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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藥苦但治不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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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5月30日早上﹐ 政治局召開關於與中國談判的問題的會議。總書記阮文靈向政治局作關於5月20日至21日與寮共、柬共兩位總書記會談情況的報告﹐ 表示他將與中國大使見面, 以及接見徐敦信若他抵河內後。范文同顧問與政治局的一些同志皆示意必須審慎當與中國接觸時。蘇兄 ( 即范文同, 譯者註 ) 說﹐ 千年來,中國仍然是那樣的中國﹐ 不要太信任 ( 它 )。我們需要探試,但要保持警惕﹐ 不要疏忽。杜梅亦勸阮文靈不要於談判前接見中國大使與徐敦信。但黎德英卻讚同阮文靈的主意﹐ 說要試探和分析中國的戰略﹐ 搞好與三大國以及其他五個常任理事國的關係﹐ 爭取第三世界﹐ 支持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局內大部份的同志認為不要再對中國提 « 紅色解決法 »了。最後﹐ 阮文靈總書記決定只接見中國大使﹐ 不見徐敦信。至於我方( 外交部 )﹐ 只讓阮基石接見徐。阮還說當他與張德維 ( 中國大使 ) 時﹐ 只提及兩國合作事宜與提議雙方舉行最高領導人會面﹐ 不提 « 紅色解決法 »。可是﹐ 實際上﹐ 於幾日後當與中國大使見面時﹐ 阮文靈又提及那個問題。
   
   1990年6月5日﹐ 在徐敦信抵達河內前﹐ 阮文靈總書記曾邀請中國新大使張德維 ( 剛從北京返回河內 ) 往黨中央賓館進行親切談話﹐ 以示對北京的重視。( 註 28 ) 在會見中﹐ 有如接受鄧小平的批評 ( 經凱山轉達 )﹐ 阮文靈說道﹕ “ 在兩國關係中﹐ 過去十年曾有過錯之處。有錯的已曾作修改如在憲法序言中的某字句﹐ 有的錯亦正作修改。” 他熱切希望能與中國領導人見面 “ 談論保衛社會主義制度 ”, 因為 “ 帝國主義者正在籌謀消滅社會主義…… 他們正想進行和平演變﹐ 每個 ( 共產 ) 黨要各自極力對抗。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堡壘﹐ 可正要面對無數的問題。我們想要與真正的共產黨人討論如何保衛社會主義...... 我隨時可以去中國與中國最高領導人見面﹐ 談論恢復兩國友好關係。只要中國同志說一聲我便即刻出發...... 中國必須高舉社會主義大旗﹐ 堅守馬列主義。” 至於柬埔寨問題﹐ 阮曾暗示可使用 « 紅色解決法 » 來解決 ﹕ “ 沒有理由此共產黨人又不能與彼共產黨人互相討論 ” ﹐ “ 既然他們可以與西哈努克見面﹐ 何況大家皆是共產黨人。”

   
   1990年6月6日﹐ 國防部長黎德英又曾私自宴請張德維大使。會見僅兩人﹐ 張本是翻譯﹐ 精通越語﹐ 不須其他譯員在場。此會見兩者所談的內容直至6月19日當政治局討論評價我與徐敦信會談的報告情況時﹐ 黎德英才說曾與張會面﹐ 意想向中國解釋阮文靈在前一日對張所述的三點主意 ( 兩國高級領導人會晤﹔ 兩國共同保衛社會主義﹔ 柬埔寨兩派共產黨人應該接觸 )。可是在此之前﹐ 中國大使館參贊李家忠 ( Lý Gia Trung ) 與第一秘書何僅文 ( Hồ Càn Văn ) 曾向我方透露與張會見的談話內容。而中國大使對我中國司司長吳必素 ( Ngô Tất Tố ) 說他在6月6日與黎德英會晤時﹐ 黎曾詳細解釋那個 « 紅色解決法 » 。 “ 西哈努克將只擔當名譽象征性的角色 ﹐ 而柬埔寨兩個主要力量是韓森林方面與波爾布特方面﹐ 中越各方將會與本盟友商討﹐ 並安排讓 ( 柬埔寨 ) 雙方接觸解決問題。會見地點可能在越南﹐ 或在中國﹐ 但在中國會見最合適。此是內部會見﹐ 而外表的外交活動如常...... 昔日波爾布特是我的戰友...... 。”
   
