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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年越南經濟改革的原因與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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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6年起﹐ 越南開始實行經濟改革至今廿年。在漫長改革的道路上﹐ 越南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但亦取得了某些顯著的成就﹐ 同時亦存在諸多各方面的問題有待解決。BBC 英國廣播電臺最近訪問了研究越南經濟的鄧鋒教授。他回顧與分析了廿年來推動越南經濟改革的一些主要原因與發展情況﹐ 並提出展望經濟繼續改革的道路。

   鄧鋒 ( Đặng Phong ) 教授﹐ 屬河內越南經濟研究院的經濟史研究所負責人﹐ 主要工作是研究越南經濟史。現他正與一組學者撰寫一部1945年至2005年的越南經濟史。目前鄧先生的教學量不大﹐ 大部份時間專志於著寫那部經濟史。

   BBC : 越南實行經濟改革至今剛好廿年。在您的研究中﹐ 是甚麼因素令到越南要在那時提出改革呢 ?

   鄧鋒﹕ 在許多地方我說過﹐ 或在將要出版的書籍中﹐ 我亦提及﹐ 越南的改革不是只有廿年。若只談廿年的時間﹐ 那就不能夠完整的分析那場改革。在那改革之前﹐ 是有發生一連串的事件引致改革。可以說它是改革史之前史罷。目前在越南與在外國的越南經濟改革研究很多。在這裡我發表我所熟悉的領域上的見解。越南經濟改革是源於諸多因素。不久前在河內舉行了一個越南經濟改革的國際會議﹐ 會上研究者發表了不同的意見。我亦有參與那個會議。我認為會議所發表的意見沒有甚麼錯處﹐ 可是﹐ 每個人所發表的只說明了問題的某一方面。

   若要問起我﹐ 我的見解就是﹐ 改革的創見﹐ 並不是來自中央﹐ 亦不是來自地方的﹔ 創見是有的﹐ 但它不是源於創見﹐ 而是源自現象。我們研究者把它稱為 “ 斷奶現象 ” 。這些現象發生在1975﹐ 76年後﹐ 在越南來自外部的資源突然被斷絕。換言之﹐ 則是外援斷絕。美國每年給予越南南方的援助是10 億美圓被突然斷絕﹔ 各社會主義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對越南北方﹐以及後來統一的越南全國的援助自1978年前後亦突然減少了。前者的突然斷絕很明顯﹐ 因為美國一退出越南就完全沒有了援助﹔ 後者對越南援助減少的現象是不容易觀察出﹐ 它帶有不同層次的減少﹐ 其中是價格的問題。

   以前各社會主義國家對越援助絕大部份是無償援助的﹐ 而要償還援助的計算價格幾乎是送贈的﹐因為它是以蘇聯國內的價格來結算。自1978年越南加入經濟互助會後﹐ 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全部援助款額要越南以新的價格計算來購買該國貨物﹐ 新價格比舊的貴出4至5倍。由此﹐ 以那些援助款額越南只可買到以前的三分之一的貨物。故此﹐ 在各方面引致起物質的危機﹐ 越南發生缺乏石油﹐ 缺乏肥料﹐ 缺乏日用品等等的危機。這是輸入資源減少的第一因素。

   第二個因素令到越南的輸入資源減少是當時越南於本地區的外交關係。西南邊界的戰爭﹐ 北部邊界的戰爭﹐ 使到越南失去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很大的援助﹔ 對於美國30多億的戰爭賠償亦已煙消雲散。那時越南出現了 “ 斷奶 ” 狀態﹐ 是完全沒有了一點“ 奶源” 了﹐ 越南人認識到要生存就完全要靠自己去創造了。要自我生產是個大問題了。幾十年的戰爭中﹐ 越南人何時要自我生產呢 ? 而現今要生存﹐ 就要自我生產了。這就是危機。在這危機中﹐ 過去認為那整個經濟體制是合理的﹐ 唯一正確的﹐ 不容改變的﹐ 至今都行不通了。國家沒有充裕的物質原料供應給予農民﹐ 那麼農民又如何能夠按照國家定下的指標上繳谷糧呢 ? 國家沒有原料供應給工廠﹐ 工廠又如何生產產品呢 ? 那時農民要買市場上高價的肥料﹐ 原料等等﹐ 那麼農民又如何按國家規定下的價格把谷糧賣給國家呢 ? 國家不買農民的高價糧﹐ 農民就把糧食在市場上出售。

   BBC : 那些事情已經發生在約廿年前了。您還記得那時候某些事件﹐ 人們是如何辦事的使到整個經濟體系處於那麼困難的嗎 ?

