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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究前越共總書記黎筍的歷史角色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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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筍 ( Lê Duẩn ﹐ 1907—1986 ) 自1960年起至他逝世的1986年期間擔任越南共產黨總書記。他在北越並在1975年越南統一後﹐ 對越南的政治具有巨大的影響。
   
   

   至今為止﹐ 由於河內當局還沒有把歷史檔案解密﹐ 故此﹐ 越南問題研究者仍然還未能清楚確定在以往的幾十年間, 黎筍在越南對內外政策上的具體影響有多深。
   
   可是﹐ 人們仍可通過近年來一些新披露的具有價值的資料﹐ 包括越南國內外的印刷品或者是第二手資料可以進一步的瞭解到黎筍在越南所擔任的角色以及其所留下的遺產。
   
   
   挪威奧斯羅大學 ( University of Oslo ) 教授史旦-東尼森 ( Stein Tonnesson ) 在其2001年的新書 « 黎筍以及他與中國的分離 » ( Le Duan and the Break with China ) 中認為﹐ 黎筍與其南方同胞一樣皆認為在1955年簽定日內瓦協議一事上他們已被蘇中兩國出賣。
   
   

參與革命

   
   
   黎筍生於越南中部省份廣治 ( Quảng Trị )﹐ 1928年加入“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 ” ( Việt Nam Thanh Niên Cách Mạng Đồng Chí Hội ) 並亦是1930年創立印度支那共產黨 (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ông Dương ) 的成員之一。
   
   
   1931年, 黎筍被委任為北圻區委宣傳處委員 ( Ủy viên Ban Tuyên Huấn Xứ ủy Bắc Kỳ ) 從那一刻起他便正式開始從事革命活動。
   該年尾﹐ 他被法國殖民當局逮捕並定罪判監20年﹐ 可是到了1936年﹐ 當法國人民戰線掌權並實行對印度支那政治犯特赦政策時他獲得自由。
   
   
   1940年黎筍再次被捕﹐ 又被判刑十年監禁並放逐至最南部的崑崙島 ( Côn Đảo )上坐牢。
   
   可是﹐ 1930 - 40年期間法國殖民當局的監牢其實成為了越南的 “ 革命大學 ” --- 一個印度支那共產黨大肆宣傳馬列主義的陣地與吸收黨員的處所。正是因受監獄的日子深刻的影響黎筍並使他成為一位臨危不畏、堅強的革命家。
   
   
   1946年12月, 印度支那再次發生戰爭﹐ 黎筍被委任為南部區書記 ( Bí thư Xứ ủy Nam Bộ ﹐ 即後來的南方局中央委員會﹐ Trung ương Cục Miền Nam ) 直至1954年﹐ 當發生奠邊府戰役以及關於越南、印度支那的日內瓦協定簽約後的那一年。
   
   

和乎戰乎

   
   
   目前諸多位研究者都認為﹐ 當日內瓦協議簽訂後﹐ 越南南方的許多位抗戰者對該協定表示極大的失望。當意料到日內瓦協定所承諾將會舉行全國選舉的情況不會發生時﹐ 黎筍敦促河內在南方推行武裝鬥爭行動的政策。
   
   但越南共產黨的領導班子 ( 自1951年改稱為勞動黨Đảng Lao Động ) 不通過黎筍的提議。
   
   
   美國火奴魯魯 ( Honolulu ) 州沙密那得 ( Chaminade ) 大學教授皮德爾-阿瑟蘭 ( Pierre Asselin ) 根據他最近曾撰寫關於黎筍在越南革命所擔任的角色的論文中指出﹐ 黎筍曾設法向越共最高領導層解釋並勸喻接受其提議。
   
   
   當時越共領導層不接受黎筍的建議因為﹕
   
   第一﹐ 在日內瓦協議簽訂與越南被分為南北而治後﹐ 北越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集體化運動。但此土改運動產生許多料想不到的困難與問題。
   第二﹐ 八年抗法戰爭後﹐ 北越武裝力量還未完全恢復精力。
   第三﹐ 河內不想挑引美國介入越南。此時﹐ 越共黨內多位領導人相信北京與莫斯科的觀點﹐ 認為美國若不被挑惹以及西貢政府不受威脅的話﹐ 美國將不會軍事介入越南南方。
   
