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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成都會晤


   1990年9月5日﹐ 阮文靈與杜梅從成都返回後不久便連同阮基石和黎德英飛往金邊﹐ 與柬共政治局談論越中最高領導人會晤的會談內容。為進一步說服金邊接受成都協議﹐ 阮文靈對柬領導人說道﹕ “ ( 我們 ) 必須認識到中國與帝國主義在柬埔寨問題上存在的矛盾。我們要利用此矛盾。不要與中國抗爭直到把它推往以至它與帝國主義緊密合作的地步。” 此論點得到黎德英發揮﹕ “ 美國與西方企圖在此時來消除共產黨。它在東歐已獲成功。它們宣佈要在地球上消滅共產黨。顯然它們是我們直接與危險的敵人。我們要尋求同盟者,這個同盟者就是中國。”
   
   可是﹐ 韓森林代表柬領導人仍然回答道﹕ “ 必須保持不能干涉入我們內部事務的原則。有關聯到我們柬埔寨主權的問題要讓由柬埔寨各方去解決。” 對於 « 紅色解決法 »﹐ 金邊認為﹕ “ 中國不願看到兩個柬埔寨共產黨合作﹐ 原因是不想使他們與西哈努克、西方的關係變為更加複雜。因此﹐ 我們認為難於執行 « 紅色解決法 »﹐ 亦因為它對中國不利。” 儘管柬領導人清楚表明其態度﹐ 可是黎德英仍堅持勸告金邊的朋友﹕ “ 我說的是 « 紅色解決法 »﹐ 其實它並不是真正 “ 紅色的方法 ”﹐ 是一種紅中帶綠的顏色。目前我們辦不到但仍要堅持。我們辦事要以實際的方法﹐ 走多條路。各位同志要試圖以多條路與赤柬接觸。爭取赤柬是戰略策略的問題……, 應該堅持設法與中國結盟﹐ 把赤柬引回來……, 我們不要對中國說實行 “ 紅色方法 ”﹐ 但實際上我們執行 “ 紅色方法 ”﹐ 又紅又綠的……, 實際上是兩個共產黨合作的。” 阮文靈再加插 ﹕ “ 請各位同志利用這個矛盾﹐ 不要放棄這時機。中國想與美國走在一起﹐ 但美國對它施壓﹐ 故此﹐ 中國亦想與寮、越、柬保持好的關係。若我們有個好策略﹐ 那麼就有 « 紅色解決法 »。”
   

   
   依據吳田大使的報告﹐ 柬埔寨朋友對我們的態度自成都會晤後有所轉變。在公開場合﹐ 他們避免使人認為是附屬於越南。在考慮自己利益的方面﹐ 在諸多事務上他們自我定下決策﹐ 不預先與我們交換意見﹐ 或定下與我們意見相反的決定。
   
   
   再觀之﹐ 於成都會晤中我們與中國會談經已犯了三大錯處﹕
   
   1﹐ 中國曾說於成都會晤中將會商談柬埔寨問題以及關係正常化問題﹐ 但實際上只是談及柬埔寨問題﹔ 至於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 中國仍重提舊立場﹕ 只有解決好了柬埔寨問題才可談及兩國關係正常化。
   
   2﹐ 中國只含糊說鄧小平可能會見范文同顧問﹐ 但它只是個誘餌引范文同來參與峰會。
   
   3﹐ 中國說會保密兩國高層的接觸﹐ 但會晤似乎全世界的國家都得到中國直接或間接通告對我國不利的成都協議中的詳細內容。
   
   1990年9月7日﹐ 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越中峰會的結果以及繼之越柬峰會的內容。會議決定杜梅會見中國大使轉告柬埔寨的立場﹔ 同時如對柬埔寨朋友那樣﹐ 把成都會晤的情況告予蘇聯與寮國。若有問到“ 6+2+2+2+1 ” 的公式﹐ 就說不知道。
   
   
   但是1990年9月19日 « 曼谷郵報 » ( Bangkok Post ) 登載了楚查-康旺( Chuchart Kangwaan ) 的文章﹐ 公開成都協議的內容。他清楚寫道,越中達成一致:在成立柬埔寨最高民族議會的成員將有六人來自柬埔寨( 人民共和 ) 國﹐ 赤柬兩人﹐ 宋成兩人﹐ 西哈努克派別兩人﹐ 第十三人是擔任議會主席的西哈努克親王。
   
