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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北越的土改革命運動


   廿世纪五十年代期間由胡志明為領袖的越南共產黨 ( 當時稱為勞動黨 ) 在越南北方,即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土地上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
   
   
   通常的說, 土地改革是一個國家的政府頒佈的農業規例, 將農業的土地重新分配或者轉換使用權。土地改革 --- 這個術語是指從一些個人, 或者使用過多土地的集體, 或者農業土地大莊主的土地使用權轉給在那塊土地耕種的個人。在這個轉變所有權時可能得到或不得到賠償, 亦可能獲到原土地擁有人的同意或不同意下進行。用上繳地稅的方式是土地改革的一種較為緩和的手法。可是在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中國、越南等卻使用了另一種極端殘暴的手段來進行土地改革。

   
   
   越南的土地改革是在1950年代進行,當地政權沒收了地主、富農與一些中農的土地分配給貧窮的農民。根據馬克思 « 共產黨宣言 » ( Manifesto ) 所述 ﹕“ 土地革命是民族解放的一個條件。” 追隨共產主義的人便使用那種手段來重建立社會的公
   平, 期望儘快地邁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當時任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的胡志明在國會第三屆會議上表明﹕“ 我們土地改革的法令是仁智仁義、合情合理, 不只是使僱農、貧農、下中農有田可耕, 還要照顧到富農、地主同胞們。”
   
   
   1953年11月越共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在北越進行土地改革運動。根據越南當局的資料, 從1953年至1957年, 在越北平原半山區的地區的八十一萬公頃的土地已完成分配給二百萬戶農民﹐佔72﹐8%全部北越的農戶。在1945年前, 只有4%的農戶擁有土地, 佔24﹐5%全部耕種土地。
   
   可是﹐站在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 這場在北越進行的土改運動產生了眾多巨大的負面效果。使用一種極端激烈殘暴的手段使到上千百的人被批鬥、 處決和入獄; 許多人 ( 如一些僅是中農成份的人 ) 卻被冤枉列入地主的行列。一位名叫阮猛祥 ( Nguyễn Mạnh Tường ) 的教授在1956年10月越南祖國戰線 ( Mặt trận Tổ quốc Việt Nam, 類似中國的政協 ) 會議上發表指出﹐土改使民眾對越共失去了信心。本身當時是黨中央宣傳處處長的越南革命詩人的素友 ( Tố Hữu ) 日後也曾述說﹕ “ 難以描述那些被列入為地主惡霸 ( 其實只是中農 ) 當時被批鬥的悲慘景象。”
   
   
   曾經歷過土改時期的裴信 ( Bùi Tín ) 先生與武書軒 ( Vũ Thư Hiên ) 先生2003年6月於柏林參與一個有關 《 1953 年 - 1956年北越的土地改革 》 的討論會上指出, 土改政策的出籠是受蘇聯與中國的指示﹐尤其是效仿中國的階級鬥爭的手法, 故此, 批鬥的方式是從未所聞極之殘暴和野蠻。
   
   
   其實, 1956年只是該場土改革命運動五個階段中的最後一個階段。土改從1950年已始於越共佔領的、統稱為越北解放區內斷斷續續的進行。然而, 1956年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是令人難以忘記的﹐ 理由是在該一年, 土改革命進行得最激烈、最暴虐的時段﹕ 現場批鬥、處決和行刑﹔跟著, 眾多人被長期監禁, 而大部份的人皆死於獄中﹔ 在北越大地上蔓延著一片 “ 紅色恐怖 ” 的氣氛, 使人們一直處於極大的恐慌心態中度日。
   
   

“ 斬草除根 ”

   
   
   根據河內當局出版的 « 越南經濟史 » ( Lịch Sử Kinh Tế Việt Nam ) 第二集透露, 在土改中曾有172008人被劃入是人民敵人行列中地主、富農的階級成份, 這類人是被視為須 “ 斬草除根 ” 的人, 即是他們要被不是當場審批處決, 就是判入獄後最終漸漸地死於獄中。“ 斬草除根 ” 是當時土改過程中流行的一句詞語,只從此詞的字面亦說明了土改行動的殘暴。
   