   
   最終﹐ 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20次大會讚同推出赫鲁晓夫 “ 和平共處 ” 的政策。按此政策﹐ 各個共產國家就不該與西方作軍事衝突﹐ 而是與資本主義作經濟競爭。根據皮德爾-阿瑟蘭教授﹐ 當時莫斯科希望河內不要再挑起戰爭﹐ 並與北京一起﹐ 勸喻越共應為避免戰爭﹐ 與南越政府解決權力的問題而重開日內瓦會議。
   
   
   河內當時的反應是不想與其同盟國搞成破裂而公開反對莫斯科的提議﹐ 仍然希望在武裝鬥爭上繼續獲得蘇聯的支持。至少在那個時候﹐ 河內在十七緯線以南不進行武裝鬥爭。
   
   
   
重探究前越共總書記黎筍的歷史角色與影響

   图1, 五十年代的黎筍
   
   
   在1956年8 、9月黨中央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後﹐ 因在土改運動中犯錯的總書記長征被辭職。胡志明暫時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 直至找到一位適合的人選為止。1956年底﹐ 在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舉行前的幾週﹐ 黎筍向河內寄出了一份南方革命綱領的提議﹐ 可以說它是自1954年後越南革命的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在黎筍正式在河內向越共中央提交提議前﹐ 此文件亦曾在1956年12月初於金邊舉行的南方幹部會議上作討論補充修改。中央委員會討論後﹐ 一致讚成有限度的加強在南方的軍事活動﹐ 此決定後來亦在政治局通過。
   
   

初登權力寶座

   
   
   1951年﹐ 越共第二屆黨代表大會在北越地區的宣光 ( Tuyên Quang ) 召開。此會議表明了共產黨自1945年11月宣佈 “ 自我解散 ” 後再次公開活動﹐ 亦是在此大會上越南共產黨改名為 “ 勞動黨 ” 。
   
   1957年﹐ 勞動黨中央召回黎筍北上河內擔任總書記並選入政治局常委。此一較為出人意外的決定說明越共領導層日益注重擔憂南方的情況。
   
   
   南方革命家陳文猶 ( Trần Văn Giàu ) 後來在1969年7月號 « 歷史研究 » («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 ) 雜誌上撰文亦承認1957 - 59年期間是越南南方革命運動的 “ 最黑暗的日子 ”。
   
   

第十五號決議

   
   
   儘管在南方推行有限度的加強武裝鬥爭﹐ 越共那時的革命暴力行為仍然不是優先的政策。在1958年11月舉行的十四次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上,越共中央不辯論南方的局勢﹐ 只集中討論北方經濟與文化發展的三年計劃。國會與政治局其後也通過了此計劃。
   
   
   黎筍該時並沒有出席那些會議﹔ 他在一個月前已被政治局派遣南下視察局勢。1959年1月返回河內時﹐ 與黎筍同行的有諸位南部黨部書記﹐ 包括海蘇 ( Hai Xô ) ﹐ 陳良 ( Trần Lương ) 與武志功 ( Võ Chí Công ) 等人。
   
   
   在隨後舉行的第十五次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上﹐ 上述幾人曾作了 《 南方同胞反美吳鬥爭運動 》 的詳盡報告並建議中央委員會極力推行南方的武裝革命。
   
   
   皮德爾-阿瑟蘭認為﹐ 黎筍與其南方同志的報告 “ 清楚了解和反映在鬥爭前線上同志們對該時對革命失望的心理﹐ 並要求中央支持南方的革命。”, “ 他們亦反映了南方抗戰戰士面對美國日益增加對西貢政府援助狀態的憂慮心態。”
   
   
   第十五次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結束並作出決議﹔ 一方面強調南方革命 “ 有可能採取和平發展的方法 ”﹐ 另一方面卻準備發動 “ 反美吳集團的起義 ” 的鬥爭方向。
   
