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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戰略的角度上看越中歷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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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年4月修訂版 )

   
   

   作者﹕ 武紅林 ( Vũ Hồng Lam )

   
   
   譯者 : 嶺南遺民

   
   

   ***

   
   
   
   譯者按 ﹕

   
   
   越南與中國歷史悠久﹐ 關係既密切又複雜。由於語言、專制環境等等因素所限﹐ 中國讀者﹐ 除某些專門研究者外﹐ 一般亦只可從漢語書籍獲取有關中外國家民族歷史關係等之知識﹐ 尤其中國與其鄰邦之歷史關係﹐ 甚少能從外語書籍文章中瞭解到鄰邦人對其關係的觀點看法。歷來國際關係問題複雜﹐ 摩擦爭執無數﹐ 主要起因之一則是各國民族文化思維差異﹐不易相互瞭解。本著促進歷史文化交流與瞭解﹐ 聽到不同的聲音﹐ 嘗試從不同角度觀看與思考問題之意﹐ 僅向華人讀者推薦此頗有參考價值之論文。在此﹐ 亦向武紅林先生以及 « 新時代 » 雜誌致謝萬分﹐ 答允將此文譯為中文。

   
   
   武紅林先生現為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任亞洲政治戰略與安全研究員。

   
   
   
   概要

   
   
   如眾多國家的地緣政治關係那樣﹐ 越南與中國的關係從來皆體現於不同的兩方面上 ﹕ 形式與實質。在形式上﹐ 越中關係被定位於一種世界規範內越中兩政權同時承認的準則﹔ 而在實質上﹐ 對此世界秩序卻持有不同之觀點看法﹐ 越中關係常出現摩擦、衝突或妥協﹐ 換言之﹐ 它反映了各領導勢力的相對力量﹐ 代表著不同的世界觀。如此的分歧與世界秩序常常在實施策略時以及在禮儀上則表現無遺。了解越南與中國的戰略﹐ 解讀兩國互相通行的禮儀 ( 準確的說﹐ 該是兩種地緣政治勢力的表現 )﹐ 將會讓我們看到越中關係的性質與特點。本文重溫長達約二千二百多年歷史的越中關係﹐ 尤其著重分析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現今階段的兩國關係。
   
   
   緒言

   
   
   越南與中國的關係乃是世界上至今仍然存在的一種最長久的地緣政治 ( geo-politic ) 的歷史關係,稱其為 “ 地緣政治關係 ”﹐ 僅為在涵義上使其能所包括的範圍較廣﹐ 超越於 “ 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 ” 。因為在二千多年的歷史演變中﹐ 越中關係既不是任何時候都是國家之間的關係﹐ 更不是如人們熟悉的那種 “ 國與國 ” 的現代概念 --- “ 民族主權國家 ” 的關係,只可以理解為兩個地緣政治實體的關係而已。這種地緣政治關係在每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中的性質如何﹐ 有何種特征﹐ 甚至可否再稱為什麼﹐ 此皆為本文將要一一探討的問題。
   
   
   我們把二千二百多年﹐ 即自西歷公元前二世紀至今的歷史分為四個基本時期。第一時期常稱為 “ 北屬時期 ” ﹐ 長約一千年之久﹐ 始於中國中原通過漢 --- 南越 ( 國, Nuoc Nam Viêt ) 關係首次與紅河三角洲地域設立的地緣政治聯繫﹐ 即自歸屬於趙陀 ( Triệu Đà 的南越國 [ 公元前179年 ] 之甌駱國安陽王 [ nước Âu Lạc ﹐ An Dương Vương ] ) 直至吳權 ( Ngô Quyền ) 於白騰江 ( sông Bạch Đằng ) 上戰勝中國南漢 ( Nam Hán﹐ 公元938年 ) 軍隊 。第二時期稱為 “ 大越時期 ” , 亦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自吳權稱王 ( 939年 ) 至法國於越南設保護權以及清朝承認法國統治越南的主權 ( 1883年 )。第三時期常稱為 “ 法屬時期 ”﹐ 長約六十年之久﹐ 自1883年至1945年當越南宣佈獨立之時。第四時期稱為 “ 越南時期 ” ﹐ 約與上一時期同樣長久﹐ 自1945年至今為止。此期可再分為三個階段 ﹕ 1﹐ 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末 ﹔ 2﹐ 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 ﹔ 3﹐ 自九十年代初至今。
   
