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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成都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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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1990年9月起﹐ 中國常認為我們違反了其成都之約﹐ 要求我們實行那個協議 ] ( 註 39 ) ﹐ 具體的是要我們說服金邊接受由西哈努克為首、 十三名成員組成的最高民族議會 ( 註40 ) 。持著那個目的﹐ 他們更進一步對我領導層內部挑撥離間……, 中國認為執行成都協議的阻礙主要來自外交部﹐ 故此更赤裸裸的分離我們內部的領導層。1990年10月3日,馬來西亞新任大使按常例來到外交部作客交談。他對我說, 在北京,人們流傳我外交部與黨中央並不相同的外交主張﹐ 故此中國成都之行無阮基石的份事。成都之後﹐ 當我們加頻與中國駐越大使館的活動而中方對我外交部卻顯出冷淡的態度﹐ 又攻擊我外交部領導人﹔ 他們限制我駐北京大使館的活動﹐ 不安排我大使參與李鵬與武元甲、武鶯 ( Vũ Oanh ) 的會見﹔ 推舉出職務較低的人員來與我大使館接觸與工作。中國一方面肯定的說柬埔寨問題未得到解決﹐ 那麼中越關係 “ 只可以邁一小步 ” ﹐ 另一方面又刺探並力圖影響將於1991年內舉行越南共產黨第七屆黨大會的人事安排與路線方向的問題。從1991年3月起﹐ 李鵬於中國人大第七屆大會上宣佈 “ 中越關係冰解 ” 並在柬埔寨問題上的政策有所調整﹐ 手法較軟些。對於柬埔寨最高民族議會的問題﹐ 中國不再堅持那個十三數字﹐ 把設立主席、副主席的問題暫擱置﹐ 提出 “ 由西哈努克每次主持最高民族議會會議 ”的觀點。從只與 ( 柬埔寨 ) 三方發生關係﹐ 到後來於 ( 泰國 ) 芭提雅最高民族議會會議上﹐ 中國轉向與柬埔寨 ( 人民共和 ) 國直接接觸﹐ 邀請洪森 ( 於1991年7月21至24日 ) 作北京三日之訪。( 註41 )
   
   

   1990年11月18日﹐ 政治局開會討論柬埔寨問題。自從五大常任理事國達成的共同宣言文件 ( 1990年8月28日 ) 後﹐ 柬埔寨問題的爭論邁入激烈無比的最後階段。我代表外交部作報告﹐ 提出以五大常任理事國達成的共同宣言文件為原則基礎﹐ 以關於最高民族議會問題的方案來讓政治局討論。在我讀完報告後﹐ 阮基石向政治局強調兩點﹕
   
   
   1﹐ 最高民族議會的問題是柬埔寨內部的問題﹐ 我們不能對朋友施壓﹐ 要尊重朋友的主權。
   
   
   2﹐ 對於五大常任理事國達成的共同宣言文件﹐ 我們要反對那些違反聯合國憲章精神的地方。若不是﹐ 日後它會影響到解決長沙群島的問題,…… 我們看到中美以不同的方式同時意圖消滅柬埔寨人民共和國。
   
   
   會議結束前﹐ 總書記阮文靈總結﹕ “ 對最高民族議會的問題﹐ 我們不能對朋友提出意見…… 若說中美是同一樣的﹐ 那就不同意。在中央會議之後﹐ 政治局將重新評估一些外交方面的問題,例如如何評定中國的問題﹐ 如何與中國打交道﹐ 該說些甚麼等。阮基石即刻說﹕ 是否同意重新評估成都會議的結果呢 ?
   
   
   由五大常任理事國草擬全面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協定已得到柬埔寨最高民族議會各方成員於1990年12月23日在巴黎會議中基本上接受。我國主張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 尤其是柬埔寨內部事務的問題﹐ 要由他們自己決定﹐ 向柬埔寨民族負責。我們力圖協助他們﹐ 提示他們免於導入不該的失敗﹐ 但我們不能代替他們而做。如此﹐ 我們既可全力幫助朋友﹐ 亦使越南不再陷入柬埔寨內部事務中去。不能再讓柬埔寨的政治解決問題再次成為越柬關係的歷史問題。
   