   此第十五號決議後來被視為1950年代末期南方武裝鬥爭的指導綱領的基石。
   
   
   繼續南方武裝革命的決議在1959年1月的第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通過﹐ 但只是到了該年5月份南越總統吳庭艷 ( Ngô Đình Diệm ) 頒佈第10/59號法例後一週才公開發表。河內當局在當時才正式承諾派遣軍隊與物資支持南方革命。5月19日﹐ 一支物資運輸團人員以密令為559號成立﹐ 為 “ 南方戰場的運輸開路 ”。到8月﹐ 第一支北方軍隊人員上路﹐ 沿著長山山脈新開辟的運輸線 --- 胡志明小道 --- 進入南方戰鬥。
   
   
   
   
重探究前越共總書記黎筍的歷史角色與影響

   图2, 胡志明小道
   
   
   
   可以說第十五號決議是包括黎筍在內的南方革命領導人的一大勝利。在該決議提出通過時﹐ 中央委員會內許多位委員亦反對。根據 « 胡志明 » ( 2000年 ) 一書的作者威廉-杜克爾 ( William Duiker ) 的分析﹐ 大多數的黨內領導人 “ 認為武裝鬥爭是必要但在其他途徑失敗後才選擇的。” 然而﹐ 在通過第十五號決議時﹐ 北方的領導人仍然不相信已考慮清楚選擇其他的途徑﹐ 並認為改為武裝鬥爭政策的時機未成熟。
   
   皮德爾-阿瑟蘭解釋﹐ 若沒有來自南方極大的壓力上北方的領導人﹐ 那麼﹐ 第十五號決議 --- 一份在六年停止後再發動戰事的決議 --- 是不會通過的。
   
   

正式擔任總書記

   
   
   
   
重探究前越共總書記黎筍的歷史角色與影響

   图3, 六十年代的黎筍
   
   
   
   1960年9月越南勞動黨舉行第三屆黨代表大會。大會的決議指出﹐ 越南革命將會同時為兩個目標邁進﹕ “ 在北方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 與 “ 解放南方 ”。
   參與大會的576位代表選出了黎筍為總書記﹐ 成為政治局的第一號人物。
   
   為何是黎筍被選為總書記而不是盛譽國際、 地位只排名於胡志明之後的武元甲大將呢 ?
   
   
   按照裴信 ( Bùi Tín ) 先生 ( 曾擔任《 人民軍報 》記者與編緝 ) 在 « 雪蓮花 » (« Hoa Xuyên Tuyết ») 一書中的解釋﹐ 黎筍的優勢是一位 “ 以當時的標準來說﹐ 曾多年坐牢被視為乃是一張必要的文憑﹔ 經得起考驗﹐ 獲得人們的信心﹐ 可勝任擔當最高權力的職務。”
   
   
   抗法時期擔任胡志明的助手﹐ 後為越共黨報《 人民報 》主編的黃松 ( Hoàng Tùng ) 2002年在越共黨理論刊物 « 共產 » 雜誌 ( Tạp Chí Cộng Sản ) 上撰文亦提到﹕ 黎筍是 “ 在南、北、中三地革命活動最久的、 坐牢最久的 ” 人﹐ 並 “ 在秘密活動時期對新舊兩代的革命同志皆有廣泛關係的人。”
   
   
   可是﹐ 對於武元甲少坐牢的 “ 劣勢 ” 並不是引致黎筍擔任總書記的唯一因素。大會定出目標的性質可以說是黎筍當選為總書記的可能性更為適合些。第一﹐ 黎筍 ( 在第三屆黨大會的決議中 ) 提出的蘇聯的發展模式與史太林的原則 “ 實現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 ” 更加令人信服﹔ 第二﹐ 更重要的是﹐ 黎筍長期在越南中部、 南部活動的經驗知識與威信更適合於 “ 解放南方 ” 的目標﹐ 並對調和南北兩地各個黨部的合作更為順利, 才可以得心應手地徹底執行黨務 。
   
   
   « 越戰時期的國際歷史 » («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 ﹐ 1983年 ) 一書的作者拉夫-斯密特 ( Ralph Smith ) 曾作如此的分析﹕ 黎筍在第三屆大會的成功只是領導機構再改組的一部分﹐ 而此現象在北越拖延至繼後的十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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