   
   172008﹐ 這個遠不是準確的數字, 受害者決不會低於這個由國家掌管的出版社公開公佈的數字。根據美國方面的資料, 即美國總統尼克松1972年7月27日於新聞會上述及越南土改的死亡人數, 也是 « 紐約時報 » 翌日所登載的記錄為有五萬人被殺害, 五十萬人死於勞改營。
   
   
   裴信先生表示同意一位法國記者米瑟-多利亞 ( Michel Tauriac ) 提出在土改有五十萬受害者的數字。他認為這個數字亦是合理的, 若受害人亦包括被處決的人、獄中死去的人, 被釋放後死去的人以及自殺者等。
   
   
   武書軒先生在其 « 光天化日之夜 » 一書則認為受害人是少於五十萬人。他說我們目前只能做到的是預測, 沒有一個正式具體的資料可作參考。
   
   
   “ 人們常說 ( 受害人 ) 的人數達一萬五千人。我想這個數字夸大了。……有人說五萬人。若對全部約三千個社進行土改, 每個社有一或兩人被處決﹐自殺……﹐一個社有三或四人被處死的很罕少, 包括被冤枉死的, 那麼總數約有四或五千人。總之, 那都只是揣測而已。沒有科學性的調查,我們就沒有準確的數字。”
   
   
   此外, 那些受害者中並不涉及有的是越南國民黨黨員。據知, 若是國民黨黨員的受害者, 他們都被當場處決。諷刺的是, 有些人根本是被錯判的共產黨員, 而他們在死前的一刻還高呼共產黨萬歲的口號。
   
   
   也是在1956那一年, 胡志明領導的共產黨公開承認在進行土改革命的過程中執行的錯誤,並表示要改正和處理好一些案件。在正式公佈的172008人為地主、富農階級, 有123266人是被錯劃成份, 即是說是被冤枉的。按比例的計算是71﹐66%。可能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或時期都沒有那麼多的人是被冤、受罪。
   
   

胡志明的 “ 仁愛 ”

   
   
   1956年2月25日出版的 « 土地改革內部雜誌 » ( Nội San Cải Cách Ruộng Đất ) 登載胡志明的文章說道 : “ 執行處決行刑是野蠻的行為 ”, “ 絕對不可執行處決行刑, 若推行處決行刑是與黨和政府的政策相違背, 與革命的作風相違背。”
   
   
   胡志明的 “ 仁愛 ” 說話只是在推行土改四年後, 在停止執行錯誤政策的三個月前才發表。可是, 那時處決行刑已在各地執行以及在全國土地上已經籠罩著一片恐懼的氣氛。
   
   
   請注意一點的是, 在推行土改時, 地主被定為人民的敵人。正如原河內市政府副主席阮明僅 ( Nguyễn Minh Cần ) 先生述說﹕ “ 以前, 我們把地主視為人民中的一個成份﹐ 但那時就不如此了。地主不是人民,人民是不包括地主, 地主是反人民的人, 是人民的敵人。”
   
   
   這批人不僅是其本人受害, 其家屬亦遭殃, 因為根據黨的政策, 他們是要被社會孤立和隔離。不僅這批被判為地主的人受盡苦難, 而幾十年後凡曾經歷過那些慘景的見證人亦都難以忘記。
   
   
   就算是越共1956年政治局的報告綱領中亦提及那場土改革命的清算, 並使用 “ 殘暴” 兩字來形容每時每刻在北越土地上所發生的土改革命最高潮的行為。
   
   
   作家楊秋香 ( Dương Thu Hương ) 曾對美國越南裔的 “ 小西貢電臺 ” 的訪問中回憶說﹕ “ 對於我來說, 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屬於甚麼恐怖與遙遠的東西。因為以前在土改的年代, 我的家門前有個人被吊死。八歲那時, 我已要跟隨同學們去圍觀鬥地主。我家後面也有一條火車路軌, 一名自殺者把頭放在軌道上被壓死。當我八歲時,早上去澆菜就見那個死人。那件事令我十分害怕。”
   