   
   
   北屬時期

   
   
   北屬時代的越南被置於中華帝國國家結構內部的郡縣﹐ 稱為 “ 交州 ” ( Giao chau ﹐ 北屬時期前半段 ) 以及 “ 安南都護府 ” ( An Nam đô hộ phủ ﹐ 北屬時期後半段 )。中國皇朝任命官員派來管治越南﹐ 如此說來﹐ 越南是被列入中國的人事領導與政策的考慮範圍內。實際情況並不確實如此﹐ 它出現了兩種方式游離於中華皇朝所定下的規範之外。
   
   第一種以武裝起義的方式出現。一般來說﹐ 在各起義後﹐ 起義領袖自稱為“ 王 ”或 “ 帝 ”。在中國歷史上﹐ 各地方首領奮起稱帝 ( 稱王 ) 是平常之現象。但是﹐ 大部份的起義領袖在一段時間後便揮軍佔領中原﹐ 把全個中國都拼吞下並歸為所有﹕ 天下唯有一個太陽而已。可是在越南﹐ 起義領袖奮起稱王稱帝後﹐ 並從未有過意慾佔領中原之念。他們常把中國視為另一個天下﹐ 他們從不想吞拼中國﹔ 反之﹐ 他們卻想把天下一分為二﹐ 北邊屬於北方人﹐ 南邊的卻屬於自己。在此同時﹐ 人們仍使用中華的世界模式﹐ 但卻改之﹕ 基本概念是天下為二﹐ 世界存在著兩個太陽。此種思想乃是歷代眾多越南領導人關於世界的視野﹐ 至今仍影響著後人。在歷史書篇多處中我們可以找到其遺跡﹕ 李裴 ( Ly Bí ﹐ 544年 ) 的帝號 “ 李南帝 ” ﹔ 人們認為是李常傑 ( Ly Thường Kiệt﹐ 1075年 ) 的詩句 “ 南國山河南帝據 ”﹔ 阮廌 ( Nguyễn Trãi ﹐ 1428年 ) 的那篇賦詞 « 平吳大誥 » 等。並不是從李裴開始便有此種思想﹐ 追溯其源應較為早﹐ 比越中關係成立之前皆要早得多﹐ 若我們視越中關係的淵源該始於黃河中原與紅河三角洲地域的地緣政治發生聯繫之時。
   
   由此可見﹐ 自較早時人們就經已有那種 “ 南北兩分 ” 的思想。此種 “ 南北對稱 ” 的思想創始者應屬趙陀﹐ 一位原屬秦朝派遣管治嶺南地區的將員。乘華夏中央力量衰弱之際﹐ 趙氏崛起稱帝﹐ 立南越國﹐ 仿中華模式設新政權﹐ 但生活上仍跟隨越俗。雖然很早就要向中華作出妥協﹕ 他要放棄 “ 帝 ” 稱﹐ 甘授封 “ 王 ” 於漢朝﹐ 即是承認其地位僅是一地方諸侯而漢朝是霸主。在整個北屬時代﹐ 越人的各次起義亦都是曇花一現。勝者總是慾把一個中心的世界秩序強加於人﹐ 而越南於其時唯有配當為郡縣之資格。
   
   
   第二種方式是在中國國家組織架構下越南接受郡縣的資格﹐ 但它仍保持著在其空間中有所的自主權。交州或安南的管治者自立為首領的地方管治機制﹐ 或以 “ 父傳子承 ” 的方式從之﹐ 由中華中央皇朝封典僅是一種形式而已。接受管治的自主與自我作事的自主相並兼行。此最有代表性的時代是士氏 ( họ Sĩ ﹐ 公元二世紀 ) 與曲氏 ( họ Khúc ﹐ 公元九世紀 ) 之時期。
   
   
   
   大越時期

   
   
   在此時期內﹐ 越南不再接受中華帝國的郡縣名份﹐ 而中國亦要接受並允許越南處於其疆土之外﹔ 越中關係交織著衝突與妥協﹐ 此段歷史反映了兩種世界秩序的視野﹐ 各個衝突與妥協皆被體制化。
   