   
   依照柬埔寨朋友的要求﹐ 1991年1月14日﹐ 我與柬埔寨問題專家黃英勇、黎功鳳 、武進福 ( Vũ Tiến Phúc ) 等飛往金邊與柬埔寨朋友共事﹐ 目的有三﹕
   
   a. 了解金邊朋友對1990年9月10日雅加達會議上五大常任理事國達成的共同宣言文件以及對1990年12月23日巴黎會議由五大常任理事國草擬的協議後對此的想法和意見﹔
   
   b. 讓金邊朋友明白,把屬於柬埔寨內部事務的主權問題留下在最高民族議會上討論與解決﹔
   
   c. 商談為重開巴黎國際會議的籌備計劃。
   
   
   洪森在接見我時說﹕ “ 在柬埔寨內部存在一種強烈的趨勢﹐ 希望有一個政治解決的方法能夠保持革命成果﹐ 不許波爾布特捲土重來……, 目前形勢十分嚴峻﹐ 若我們以無原則來接受解決問題﹐ 那麼情況會更復雜。只要接受那樣的解決方法﹐ 柬埔寨內部就即刻混亂了﹐ 不要等到簽協定的日期。以往我們堅持強硬的態度是對的。越南的建議是要使解決進程不要過快。”
   
   
   如此, 通過與外長何南洪 ( Hor Nam Hong ) 、次長蒂姆提、蘇安會見後﹐ 尤其是洪森主席11月16日的發表後﹐ 我們可認識到金邊朋友主張故意把目前的談判情況拖延﹐ 因為主觀和客觀的因素﹐ 他們領導層內部為解決問題的意見難以達成一致。洪森告知﹐ 根據柬共政治局1991年1月17日中央會議上的決議﹐ 他將向中央作報告指出﹕ “ 1991年將未能達成協議。” 然而﹐ 我亦看到在柬領導層內的思想與行動中﹐ 他們處處表示出矛盾與不知所措﹐ 未能為自己定出一條清晰的路脈﹐ 他們只可逐步對付內部的問題﹐ 包括處理對方提出的問題。
   
   
   1991年2月24日﹐ 阮文靈於河內接見韓森林時仍堅持對韓施壓﹐ “ 要好好實現民族和解合作的政策﹐ 不應該強調毀滅種族的問題﹐ 該組成由西哈努克為主席、 十三人的最高民族議會。” 韓森林返回金邊對柬共政治局復述那說話﹐ 整個政治局的人都感到困惑並認為韓的越語不太靈﹐ 可能聽錯了。事實上﹐ 正如洪森曾對吳田說過﹐ 當聽韓森林重述阮文靈的意見後﹐ 柬共政治局極為擔懮﹐ 因他們感到越南的意見與柬埔寨的相差太大了。1991年3月13日﹐ 洪森對阮基石說道﹕ “ 可以有分化赤柬的策略﹐ 但不可能放棄毀滅種族的問題。若放棄了﹐ 就有三點危險﹕ 將在會談初即刻失去了籌碼﹔ 在全國選舉中對我們不利﹔ 敵人將會利用此來指控越南於過去十二年中所發生的事情全由越南自己製造出來。最高民族議會的成員人數可以是十二或十四﹐ 不能接受十三。可以讓西哈努克擔任主席﹐ 洪森任副主席不再要求作輪流主席或共同主席的事宜。”
   
   
   我們這種的作法﹐ 使我們看到﹐ 我們只考慮其本身的利益﹐ 而不是我們考慮到那些條件是否符合於柬埔寨朋友的利益。這樣的作法肯定會作出極壞之影響到我國與柬埔寨深遠密切的關係。
   
   
   1991年初﹐ 政治局曾於胡志明市召開討論柬埔寨問題的會議 ( 91年1月24至25日 ) 。我在會上提議把國際方面的問題與柬埔寨內部的問題分開的主張﹐ 並同時反映了洪森的意見﹕ 柬共政治局決定不會於1991年內達成解決方法的協議。我政治局考慮是否召開為柬埔寨問題導致解決方法的三國 ( 越、寮、柬共產黨, 譯者註 ) 政治局會議的可能性﹐ 會議性質只是交換意見﹐ 提出意見﹐ 並不作出日後的決定。我們不能向金邊施壓﹐ 同時要處處表現出我們的善意﹐ 避免令我國孤立的情況出現。
   
   
   在那時我曾對阮基石暗示 : 意想退出下屆中央委員會。石兄表示不讚同。1991年2月﹐ 當在各省選出代表出席黨第七屆大會時﹐ 我又致信中央組織部部長阮德心﹐ 要求在參與黨七屆大會代表名冊上撤除我的名字。那時我的精神有幾分疲倦﹐ 因為過去幾年的事務。但我的要求得不到批準。我收到參與山羅 ( Sơn La ) 省黨代表大會的通知書並被選為代表參與全國黨第七屆代表大會。1991年6月﹐ 我收到以山羅省代表的資格去參與黨大會的通知書﹐ 然後被加入第七屆的中央委員會。
   
