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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第七屆黨大會以及與中國正常化所要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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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1年6月17日至27日﹐ 越南共產黨召開第七屆黨代表大會發生了重要的人事變動﹕ 杜梅取代阮文靈任總書記﹔ 黎德英安然的把持黨內第二交椅、任政治局常委兼負責國防、國家安全、外交三方面的中央書記以及還昇為國家主席。武文傑被選為部長會議主席﹔ 黎德英為書記處常務書記。三巨頭杜梅、黎德英、武文傑掌握政治局常委與書記處常委的職務。武元甲大將被隔離出中央委員。而阮基石被彈出政治局並將退任外長一職…… ( 其實政治局的人事改變自五月份已定﹐ 以及中國已知曉 ) 。國際上紛紛傳聞阮基石是越中關係正常化的 “ 祭品 ” 。我認為﹐ 那種說法只是一種簡單的表達罷了﹐ 因為問題不只是關係正常化而是關係附屬化。
   
   
   首先, 問題提出的是誰將會代替阮基石出任外長 ? 自七月初起﹐ 我多次被約見杜梅總書記與中央組織部部長黎福壽 ( Lê Phước Thọ ﹐ 代阮德心的職務 ), 談論說服我上任外長。1991年7月10日早上的會面﹐ 杜梅見我仍推辭﹐ 他誤會我不接受是因不能進入政治局﹐ 有如裴善悟 ( Bùi Thiện Ngộ ) 那樣接替梅志壽任內務部部長已是政治局委員; 他答應在我接受職務後將解決入政治局的問題。我說只為 “ 健康 ” 的問題而不接受﹕ “ 我四十五年來不斷工作﹐ 努力做好上級交來的任務﹐ 不是見難而退。但今次不再接受了﹐ 我的願望只是做好外交部副部長的事務。建議各位同志執行如昨日我們所提議的方案﹕ 提拔武鶯或武寬 ( Vũ Khoan ) 同志出任。籍此我對您反映外交部各位兄弟同志的意見﹕ ( 黨 ) 對外交部有不公平的對待。”

   
   
   雖然人們知道我的外交政治觀點與阮基石一致而為何我又被選為接替阮基石一職呢 ? 我想有兩個原因﹕ 一﹐ 為蓋掩接替阮基石 ( 註45 ) 一職的政治目的﹔ 二﹐ 第七屆黨大會的新機制有可能被完全架空﹐ 其新主張、行為與新的政治局常委會內幾位常委的觀點有偏差。
   
   
   在我推辭後﹐ 為擔任外長的人選工作進行得較為激烈。一些人的名字亦都被提出過如武鶯、紅河、黃碧山、武寬、阮易年 ( Nguyên Dy Niên ) 等等。最後還是選了當時駐蘇大使﹐ 儘管有點猶疑的阮猛琴 ( Nguyễn Mạnh Cầm )。
   
   七屆大會後﹐ 國家對外的一切重要事務皆在黎德英的直接指導下, 並當然得到杜梅總書記的贊許下由中央書記紅河同志負責。過往由外交部擔任的事務現今皆由紅河與黨對外聯絡部把持。以下是一個因個人的意念使到國家的名譽受損的典例 ﹕ 1991年8月5日﹐ 紅河於部長會議的一次會議上宣佈﹕ “ 自今起﹐ 各部門對中國的聯係可以只聯絡 ( 中國大使 ) 張德維﹐ 不必通過在北京的越南大使館。” 黎德英告知 ﹐ 當他訪華時﹐ 中共黨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周良 ( Chu Lương ) 曾提議﹕ 由於技術問題﹐ 兩黨關係的聯絡請通過張德維便可。翌日﹐ 以黨對外聯絡部部長的資格﹐ 紅河曾對柬埔寨大使歐伯日 ( Ouch Borith ) 說﹕ “ 根據越共政治局的分工﹐ 自今日起﹐ 黎德英同志與紅河同志負責柬埔寨問題的解決協商事務以及其關連之事。若柬埔寨領導人想談論以上的問題﹐ 請與上述兩位同志聯繫並直接討論。”
   