   中國通過以 “ 禮 ” 來加強其世界秩序。為使能夠在中國的世界秩序中被肯定其位置﹐ 越南要納貢﹐ 新上王位的掌權者要向中華帝國求封典﹐ 接旨時要磕頭等等﹐ 否則便會被興師問罪伐之。
   
   
   越南使用兩面的對策。一方面與中國保持以禮而待﹐ 即在形式上承認中國的世界秩序﹔ 另一方面﹐ 堅持實現其一套的世界秩序。自稱為皇帝﹐ 自視為南方的中國。強迫中國以外之邦國要向越南納貢求封典﹐ 若他們有所 “ 不忠 ” 的行為﹐ 亦會向其興師問罪。然而﹐ 如阿力山大-伍德賽 ( Alexander Woodside ﹐ 1971年 ) 認為﹐ 該個 “ 南方中國 ” 的秩序比 “ 中國的實際 ( 秩序 ) ” 卻鬆懈得多。
   
   越南對付中國的戰略方式在兩個階段中亦有所異與同之處。在前階段的李、陳時代 ( thời Ly-Trần ﹐ 1010年 - 1400年 ) 是抗拒與非排斥 ( 皮爾-費瑞, [ Pierre Féray ] 的用詞 “ non-refus ”﹐ 陳國旺 [ Trần Quốc Vượng﹐ 1991年 ] 在他的文章中強調此點 )。後階段的黎、阮時代 ( thời Lê-Nguyễn ﹐ 1428年 - 1945年 ) 是抗拒與模仿。此異點便曾引起在 “ 中代 ” ( 作者把越南歷史分為古、中、近代的分法﹐ 譯者註 ) 有關越南對中國的態度的爭論之出處。永生 ( Vĩnh Sính﹐1994年 ) 把此種態度稱為 “ 抗拒與接受 ”﹐ 是與日本士大夫對於中國 “ 敬重與拒斥 ” 的態度相比而言。據陳國旺 ( 1993年 ) 所述﹐ 在中代下半段的時期﹐越南改變對中國的態度皆因儒道的勝利﹐ 令到黎、阮時代三教同存的狀況改為唯儒獨專的狀態。正如陳國旺 ( 1988年) 指出﹐ 儒家的領導層﹐ 亦是中代的越南領導階層戰略的目標與中國的 “ 無遜不異 ”。
   
   
   
   法屬時期

   
   
   在法屬時代﹐ 越南被處於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內﹐ 分割為三圻而治﹕ 北圻 ( Bắc kỳ ) 與中圻 ( Trung kỳ ) 是保護地﹐ 南圻 ( Nam kỳ ) 是屬地。1885年法、清協定訂下﹐ 中國放棄其霸權並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越中關係中的越南角色則由法國擔任並轉為法中關係的一部分。
   
   在此時期中﹐ 中國要放棄其那套傳統的世界模式﹐ 採用自西法利亞和約 ( Hòa ước Westphalia﹐ 1648年 ) 後歐洲國家公認的歐洲世界模式。中西兩種模式的不同是中國的那一套只強調天下一個中心﹐ 中國皇帝以 “ 天子 ” 資格自稱﹐ 處於其下是一系列的 “番邦 ” 、 “ 諸侯 ” 、 “ 屬國 ”﹐ 此表明一種極大明確清色的 “ 上下分別 ”﹔ 而西法利亞模式的世界模式不承認一個高高在上唯一的中心力量處在其他國家之上﹐管治全世界雖然只是名義而言﹐ 各國在其領土內擁有最高主權﹐ 由此﹐ 可以說各國在國際上是 “ 相等 ” 的。
   
   
   然而, 西方各國的行事方式亦要分為兩方面來講。在外交禮儀上按照西法利亞模式﹐ 而實際上是政治實力 ( politic power ), 例如法國在越南動用明槍實彈佔領屬南圻的六省。此說明法國侵佔領土不是自然而然之事。法國在北圻中圻設保護地﹐ 讓大南皇帝繼續保持皇位﹐ 只設 “ 公使 ” 治之。如此說來他們仍承認安南王是安南一國之主﹐ 但是一切事務則要接受印度支那全權代表與法國政府的指使。對於中國﹐ 由於國大地廣﹐ 西方強迫中國要讓出某地設作貿易通商聯絡地﹐ 要承認其在中國的影響範圍。例如法國強迫清朝要承認兩廣雲南作為其影響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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