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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誰應是難以釋懷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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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峰會後﹐ 中國在柬埔寨問題上對我國的主要對策是集中力求我們實行成都協議﹐ 促使金邊去接受西哈努克為首的最高民族議會主席﹐ 和該議會由柬埔寨四方所組成的十三名成員﹔ 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關於柬埔寨問題所達成的文件。
   
   

   1990年9月9日6時早上﹐ 中國大使來到黨對外聯絡部 ( 並非外交部 ) 會見紅河同志交了一份照會﹐ 通知柬埔寨各方將於9月10日在雅加達討論組成最高民族議會的事宜,並強調說此是按照越南在成都提議的方案辦事。繼之﹐ 政治局開會討論那份照會並決定派遣我前往雅加達。在此會議上﹐ 政治局亦決定自今起一切涉及國家事務的必要使用外交部的途徑辦事﹐ 並要對阮基石與國防部長黎德英 ( ? ) 通告。此決定是因中國大使行動太過份了﹐ 簡直是藐視我外交部的存在。
   
   
   1990年9月9日中午﹐ 我與黃英勇乘機經曼谷飛往印尼首都去跟進柬埔寨各方協談組成最高民族議會一事。此行無任何的指示﹐ 亦無 “ 錦囊 ”﹐ 只有總書記阮文靈的簡短吩咐﹕ 努力讓最高民族議會成事。
   
   
   1990年9月10日﹐ 我們從機場返回我駐雅加達大使館﹐ 腳剛踏入門便收到中國大使館撥來的電話。張清說在他離開雅加達前向我打個招呼, 並多謝我積極的活動使柬埔寨各方達到某些結果 ( ! )。我回復說不敢當﹐ 不能接受那誇讚。若會議有個好結果﹐ 那便是柬埔寨 ( 人民共和 ) 國的善意。
   
   
   正當我於雅加達機場下機之際﹐ 亦是柬埔寨各方會議閉幕之時。會議達成協議 ﹕ 最高民族議會組成包括十二名成員﹐ 誰任主席一職留空並待下週於曼谷舉行首次議會會議上繼續商討確定。會議聯合公佈寫道﹕ “ 柬埔寨各方同意以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關於柬埔寨問題達成的文件為基礎去解決柬埔寨的衝突。” 我認為政治局派我來雅加達可能是為對中國表示我方積極實施成都協議的舉動,而張清打電話感謝我﹐ 實際上亦是中國一安慰招數來鼓勵我繼續努力實行成都協議 ! 可是﹐ 他們的鼓勵舉止卻產生了反作用﹐ 它令我這個性格倔強之人更倍加堅定。自很久以來﹐ 我與外交部負責柬埔寨問題、 中國關係的同事們難以贊同那個成都協議的諸方面﹐ 現今我又感到不能作違心之事。
   
   
   1990年9月13日﹐ 我又收到國內指示﹐ 從雅加達直飛往曼谷繼續跟進最高民族議會的首次會議。9月14日﹐ 泰外交部常務秘書卡森 ( Kasem ) 邀請我前往泰外交部商談。談話的議題仍是柬埔寨問題。卡森試探我,問及越中雙方對組成最高民族議會機制的協議。我回復﹐ 那只是無根據的謠言﹐ 不可信也。當日中午﹐ 柬外交次長蘇安前來與我會面﹐ 對即將舉行曼谷最高民族議會會議詢問我方的意見﹕ 關於若對方要求讓西哈努克擔任最高民族議會主席一職並成為議會的第十三名成員的問題。我指出,應該堅決保持雙方持有相同成員人數的原則。為表善意﹐ 再次可以接受對方提出增添一人﹐ 但同時金邊亦該增加一人 ( 即每一方七人 ) 。不能十二, 即也要十四﹐ 不可能接受十三人。之後﹐ 蘇安又對我說 ( 泰 ) 總理查提差 ( Chatichai ) 的兒子凱薩 ( Kraisak ) ﹐ 亦是泰國總理顧問團成員之一﹐ 對蘇安說道他從泰外交部得悉越南亦支持成立由西哈努克為首﹐ 包括十三名成員組成的最高民族議會。我對蘇安說那是捏造的事﹐ 我將對凱薩解釋清楚。當日下午﹐ 我與凱薩會面並相當直言說﹕ “ 不可把西哈努克視為柬埔寨的領主﹐ 各方面上的皇帝。最高民族議會的成員與主席的問題要讓柬埔寨人民決定。越、中在那些問題上無投票權。” 繼之凱薩對卡森重述此話。結果是1990年9月17日曼谷最高民族議會首次會議失敗了﹐ 只因為洪森不接受那個 “ 6+2+2+2+1 ” 的公式﹐ 拒絕選西哈努克為首﹐ 十三名成員的最高民族議會。我認為﹐ 中國亦要為該會議的失敗負上責任﹐ 至少亦要負上部份的責任。
   
   
   1990年9月下旬﹐ 中國迎接武元甲副總理以 “ 中國政府的特別貴賓 ” 的身份訪華並出席第十一屆亞運會開幕禮。( 儘管1990年9月4日於成都會見我最高領導人時,江澤民說過將邀請武出席亞運會開幕禮﹐ 此舉以示中國的善意。但是中國的媒體仍然播發應我國的要求﹐ 中國邀請武元甲的信息 ) 。 1990年9月24日﹐ 李鵬在接見武元甲大將時說道﹕ “ 成都會談後﹐ 雅加達會議達成好成果﹐ 達成最高民族議會十三名成員的事宜。但到了在曼谷最高民族議會的會議又不行了。我坦白對你說﹐ 我們認為陳光基同志在此事起了壞作用。當卡森又問到是否真實的越中達成了由十三人組成的最高民族議會 ? 陳光基回答完全沒有那一回事。那完全是荒謬之說。我們不明白為何外交次長陳光基又那樣說﹐ 完全散佈不正確的信息。” 武元甲回復﹕ “ 我回去後將問問有關陳光基說話之事。若是有的﹐ 亦不會是我們中央的意見。我不清楚這件事﹐ 因我不負責外交事務。”
   
   
   在此我亦順提一事﹐ 可讓我們多些了解中國人的性格﹕ 在武元甲大將抵北京後﹐ 他提議要與一些中國軍隊的將領會面﹐ 包括楊得志 ( Dương Đắc Chí ﹐ 楊是1979年攻打越南戰爭的總指揮 )。但楊氣憤的說﹕ “ 到了哪一世我亦不見他。戰士幹部們的墓上還沒長出青草 ! ”。 1990年10月1日﹐ 楊與一些其他的將領致電慰問雲南廣西的兵士。曾寫過 « 高山下的花環 » 一書的軍人作家李宗寶 ( Lý Tôn Bảo ) 發表 ﹕ “ 當看到李鵬接見武元甲的新聞﹐ 我心中十分氣憤不平。現今我們要重新檢點是否我們挑動戰爭 ? 下級單位的戰士們都想不通﹐ 連高級將領們亦都想不通。”
   
   
   以上的資料是我擇自1990年11月香港出版的 « 爭鳴 » 登載關業成 ( Quan Nghiệp Thành ) 所撰寫的 « 武元甲訪問北京造成震動 » 一文。自那一刻至今﹐ 我常自問﹕ 應該是越南人,或是中國人對1979年2月所發生的事難於釋懷呢 ?

此文于2009年12月2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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