   
   1991年7月19日﹐ 杜梅剛被選為總書記便會見中國大使張德維, 並表示想派遣特派員前往北京報告第七屆黨大會情況以及交換關於兩國關係正常化事宜的意見。在此幾日前﹐ 即1991年6月11日﹐ 我外交部亦曾會見中國大使提議召開兩國副部長級談判。7月17日﹐ 中國回復同意副部長級會談將自8月5日至8月10日於北京進行。兩日後﹐ 中國又回復同意接受我特派員前往北京會見中國領導人﹐ 但把副部長級會談壓後於黨特派員的會見……。 此事可看到中國一方面想與我兩級領導人的會面﹐ 另一方面又意圖利用與我特派員所達到的協議來打壓外交副部長會談。為大肆宣傳﹐ 中國曾提議取消 “ 特派員 ” 一詞﹐ 代之為 “ 越南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代表團 ” ﹐ 儘管團中只有黎德英與紅河兩名主要成員。紅河該時是中央書記﹐ 負責對外事務。代表團助理是鄭玉泰 ( Trịnh Ngọc Thái )﹐ 黨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我記得當時外交部曾提議派一位任中央委員的次外長隨團同行以便可掌握某些情況, 為緊接著舉行的外交次長會談作有所準備,但亦被拒。越駐華大使鄧嚴橫亦不能參與代表團的每項活動﹐ 而當其時中國駐越大使張德維卻有份參與代表團在中國的各個活動。
   
   
   1991年7月28日﹐ 代表團來到北京並在幾日後曾與喬石、李鵬、江澤民會面,並向他們詳細報告黨第七屆大會情況﹐ 甚至連不同的意見﹐ 討論過程﹐ 大會重要議程的爭論與表決事宜﹐ 以及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人事結構等等都提及。…… 江澤民、李鵬表示關心將於1991年8月舉行國會會議產生的越南新外長 ( 接替阮基石 ) 由誰擔任的問題。江 ( 澤民 ) 歡心表示﹕ “ 從心底裡﹐ 我極力歡迎越南同志第七屆黨大會的結果。”
   
   
   值得特別一提﹐ 儘管代表團是以會見中國領導人報告黨第七屆大會情況和提及兩國關係的事宜﹐ 但黎德英與紅河於7月29日下午與7月31日晚上兩次主動提出會見徐敦信來謝罪 ( ? )。黎德英在7月29日下午會見時首先開口﹕ “ 去年徐敦信同志來到越南曾發生一些由我們製造的龃龉與不歡( ! ), 阮文靈同志與我們知曉後亦不愉。今日與您見面﹐ 我代表阮文靈同志、杜梅同志, …… 與我表達的感受…… 我們關係中發生龃龉是件令人心痛之事﹐ 尤其是共產黨人之間。舊的樂曲已成過去﹐ 希望各位同志放心。” 徐敦信趁機抱怨鄧嚴橫大使 ﹕ “ 一年了他不來見我﹐ 除非在各次招待會上。自去年六月起﹐ 此是我首次與鄧嚴橫同志會面。 ” ( 事實上中方自1990年6月河內談判上便對鄧嚴橫有成見 ) 徐亦不忘重提與越南關係正常化的不可缺乏的條件 ﹕ “ 我極歡迎黎德英同志與紅河同志自今起不再提 ‘ 毀滅種族 ‘ 了。當回到河內,若見到柬埔寨人,請同志們亦提及此事…… 若越南同志來到中國還帶著那個柬埔寨的尾巴﹐ 那麼我們難於向人民交代。希望柬埔寨問題得到解決﹐ 那麼實現關係正常化﹐ 我們可安然向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交代。”
   
   
   為1991年8月於北京舉行的副部長級會談鋪路﹐ 7月31日晚﹐ 紅河對徐敦信保證﹕ 黎德英與我將直接向阮易年 ( 阮被指定與中國會談, 只是他從未與中國有 “ 前塵舊事 ” 之累 ) 副部長在前往中國前做預備工作。我們向政治局報告, 提議定出不僅是會談的內容﹐ 而且還要涉及工作的精神與態度的問題。我們的精神首先是保證會面成功。” 在保證不再提及毀滅種族問題後﹐ 紅河問徐﹕ “ 我想問, 除了毀滅種族問題之外﹐ 那麼兩個棘手的問題是柬埔寨各方軍隊的問題以及聯合國角色的問題將是如何的解決呢 ? 我想知道以便使越中北京副部長會談將會取得好的成果。” 在談判之前向對方徵求意見和解決問題的方向來進行談判, 確實是外交史上舉世無雙之事 !
   