   
   1990年10月10日的 « 遠東經濟評論 » ( Far East Economy Review ) 第4/10期亦登載了 « 紅蘿蔔與棒子 » 一文報導成都越中峰會中兩國總書記和總理有關成立 “ 最高民族議會 ” “ 6+6+1 ” 公式的協議。越方作了更多的讓步。兩國外長並不參與會晤是值得注意。私底下﹐ 中國視阮基石先生﹐ 正如對中國一樣﹐在柬埔寨問題上持強硬的態度。
   
   
   1990年12月10日﹐ 記者那嚴-陳多 ( Nayan Chanda ) 對阮基石說﹕ “ 中國正到處宣傳越南欺世惑眾﹐ 他們同意中國 “ 最高民族議會 ” 成員的組成公式﹐ 但又不去實行已在越中峰會中達成的協議。越南又縱恿金邊政權反對西哈努克擔任最高民族議會主席一職﹐ 以及於會談中不斷提出或彼或此的條件。”
    1990年10月5日﹐ 阮基石會見美國務卿貝克 ( Baker )。貝克說剛在曼谷召開的柬埔寨各方會議失敗後﹐ 中國對越南領導人十分不滿。中國認為﹐ 越南領導人曾完全同意中國提出的 “ 最高民族議會 ” 的十三名成員的組成公式﹐ 但又對金邊說那只是中國的主意﹐ 不促使金邊去實現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協議。不可相信越南最高領導人﹐ 包括越南外交部。貝克還說﹐ 中國曾拒絕越南最高領導人提出的越中團結﹐ 保衛社會主義﹐ 反對美帝國主義陰謀消滅社會主義﹐ 以及由越南建議的由金邊與波爾布特修好的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方法。
   
   
   還有李鵬1990年10月24日在回答 « 曼谷郵報 » 駐北京記者俳賽-斯日查拉昌 ( Paisai Sricharatchang ) 時承認在九月初曾有一次中越兩國領導人的秘密會晤﹐ 並告訴記者﹐ 會晤的結果就反映於雅加達1990年9月10日柬埔寨各方會議上。在談及不知越南如何說服金邊時﹐ 李認為河內並不盡力而為。金邊曾表示出 “ 不合作的態度 ”( 註 38 ), 那就說明了問題。
   
   
   之所以我們於成都被騙,是正因為我們自欺欺人。我們自創出那個 “ 幻想 ” --- 中國將會高舉社會主義大旗﹐ 取代蘇聯成為越南革命與世界社會主義的靠山﹐ 反對由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 “ 和平演變 ” 的災禍。如此的想法已帶來了 “ 成都錯誤 ”﹐ 亦正如那個 « 紅色解決法 » 一樣的錯誤。
   
   成都會晤後﹐ 政治局內曾為此行發生不少的爭論。可是﹐ 直至黨第七屆大會前﹐ 政治局的一次 ( 1991年5月15日至17日 ) 為 “ 關於國際形勢與執行黨第六屆大會對外路線及其新方向的報告 ” 的草擬稿的討論會上﹐ 成都越中峰會又再次被提及﹐ 尤其是當談及到外交部草擬的報告中﹐ 內有句 “ 在柬埔寨問題上有一些事務做得不對﹐ 與政治局的決議相違背。” 該次會議﹐ 人人到齊﹐ 包括總書記阮文靈、各顧問范文同與武志功、政治局委員杜梅、武文傑、阮基石、黎德英、梅志壽 ( Mai Chí Thọ ) 、阮德心 ( Nguyễn Đức Tam ) 、陶維松、童士原、團魁( Đoàn Khuê ) 與阮清平。
   
