建立新關係的重要因素是因為美國考慮到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美駐聯合國大使安德烈-諾楊 ( Andrew
    Young ) 曾清楚說明﹕ “ 我們視越南為亞洲的南斯拉夫,不是中國或蘇聯的一部分﹐ 而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一個強大與獨立的越南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 1977年1月 )
   
   
   1977年1月6日﹐ 經蘇聯之手傳遞﹐ 美國提出一個與越南正常化關係的三步計劃方案﹕
   
   1﹐ 越南要提供有關 “ 在戰爭中失蹤的美國軍人” ( MIA ) 的訊息。
   
   2﹐ 美國接受越南加入聯合國並隨時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 同時開始與越南通商。
   
   3﹐ 美國可為越南提供以發展貿易、供應設備材料以及各種經濟合作方式作為戰後建設的貢獻。
   
   
   1977年3月3日﹐ 卡特政府對我們實施部份放寬的禁運政策﹕ 允許各國運載往越南貨物的船隻、飛機停泊美國的海、空港添加燃料 ( 但仍禁止美國人與越南貿易﹐ 禁止美、越兩國船隻互相來往 )。1977年3月9日﹐ 美國公佈允許美國人自1977年3月18日起可前往越南、古巴、北朝鮮與柬埔寨等地旅遊。
   
   
   三月中旬﹐ 我方接待了美國總統特派員利奧納特-伍德科克 ( Léonard Woodcock ) 的對越訪問。1977年3月17日﹐ 范文同總理曾於河內主席府接見伍德科克以及四位團員﹐ 包括上議員曼斯費德 ( Mansfield )在內。當日美代表團亦曾走訪外長阮維幀。
   
   
   在此次開路之旅後﹐ 雙方同意於巴黎召開越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當時我代表團由外交部次長潘賢 ( Phan Hiền ) 為首﹐ 團員中有我 --- 北美司司長、領事事務司長武皇兄 ( Vũ Hoàng ) 以及北美司的各位幹部﹕裴春寧 ( Bùi Xuân Ninh ) 、剛 ( Cương ) 、何輝心 ( Hà Huy Tâm ) 、黎梅 ( Lê Mai )。黎梅時為北美司幹部﹐ 擔任團的翻譯。我駐法大使館第一秘書杜清與新聞通訊隨員阮善根 ( Nguyễn Thiện Căn ) 亦為團員。美方由何布克 ( R. Holbrooke ) 為團長。會談進展較緩慢﹐ 經過1977年5、6、12月的三輪談判。會談地點輪流於我、美駐法大使館內進行。在首輪會談 ( 1977年5月3、4日 ) 中﹐ 美國主張雙方即時無條件建立全面外交關係﹐ 其餘問題有待雙方日後解決﹔ 美國不反對越南加入聯合國。
   
   
   至於 ( 關於越南問題巴黎協定的 ) 第21條款﹐ 美國存有法律上的難處﹐ 不能實施它﹐ 但答允在設立外交關係﹐ 放棄禁止貿易後將會考慮實行人道援助。依照在出發前的指示﹐ 我們堅持要求必須同時解決 “ 整套計劃 ” ( 註8 ) 的三個問題﹕ 我國與美國關係正常化 ( 包括放棄禁運與全面建立外交關係 )﹐ 我協助美國解決美軍失蹤人員的事務﹐ 及其美國要承擔由其曾答允的三十二億美元的對越援助。雙方關係正常化最大的阻礙是我方要求美國付出的三十二億援助,而當時美國國會極力反對以援助來作為關係正常化的先決條件。於6月2、3日的第二輪會談中﹐ 美國重提在5月會議上的各個建議。1977年7月19日﹐ 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撤出贊同越南加入聯合國的決定。
   
   
   第二輪會談後﹐ 潘賢飛返河內報告談判情況並徵求上級指示﹐ 實際上他是建議上級應持務實態度與較為靈活的策略﹐ 但聽說我們全部四位最高領導人 ( 即黎筍、 黎德壽、 長征和范文同﹐ 譯者註 ) 堅持先前的既定立場。在我方堅定立場的面前﹐ 美國在第三輪會談 ( 1978年12月19、20日 ) 上提議若仍未解決建立全面外交關係的問題﹐ 可先在兩國首都設立國益處 ( 註9 )﹐ 但仍不能放棄禁運的事項。然而﹐ 我方仍然保持既定立場﹐ 要求同時解決 “ 整套計劃 ” 的三個問題。
   
   
   卡特政府顯然在1977年時有誠意想與越南實現關係正常化。國務卿萬斯( Vance ) 於1977年1月10日宣佈﹕ “ 美越關係正常化符合於兩國的利益。” 1977年曾有可行的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現實情況﹐ 但我們錯過了。與此同時﹐ 在北京的慫恿下﹐ 波爾布特政權於1977年4月30日開始對我國發動邊界戰爭﹐ 並於77年12月31日單方面斷絕與我們的外交關係。
   
   
   自1978年初起﹐ 美、蘇、中三國的關係開始從雙方的敵對關係轉為美中勾結對抗蘇聯的局勢﹐ 蘇聯值美國在越南失敗後處於的弱勢﹐ 以勃列日涅夫( Brejnev ) 的亞洲“ 有限主權 ”論﹐ 趁機增加在亞、非、拉的影響力。蘇聯揮軍入阿富汗 ( 1979年 )﹐ 同時推行包圍中國的政策。越南被視為此包圍圈的一環。1979年2月鄧小平曾對在北京的傳媒說道﹕ “ 我們可容忍蘇聯在越南有70% 的影響力﹐ 餘下的30% 留給中國亦行。”
   
   
   亦是從1978年起﹐ 美國加快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 自1973年2月﹐ 當基辛格訪華時﹐ 中、美已簽訂設立在兩國首都職務類似大使館的聯絡處 )。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乃金斯基 ( Bzrezinski )“ 玩中國牌來抵擋蘇聯 ”的手法亦漸漸成為國務卿萬斯與何布克的 “ 同時推進改善與越南、與中國的關係。” 1978年8月23日﹐ 在美國與我方於巴黎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之時﹐ 國務卿萬斯訪問北京。當鄧小平宣佈 “ 中國是東方的北約 ” 與 “ 越南是東方的古巴 ”( 1978年5月19日 )﹐ 以及布乃金斯基訪問中國 ( 1978年5月20日 ) 之時﹐ 卡特政府已選擇與中國關係正常化﹐ 而擱置與越南關係正常化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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