   1990年6月9日下午﹐ 張德維大使對我說﹐ 對於阮文靈的意見﹐ 中方歸納以下三點﹕
   1﹐ 阮文靈同志談及兩國之親切關係。說以往十年曾有諸錯誤。錯處如憲法序言﹐ 有之則正在改。希望與中國最高領導人會晤﹐ 談論兩國關係中的大問題。
   
   2﹐ 至於國際問題﹕ 蘇聯東歐的形勢有大的改變。以前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堡壘﹐ 但目前此堡壘正被動搖。中國必須高舉社會主義紅旗﹐ 堅持馬列主義。越南堅持馬列主義。真正的共產黨人要團結保衛社會主義。帝國主義者不斷朝社會主義發動進攻。他們宣言要於本世紀末將要使社會主義消失。
   
   3﹐ 柬埔寨問題﹕ 為何共產黨人之間不可互相合作 ? 波爾布特與洪森要相互合作。
   
   1990年6月10日﹐ 中國大使館第一秘書何僅文對我外交部中國司副司長武循說過﹕ “ 徐敦信雖然只是外交部助理﹐ 但是個掌握實權、 處理解決各個亞洲問題之人。在某種意義上說﹐ 可以說他比外交次長級的人更有實權。此次徐敦信來越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決定﹐ 而不是外交部。”
   
   按何僅文所述﹐ 1990年5月23日越國防部對外關係局長武春榮 ( Vũ Xuân Vinh ) 曾邀請中國 ( 大使館 ) 軍事隨員趙銳 ( Triệu Nhuệ ) 會見並通知阮文靈總書記與國防部長黎德英將接見徐敦信當他抵達河內後。正是這些我方不尋常的超越外交正常規範的行為曾使中國意解為越南內部已有分歧,以及外交部的角色不再如昔。
   
   1990年6月8日﹐ 當獲悉我將會接替丁儒廉來與徐敦信會談後﹐ 國防部長黎德英曾致電話囑咐我要主動談及 « 紅色解決法 » ﹕ “ 兩個紅色派別接觸是長久之事﹐ 要有長久的穩定。中國將影響親華的柬埔寨派別﹐ 而我們將要影響親我們的派別以便雙方抑制他們之間的敵意。實現此事需要時間﹐ 不可快﹐ 不可要求他們即刻回復。不要催促他們﹐ 由他們再主動提出﹐ 當何時他們要回復任由他們...... 要保密。被揭露就險了。只可於私下情況提及此事﹐不可在談判桌上說及。至於阮文靈對張德維大使提出到中國與高級領導人會晤的事亦不要再提﹐ 若他們不述及。” 此囑咐之話﹐ 對我來說是不需要﹐ 不是因為我是個不高度保密之人﹐ 而是早在昔日我對那個 « 紅色解決法 » 不感興趣﹐ 與毀滅種族一夥握手﹐ 儘管是間接的﹐ 只為討好中國而已。可是﹐ 1990年6月11日在我與徐敦信首次會談後﹐ 事情變得更複雜﹐ 我亦已把事情向阮基石報告。當時阮基石正於外交部開會﹐ 談論評估蘇聯東歐的形勢。聽我報告會談情況後﹐ 阮基石即刻問我是否有提及 « 紅色解決法 »。我回答﹕ “ 黎德英同志曾吩咐我在談判時該慎重提起那個問題。” 阮基石反問﹕ “ 那麼﹐ 你是聽國防部長或外交部長的意見 ? ” 我回答﹕ “ 作為外交部的幹部﹐ 我願意執行您的意見﹐ 我明白您是以政治局委員的資格來發言。” 那時我十分愕然當看到阮基石的反應﹐ 可同時亦意識到政治局內已存在有較深的破裂。
   
   中方當然不會放棄此機遇﹐ 因為他們正意圖分化我們內部的關係。正因為1990年6月5日與6日我國領導人這樣過於特殊、 過於屈求﹐ 並過於疏忽的行為令到我外交部在此次會談中遇到不少的大困難。徐敦信在抵河內的第一日和於整個談判中常作出極高傲之調﹐ 利用我領導人的威力來打壓我外交部的人。就是於90年6月9日在歡迎中國代表團的招待會上﹐ 徐敦信說﹕ “ 在聽張德維大使的報告後﹐ 我更加信心百倍﹐ 我相信陳光基同志以及越南外交部的各位同志一定將會遵從越南各領導人的意願與精神﹐ 具體的與我們交換意見﹐ 使我們能夠盡快地解決問題。”
   