   蘇兄 ( 即范文同﹐ 譯者註 ) 說道﹐ 有時間與機會來檢點剛作出的事﹐ 能有深刻認識﹐ 那是件好事。成都之行後﹐ 我亦對自己作出的態度深感悔疚,就說是作自我批評吧。我做錯了兩點。在成都當談及柬埔寨問題時﹐ 發表的是阮文靈﹐ 他提出柬埔寨民族和解的方案。繼之李鵬述及 “ 6+2+2+2+1 ” 的方案﹐ 即是那個當徐敦信在河內與陳光基談判時強加給我們但遭到反對的方案﹐ 阮文靈曾表示同意 ( 說無問題 )。那時可能是見到我的態度﹐ 江請我發表。我說﹕ 我不認為十三人的方案是好的﹐ 我的意思是不公平,……. 我後悔的是﹐繼之的晚宴後﹐ 我們該再作討論。但我不想到 ( 作討論 )﹐ 對問題只懷疑。翌日清晨﹐ 對外聯絡部的同志與紅河同志小聲對我說﹐ 無論如何爭取到 “ consensus ” ( 一致 ) 的原則便可﹐ 人數並不重要。我聽後便有些放心,但仍認為先有討論才好。之後﹐ 中國帶出協議來簽﹐ 內有提及十三人的數字,…… 我猶豫﹐ 想知道內容才下筆。若我們在李鵬提出 “ 6+2+2+2+1 ” 公式後進行討論﹐ 那我們可以與他們再談。第二是協議文件是由雙方專員商討﹐ 各領導人必須在簽字前再閱之﹐ 並再商討或添或減甚麼。現在回想﹐ 當他們邀請我們總書記、 部長會議主席去會見總書記、 國務院總理﹐ 但又再加上我。我較疏忽了﹐ 並沒有作好準備。杜梅認為他們的邀請極之重要﹐ 大好時機﹐ 應該去。但簽了協議﹐ 我們不考慮柬埔寨朋友激烈反應的後果。我認為他們較為不滿﹐ 甚至感到委屈。認為我們在他們背後幹了對他們有損之事。”
   
   
   阮文靈說道﹕ “ 蘇兄再想想看﹐ 不是我說了同意﹐ 我只說研究看看並提出要對柬埔寨說及……, 現今我想乃是對的。我不後悔去接受十三 ( 人 ) 的方案…… 柬埔寨問題與中、 美有關聯。要在戰略與策略上考慮問題。在戰略上要與柬埔寨繼續討論﹐ 要設法讓他們認識到美帝國主義在亞洲﹐ 甚至在古巴要消滅社會主義的陰謀。通過天安門事件﹐ 他們曾插了手﹐ 現今轉過來搞我們…… ,中國主意讓赤柬在柬埔寨掌權。可是﹐ 儘管它如何的擴張﹐ 中國仍然是個社會主義國家。”
   
   
   阮基石發言道﹕ “ 在成都的談話過程中﹐ 中國已把與我領導人的談話錄音帶交給金邊了。洪森說在文件中寫著 “ 雙方同意通知柬埔寨6+2+2+2+1的方案 ”﹐ 但錄音帶清楚說出阮文靈曾說 “ 無任何問題 ”。讓我來向各位解釋那個十三數字的源由。1990年6月在東京﹐ 西哈努克與洪森達成成立最高民族議會,包括雙方相同成員的6+6方式。徐敦信來到河內﹐ 對我施壓6+2+2+2+1方案不逞。到了成都會晤時﹐ 中國又重提它。當我們前往金邊勸說柬埔寨朋友要在最高民族議會問題上以consensus的原則為重,接受那個十三人數時﹐ 洪森私下對我說﹕ “ 我們取勝,但要接受人數少於對方﹐ ( 我方六人﹐ 對方七人 )﹐ 那麼柬埔寨就會背上被越中施壓的壞名聲。” 如此﹐ 儘管達成了consensus ﹐ 亦不可說服柬埔寨人民。只可接受最高民族議會成員以十二或十四的人數。應該說金邊對我們有不少的怨言。蘇、英、法、日、美皆對我們說中國曾告知成都協議的全部內容, 並對他們說越南領導人不值得信任。中國已利用成都 ( 會晤之事 ) 來破壞我國與各國的關係﹐ 以及分裂我內部……”。
   
   翌日﹐ 政治局繼續開會﹐ 杜梅發表﹕ “ 我贊成西哈努克擔任最高民族議會的主席﹐ 洪森任副主席﹐ 以它為達成最高民族議會的一致原則。此亦不是讓步,……若讓阮基石參與成都之行﹐ 那就好些……”。
   
   蘇兄說道﹕ “ 主要問題不是我們在成都的態度正如杜兄說的那樣﹐ 只是那個結果影響到柬埔寨朋友﹐ 他們如何評價我們呢 ? 在成都﹐ 我們所做的﹐可以有證據。但柬埔寨朋友認為我們在他們的背後決定問題。正因為如此我感到內疚﹐ 擔心日後留下不良的後果。”
   
   杜梅說道﹕ “ 以共產黨的精神來講﹐ 我認為我們所作的不是錯。柬埔寨朋友要如何評價我們是他們的權利。作為共產黨人﹐ 我們從未侵犯朋友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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