   
   亦是在一次電臺訪問中, 另一位作家陳猛好 ( Trần Mạnh Hảo ) 先生表示為何他漸漸的認識到共產主義的真相而要放棄它 : 對於這, 很久以前我都已有認識了。因為我曾經歷過在北方的土改﹐ 而我的家人也是受害人。我感到事情十分恐怖。我不明白它叫甚麼主義﹐ 它只使用一個手法是鎮壓人們﹐ 把人帶去批鬥,然後槍斃﹐ 既沒有甚麼公明的審訊﹐ 亦沒有任何的證據。土改是一種毀滅種族的行為, 如柬埔寨波爾布特 - 英薩利赤柬集團的所作所為一樣。
   
   
   我的家庭﹐ 幸好我內公一家全部南遷。我父親是長子﹐ 留下看守家的土地﹐不能與家人南去。我父親一個人卻要頂替內公和叔伯們的罪行﹐ 他卻真是苦不堪言啊 !” 。
   
   
   亦是作家的武書軒先生當談及土改革命時﹐ 清楚地記得他姑姑對他說的話﹕ “ 我只有一個姑姑﹐ 她丈夫亦被批鬥﹐ 可是他本身亦屬於越盟的成員﹐ 亦是縣上的越聯﹐ 即現在叫祖國戰線的組織。當時他被批鬥﹐ 被押在牛欄裡﹐ 受盡苦難。又食的不夠﹐ 當被釋放回家時便死去了。我姑姑對我說: 孩子﹐ 你要帶眼識人啊﹐ 那些共產黨人好姦詐、 無仁義。我說﹐ 叔叔不是共產黨人嗎 ?! 我姑姑說: 就是他不能分辨清楚﹐ 而跟隨他們。”
   
   
   土改革命已是五十年前所發生的事情了﹐ 但對於那些直接身受其害者或是目擊者來說﹐ 他們的傷口仍然是難愈的。可惜的是﹐ 時至而今﹐ 對那件事情有所描述的書籍太少了﹐ 雖然亦曾有人書寫過﹐ 出版後即刻被當局沒收。土改運動在越南仍然是被禁止討論的 “ 敏感 ” 的問題﹐ 而許多受害者、目擊者卻日漸哀老或去世。這是一件值得人們思考和討論的事情﹐ 儘量地須為此事而作歷史的記載。
   
   
   現居加拿大的越南歷史研究者陳家鳳 ( Trần Gia Phụng ) 先生對土改運動的歷史背景和目的有如下的論述﹕
   
   
   陳先生指出, 說到該場運動的背景﹐ 我們要追溯至1946 - 1954年的那場印度支那戰爭。可以把戰爭分為兩個階段﹕ 1946 – 1949與1949 -- 1954年。
   
   
   我們要關注1949年的那一年。因為在那年里發生了兩件重大的事。第一是在1949年艾利斯協定 ( Hiệp định Élysée ) 後,出現了保大 ( Bảo Đại ) 政府﹔ 第二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大政權成立後﹐ 響應政府的呼籲﹐ 許多民眾從戰區返回城市居住生活。除了政治的後果不談之外, 民眾返回城市使到越盟失去了人力資源﹐ 尤其是年青人﹐ 需要他們來加入戰鬥部隊。至於在中國方面﹐ 自中共取得了大陸政權後﹐ 加強了對越盟在武器與人力的軍事援助。因此﹐ 越盟亦加速了從游擊戰轉變為大型的抗法戰場。結果是1949年就是印度支那戰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此外﹐ 自1946年至1949年發生戰爭以來﹐ 人民從此地區轉移到彼地區生活﹐ 或是離開農村轉到城市居住等使許多土地置空﹐ 沒人耕種。故此﹐ 越盟為解決上述兩個急需的問題﹕ 一是缺少人力﹐ 二是戰鬥部隊的糧食供應,因而需要展開土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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