   1990年6月11日於首次會談上﹐ 徐敦信已設法壓下不談對中國不利的條項或者至少符合於他們的 “ 口味 ” 的事﹐ 他們提出曾於90年5月於北京雙方同意的 “ 極有利的五點共識 ” ﹕
   
   1﹐ “ 雙方一致認為﹐ 柬埔寨問題要獲得一個全面、 公平與合理的解決方法。
   
   2﹐ 越方已說明從柬埔寨完全撤軍﹐ 接受聯合國監察下 ( 撤軍情況 ) 並保證不再重返柬埔寨。
   
   3﹐ 雙方一致認為﹐ 越南完全撤軍後﹐ 在柬埔寨過渡時期中﹐ 停止一切外界的援助並實行停火﹐ 必須成立最高民族議會。原則上﹐ 我們雙方一致贊成最高民族議會是個有實權的機構。如何組成議會﹐ 雙方的意見基本上是一致。議會當選人是誰應該由柬埔寨各方派別決定。中越尊重他們的選擇決定。我們主張最高民族議會不排斥任何一方﹐ 亦不讓任何一方獨攬權力。至於西哈努克親王﹐ 雙方主張讓西哈努克擔任最高民族議會主席。
   
   4﹐ 至於過渡時期軍事的問題﹐ 雙方一致認為﹐ 為避免柬埔寨發生內戰並保持和平﹐ 必須妥善地安排四方派別的軍隊。當然﹐ 如何作安排﹐ 我們雙方需要進一步的商討。
   
   5﹐ 最後一點﹐ 各位越南同志表示在此之後將不再提及毀滅種族的問題﹐ 包括在各個國際文件上。”
   
   由此﹐ 徐敦信提議集中討論上次會談所存在的兩點﹕ 最高民族議會的權力範圍以及過渡時期柬埔寨各方軍事力量的問題。於三日的談判中﹐ 每當中方見到我們不接受他們涉及屬於柬埔寨內部上述兩點的無理主張時﹐ 尤其是我們堅持使用 “ 柬埔寨雙方 ”的形式﹐ 即是兩個政府 --- 金邊政府與民主柬埔寨政府﹐ 或者可以說是 “ 柬埔寨各方 ”﹐ 堅持反對由他們提出的 “ 柬埔寨四方 ” 的形式﹐ 因它意味著接受並承認赤柬的合法地位﹐ 並且提到那個東京協議﹐ 徐敦信又高聲指責我所作的與越南領導人的意思相反。他的論點是越南領導人已提出 “ 兩個柬埔寨共產黨合作 ” ( 註29 ) 即是接受 “ 柬埔寨四方 ” 的字眼。( 意把赤柬提昇與金邊政府至相同的地位 ) 徐敦信說﹕ “ 各位同志的發言不應該與越南領導人的意思相反。外交部的主張應該與最高領導人的意見相符﹐ 不可出現兩個不同的聲音。” 我需要把徐敦信帶返回他的地位﹕ “ 請同志你放心﹐ 不須為我們擔懮外交部的聲音是否與中央不同。我們黨的意見上下一致。外交部是緊跟隨隸屬於我們政治局領導的一個部門。”
   
   關於柬埔寨最高民族議會問題﹐ 中國堅持三點﹕
   
   a﹐ 最高民族議會是唯一合法的最高權力﹐ 代表柬埔寨的獨立、主權與統一。對外方面﹐ 它代表柬埔寨在國際上的活動﹐ 代表在聯合國的一席﹔ 對內方面﹐ 施行立法權與管理行政﹐ 直接掌握各重要職責如自由公平的全國選舉﹐ 亦包括國防、外交、內務、宣傳與財政。( 暗示要金邊政府放棄此五個部門的權力 ) 。
   
   b, 不排斥任何一方 ( 即不排斥赤柬 ) ﹐ 不允許任何一方攬權。
   
   c, 臨時聯合政府的成員﹐ 人數則由柬埔寨四方商討決定。西哈努克擔任最高民族議會主席 ( 實質上棄除了已同意的東京聯合公佈﹐ 即議會由十二人組成﹐ 分為兩方﹐ 每方六人 ) 。
   
   我發言, 表明了最高民族議會有責任與權力實現已簽訂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協議中關於民族和解與全國選舉的問題﹔ 現存的兩個政府不可作出任何的行為來阻礙最高民族議會執行其職責與權力。至於柬埔寨各方是否接受中國的意見﹐ 則是柬埔寨各方的權利﹐ 越中兩國不可代替柬埔寨各方去安排解決柬埔寨內部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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