   
   從中國返回後﹐ 1991年8月4日﹐ 黎德英與紅河於黨中央辦公室會見我與阮易年﹐ 談及為阮易年前往中國談判作準備之事宜。在阮讀完外交部的提議方案後﹐ 我說﹕ “ 橫兄 ( 越駐華大使 ) 剛致電說,中國通知將進行三輪會談﹐ 但他們又說一輪會談便可。肯定是徐敦信帶出已定好的文件強逼我們接受。若我們接受﹐ 他們將向其他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東盟以及柬埔寨 ( 人民共和國 ) 展示文件。我們將處於背叛盟友、國際朋友的地位。若我們要求改變中國提出的方案﹐ 那麼將達不到任何協議﹐ 談判將失敗。我們曾經重閱中國提出的方案﹐ 中國把柬埔寨問題與兩國關係正常化緊密連接﹐ 他們仍然以柬埔寨問題為條件。中國很精明﹐ 在最高領導人會晤是他們說集中談及兩國關係正常化﹐ 把那些骨頭留下。啃這骨頭﹐ 我們要有原則來解決那個問題。我們要與中國關係正常化, 但不能破壞與柬埔寨的關係﹐ 不能讓世界人民說越南是背叛者。” 明知道我是個態度強硬的人﹐ 不願與中國談判時無原則的接受的意念﹐ 黎德英與紅河只泛泛的談及其北京之行。紅河說﹕ “ 據我所知﹐ 張德維與徐敦信皆擔心副部長級談判失敗。徐有問﹕ “ 不知我將要見的那位副部長,明白這個意思否 ? ” 我即刻說﹕ “ 那麼就證明他們提出的要求過高﹐ 故此他們才顧慮我們不接受。” 紅河說﹕ “ 我知曉他們正是希望關係正常化﹐ 所以才擔心。“ 我答道﹕ “ 在此方面﹐ 應該說是越南顧慮多些﹐ 因為越南想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多些。” 會議結束前﹐ 紅河說﹕ “ 在黎德英啟程去北京後﹐ 年兄之行應該是順利的。年兄又是個新人﹐ 沒有 “ 前塵舊事 ” 之慮。當提及90年6月之事﹐ 他們心中仍有條刺。”
   
   
   黎德英加口說﹕ “ 在90年6月事件後﹐ 又對雙方的傳媒發表意見﹐ 令到問題更積累起來﹐ 關係更緊張。” ( 意指在90年6月談判後﹐ 我與徐敦信在報刊上互相指責之事 ) 到了下午﹐ 當政治局常務會議召開談及與中國談判的問題時﹐ 他們只傳叫阮易年參與﹐ 不再喚我。
   
   
   我獲悉在此政治局會議上﹐ 杜梅曾確定不能讓柬埔寨問題阻礙到與中國關係正常化。關於柬埔寨問題﹐ 他們指示阮易年要與中國妥協 ﹕
   
   1﹐ 不再談及毀滅種族的問題。黎德英說一定要放棄毀滅種族的問題﹐ 杜梅總書記亦囑咐 ﹕“ 若提及毀滅種族問題就是與美國結盟, 反對中國 ” !
   
   
   2﹐ 提高柬埔寨最高民族議會的角色﹐ 降低聯合國的角色。
   
   
   3﹐ 柬埔寨各方各自裁軍百分之五十。
   
   
   為保證談判不偏差、越軌出早與中國安排好的方案﹐ 紅河還讓黨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鄭玉泰留在北京參與談判﹐ 實質上是監察阮易年是否正確執行與中國早以妥協的條款。
   
   
   1991年8月10日﹐ 所謂的談判達成中國所意料的成果 ( 達成西哈努克擔任最高民族議會主席﹐ 贊同聯合國關於柬埔寨問題的總方案文件 ) ,亦剛好是越南國會通過任命阮猛琴接替阮基石為外長之日。中國外長錢其琛接見阮易年並表示邀請新外長阮猛琴於1991年9月16日訪華﹐ 商討為北京中越最高領導人會晤的準備事宜。
   
   
   我們曾預定於北京談判後將前往金邊向柬埔寨朋友通報談判的情況﹐ 但1991年8月18日﹐ 紅河致電話指示 ﹕ “ 依照黎德英同志的意見﹐ 年兄不需去柬埔寨通報盟友了﹐ 並亦不需向誰通告剛結束的北京會談的情況。” ( 儘管中方已對東盟與西方各國通告了 ) 他還說道﹕ “ 從今起﹐ 在白紙黑字上不再寫下中國的意圖 ( ? )﹐ 因為這個問題政治局已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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