   
   政治局內部的不同意見在黨大會愈逼近就愈顯得明顯與激烈。1991年4月13日﹐ 於政治局為黨大會作籌備報告的討論世界形勢以及對外路線會議上﹐阮基石作了 《 世界形勢與我國我黨的對外戰略 》 的報告後﹐ 黎德英介紹國防部第二局的一位幹部﹐ 名叫倫的大校作了 《 世界形勢與帝國主義的陰謀 》 的報告。
   
   
   阮文靈總書記聽兩個報告後發表 ﹕ “ 感觀上﹐ 我認為﹐ 早上 ( 外交部 ) 的報告與下午國防部的報告存有諸多的不同處。要作出意見定論﹐ 就先要討論形勢﹐ 但對形勢的評估不相同。”
   
   
   范文同顧問說 ﹕ “ 在這時講詼諧的說話就不適宜。我們要以良心辦事﹐ 負上責任﹐ 嚴肅努力工作。政治局把工作交給三個部門的三位同志去做﹐ 但又未做。”
   
   
   黎德英 ﹕ “ 政治局應該聽到不同的形勢的反映對國內的問題, 我們亦有不同的看法。據總的評估﹐ 每一部門有自己的提案﹐ 難以達到一致。” 阮基石同意以三個部門的報告來討論﹐ 然後在認識形勢上取得一致的意見﹐ 但實際執行時﹐ 就各自各做。
   
   
   在此精神上﹐ 1991年5月2日曾為對世界形勢的評估尋求統一的意見召開了外交部、國家安全部與國防部的聯席會議。出席會議國防部的有黎德英、陳文光 ( Trần Văn Quang ) 、倫大校 ( 常稱他為 “ 跛足倫 ” )﹔ 內務部梅志壽; 外交部阮基石以及四位外交次長﹔ 還有來自黨對外聯絡部三位次長阮氏平 ( Nguyễn Thị Bình ) 、鄭玉泰 ( Trịnh Ngọc Thái ) 、阮光造( Nguyễn Quang Tạo )。會議達成的結果甚微, 對形勢沒有達成一致的評估﹐ 只可於幾點理論上的問題取得一致意見。
   
   
   
   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便到了第七屆黨大會﹐ 政治局舉行了連續三日 ( 1991年5月15 、16 、17日 ) 的會議﹐ 討論 《 關於國際形勢與實現黨第六屆黨大會的對外路線以及新方向的報告 》 的草案。政治局各委員皆列席。會議亦設了聆聽席。初始聆聽席上坐有十人﹐ 但到了5月16日下午當在檢點實現黨第六屆大會的對外路線決議時﹐ 聆聽席上只有紅河、黃碧山、丁儒廉與我。我清楚看到會議從始至終在談論到國際方面﹐ 尤其是實現黨對外路線﹐ 在柬埔寨問題上以及在與中國的關係上存在著兩種觀點的爭鬥。外交部草擬的報告指出 “ 曾經發生與政治局決議不對的處理事務 ”, 對中國的態度曾有過兩個階段的改變 ( 1989年前與後 ) ﹐ 此與政治局 ( 1988年5月20日 ) 的十三號決議相反 ( 註42 ) ﹐ “ 我們與柬埔寨朋友 ( 註 43 ) 存在相當明顯的不同點 ” ﹔ 在對外方面﹐ 在東歐與蘇聯危機事件上我們表露得 “ 不知所措﹐ 不夠平靜 ”, …….﹔ 曾錯過了機會與東盟改善關係 ( 當泰國邀請杜梅總理來訪﹐ 但杜卻說要先去蘇聯、 印度後才去泰國 ) ﹐ 談論這些事, 爭論的方式較為激烈﹐ 特別是當談及是否該參與1990年9月成都最高領導人的會晤、毀滅種族問題以及 « 紅色解決法 » 的問題之時。
   
   
   武志功說道﹕ “ 對於中國﹐ 問題極為複雜,…… 政治局曾指出中國存有社會主義與霸權主義的兩面性。對於社會主義方面﹐ 它都只是 “ 閃閃 ” 幾下的罷了…… 困難的是未能關係正常化…… 他們提出五點阻礙﹐ 有的是一百年內都不能解決。例如那個 “ 印度支那聯邦 ” ﹐ 他們知道我們無那個意圖﹐ 但仍然提出來﹐ 皆為分裂我們﹐ 爭取寮柬﹐ 把我們撥到一邊,…… 那個 « 紅色解決法 » 亦行不通﹐ 若實現﹐ 那就說明中國將與我們反美﹐ 而他們的主張正是要爭取西方的科學技術來實現現代化﹐ 到那時中國還是甚麼的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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