   鄧鋒 : 當然記得。做歷史的人又如何不能夠有好的記憶去記載歷史呢 ! 可是在這個訪問短暫的時間內﹐ 我只提及一個事件。當年胡志明市發生的問題﹐ 應該說是該城市的 “ 肚子 ” 的問題。歷史上三百年來胡志明市從來沒有發生過缺糧的事。可是在1975年解放後﹐ 該城市的 “ 肚子 ” 被 “ 解放 ” 了﹐亦沒有米糧了。這是難以想像的事啊。由於實現官僚制度﹐ 實行國家承包制﹐ 按照計劃經濟﹐ 政府壟斷管理糧食﹐ 以三百六千萬城市人口來計算﹐ 分配糧食。

   政府在那時買不到農民的谷糧﹐ 亦再沒有蘇聯中國的糧食援助了﹐ 怎麼樣啊 ? 政府逼得要以蘇聯援助供給家畜物食用的飼料買給城市人民。難以相信的事啊 ! 當時政府內部的人亦難以接受它。在這個時刻﹐ 當政者要作出抉擇﹕ 讓人民如畜物一樣食用那些飼料或者是以高價買入農民的谷米賣給城市人。他們最終選擇了第二個方案。他們取出城市銀行的款項﹐ 使用軍隊的車輛來運輸從農村買回來的谷米。站出來辦這件事是一位婦女。若不是婦女﹐ 可能亦辦不了這事情。她原是一位堅強的革命戰士。是她帶頭去到湄公河平原以高價買下農民的谷米﹐ 賣給城市人民。若按照國家的規格辦事﹐ 那她就是錯了。但以一個有良心的共產黨人﹐ 她所做的是絕對正確。因為她首先考慮的是人民的肚子問題。

   當時中央機關的同志看到那事情﹐ 瞠目结舌。認為這樣做是錯的﹐ 但是﹐ 讓人民餓著肚子就更加錯。這是一個十分 “ 完美 ” 的突破事件。我們常說﹐ 跟著救護車衝紅燈。這裡 “ 紅燈 ” 就是國家的條條框框。這是個特殊的場合﹐ 是那位婦女領導跳上救護車去營救城市人民。可是﹐ 解決了城市的吃糧問題﹐ 各處的城市領導看到這件事後﹐ 但亦提出了問題﹕ 他們不能夠再以低價買出糧食了。由此﹐ 全國的城市按照胡志明市售出的米價2.5盾 ( 越南舊幣 ) / 公斤﹐ 代替了舊價0.5盾/公斤。通過這件事﹐ 不但解決城市人民肚子的問題﹐ 亦解決了全國整體農民米價的問題﹐ 打破了國家價格0.5盾的規定。這是一個佐證﹐ 十分有趣的例證。 那時政府要判決那位突破圍欄﹐ 破壞國家價格的婦女嗎 ? 我們說﹐ 要是判決那位突破圍欄的婦女﹐ 不如去修補那堵圍欄好了。那就是改革的先聲。

   BBC : 越南改革的開始是在1986年7月黎筍總書記逝世後。是否他的去世使到改革事務推動得更快呢 ? 若黎筍那時仍生存的話﹐ 改革仍是必定進行的嗎 ?

   鄧鋒 : 為研究越南改革的歷史﹐ 我參考了許多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 包括蘇聯和中國的。有一次在美國與一些朋友談論﹐ 我曾這樣說過﹐ 但不知是否對與錯﹐ 但人們還常談及到它的﹕ 許多時候一個民族的歷史轉變是跟隨著那輛葬殮車。若沒有史太林的死﹐ 就沒有蘇聯第20次黨大會﹔ 若沒有毛澤東的葬禮﹐ 鄧小平的改革可以在中國進行嗎 ? 我想是不可能的。對於越南﹐ 我本人不親身接近了解黎筍﹐ 但從他所寫的文件文字上﹐ 我知道他是個具有十分代表性的舊式的經濟形式的人物之一﹕ 集體經濟為主﹐ 社會主義經濟的大生產方式﹐ 以那樣的思想﹐ 那越南就難有發生經濟的改革。黎筍在1985年開始病﹐ 至1986年初病重﹐ 7月份便去世。黎筍的逝世是悲哀之事﹐ 無論如何﹐ 越南民族痛失了一位顯赫的戰士﹐ 但對於經濟改革歷史來說﹐ 黎筍的逝世是令到改革的路途更加通暢。

   BBC : 您認為﹐ 在改革的初期﹐ 阮文靈當黨書記時亦提出許多改革的主張﹐ 但其後又是他在某程度上令到改革減速不少﹐ 不再保持昔日的決心。

   鄧鋒 : 對。若參考各國的經濟改革歷史並以它與越南的作比較﹐ 越南的經濟改革事業初始時邁出許多悅目的突破﹐ 但後來又遲延了。許多領域上作了調整與自控﹐ 這是越南改革的特點。為何呢 ? 其中有許多原因。我認為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 正是那些建立起舊的經濟模式的人﹐ 又是由他們去實現新的改革。

   BBC : 目前回顧20年的經濟改革﹐ 您認為越南在哪個時期盡可利用適宜的機會使達到更大的突破﹐ 盡快縮短與本地區國家的經濟差距呢 ?

   鄧鋒 :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 我感到十分痛惜越南失去了許多 “ 黃金機會 ”﹐ 失去了許多 。令到它失去的﹐ 有的是我們一方﹐ 有的是對方的。但亦不要總歸咎於越南人。在1945 ﹐ 56年期間﹐ 美國人使失去了一個機會。要公平的說﹐ 首先是美國人在1945 ﹐ 46年錯失了一個把越南營救出殖民主義的 “ 黃金機會 ”。那時美國可以與胡志明政府握手﹐ 創造出一個獨立自由和平的越南。我記得﹐ 那時胡志明向美國外交部提出派遣50位人員去美國學習美國經驗﹐ 建設越南。 ( 胡志明 ) 數十封寄予羅斯福總統的信函沒有答復。但美國人轉身而去。失去了一個 “ 黃金機會 ”﹐ 那是美國人的錯。

   跟著﹐ 八月革命成功後﹐ 胡志明曾多次向法國人“ 請求 ” 讓越南獨立﹐ 同時亦接受越南處於法國共同體內﹐ 創造條件讓法國人繼續留下越南經營生意﹐ 辦教育﹐ 搞文化事業。那是越南與法國的一個 “ 黃金機會 ”。法國在戰爭後的損失極大。那時若法國與胡志明政府握手合作﹐ 那麼法國的發展就很不同了﹐ 越南的發展亦很不同了。那麼既沒有九年的抗法戰爭﹐ 亦沒有21年的抗美戰爭。錯過了一個 “ 機會 ”﹐ 那是法國人的錯。

   再提一個例子﹐ 那是1956年根據日內瓦協議的全國選舉。很可惜吳庭艷先生存心全意拒絕協商﹐不實現總選舉。但他要實行的是在全南方的殘殺。我昨日閱讀了一份資料﹐ 提及到只是在南方東部地區的二萬一千名共產黨員﹐ 在被殘殺後只剩下九千人。要說的是﹐ 若有哪個集體﹐ 哪個集團內有十個人而九人被殺害﹐ 那麼有誰能夠再忍耐下去﹐ 不起來戰鬥嗎 ? 本來是可以和平協商﹐ 進行選舉的嘛。胡志明亦曾讓阮仁海擔任國家副主席﹐ 若吳庭艷實現總選舉﹐ 他亦可能擔任那個職務。可是﹐ 吳庭艷選擇了讓90%的共產黨人死亡﹐ 而他後來亦付出了那個死的代價。戰爭被延續了。那不是這個 ( 共產黨 ) 政府錯失的機會。

   戰爭結束後﹐ “ 黃金機會 ” 也來到。我記得我曾閱讀過的資料﹐ 約在1977年﹐ 美國政府為承擔它本身對越南戰爭創傷的責任﹐ 曾提出與越南關係正常化。我認為﹐ 若那時越南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 那麼並不會像目前那樣艱難的加入WTO。錯過那個機會是在越南人這方面的。我們再一次錯過了一個 “ 黃金機會 ”。

   還再說﹐ 在南方解放後 南方眾多的知識分子與商業家曾向政府提議如何發展經濟﹐ 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以及西方國家的關係而他們願意為那些發展作為中間人。我曾閱讀過那份建議。後來我亦見過某些前政府的副總理﹐ 他們誠懇期望能為國家建設作出貢獻。可是﹐ 那場工商業改造使到他們的希望成空。我們又一次錯過了一個 “ 黃金機會 ”。那是該時政策制訂者的錯。若要指名畫姓的﹐ 首先那是杜梅先生。他是中央工商業改造處處長。而我認為﹐ 身為總書記的黎筍不能夠不知曉那些事情。一個 “ 大機會 ” 又錯失去了。現在我們那麼遲慢的匯入世界經濟體系﹐ 要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美國政府現在對越南所提出的條件比1977年卡特政府的還要苛刻得多。在這裡重覆舊事﹐ 我沒有半點意思要責罵任何人。只希望越南人能抽出歷史經驗﹐ 更好的為自己的未來服務。及時掌握機會﹐ 避免驕傲主觀﹐ 否則﹐ 我們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與此同時﹐ 亦說明我們要退步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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