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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鄧小平為談及越南接見凱山-豐衛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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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外邊世界形勢的大變動曾對我國領導人關於對外關係的戰略方向有著強大的影響。多個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的政治恐慌自1989年爆發並有趨勢蔓延開來。1989年6月中國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亦是在1989年內﹐ 東歐各國如德國民主共和國、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的社會主義制度已被崩潰。1989年10月初﹐ 阮文靈總書記參加德國民主共和國四十週年慶典﹐ 返回河內時那堵柏林圍墻就已倒塌了﹐ 何尼克政權已被推翻。當阮文靈於柏林時還十分投契的與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撤斯古深談如何營救正處於危機的社會主義事業之事﹐ 齊剛返回首都布加爾斯特 ( Bucarest ) 就被逮捕。在哥爾巴卓夫 “ 新改革 ” 政策下的蘇聯形勢亦日愈變得混亂。
   
   在此形勢下﹐ 我領導層內部對天安門事件和對蘇聯東歐國家所發生的改變亦產生迴異的意見。最顯著強烈的意見是有人提出應儘快與中國重握手﹐ 共同保衛社會主義﹐ 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各帝國的勢力。正因為如此﹐ 我國對中國的態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我們最簡單的想法是:無理由當蘇聯已經自1989年5月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而我們越南還在與中國糾纏。寮國已與中國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並雙方交換了大使。明顯的跡象是1989年10月寮國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凱山-豐衛漢 ( Kayson Phomvihan ) 正式訪華。

   
   
   正是於北京1989年10月7日與凱山的談話中, 鄧小平暴露了其本人對越南醜惡的陰謀﹕ 分化越寮、越柬、越蘇關係並甚至是越南內部的關係。鄧對凱山說道﹕ 越南在胡志明還活時已存反華之心﹔ 在戰勝美國後﹐ 黎筍翻臉反華﹐ 侵柬﹐ 跟隨蘇聯﹐ 派兵入柬﹐ 故此才有中國攻打越南之事。起初中國認為是由於越侵柬﹐ 但正是越南本有意圖建立印度支那聯邦﹐ 不讓寮、柬獨立。越南反華是因為中國是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阻礙。...... 在不斷的批評之時﹐ 鄧小平又高聲讚譽阮文靈。鄧重述其人1963年擔任中共總書記時曾籌劃讓阮文靈從 ( 越南 ) 南方經香港去北京會面﹐ 讚揚阮是 “ 好人﹐ 聰明與有才能 ”﹔ 托凱山轉達對阮的問候﹔ 勸言阮應決意解決柬埔寨問題﹐ 若他能實行此事,那麼越南就會重返國際社會。鄧小平認為那是越南該做的事﹐ 因為目前越南所做的是錯誤的﹔ 希望在他退休之前看到與越南關係正常化能夠實現...... 對於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條件﹐ 鄧強調越南一定要完全撤軍﹐ 徹底撤軍﹐ 真正撤出柬埔寨才可與中國關係正常化 ( 儘管在那時我國已完成自1989年9月26日從柬埔寨撤出最後一支的軍隊 ) 。
   
   據寮國駐華大使告知﹐ 在與凱山七十分鐘的談話中﹐ 鄧小平卻用了六十分鐘來談及越南和中越關係。
   
   
   1989年10月21日﹐ 我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鄧小平對凱山的講話﹐ 並得出結論﹕ 在中國對我國仍持著強硬的態度時﹐ 我們要保持堅定與適宜的不氣綏、不挑撥的態度﹐ 但亦要不能太軟弱。要繼續實施黨第六屆大會的路線與政治局第十三號決議﹐ 要認識到中國社會主義與霸權主義的兩面性。在要與中國拉近距離之時﹐ 亦要發展各種方向的活動﹔ 鞏固與寮國的關係﹔ 分化美國、西方、東盟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依照那個方向﹐ 1989年11月6日﹐ 阮基石通過中國大使轉總書記阮文靈致鄧小平的口信﹐ 表示希望兩國早日實現關係正常化。三日後﹐ 阮基石又致函錢其琛重提11月6日的意思以及提出越南願意在1989年12月中於河內或北京隨時與中國展開部長級或副部長級會面。但中國一直都不回復我總書記和阮基石的提議。
   
   
   直至1989年12月12日﹐ 中國大使才見我方﹐ 傳達中國對阮文靈總書記的口頭回復﹐ 仍提出與我們談判的條件﹕ “ 鄧小平同志以及各中國領導人誠懇希望早日實現中越關係正常化。柬埔寨問題是主要因素令到兩國的關係惡化﹐ 至今還未得到解決。若把柬埔寨問題擱置一邊﹐ 那麼恢復兩國的友好關係就不可改善。鄧小平同志曾提出越南全面徹底的撤軍以及成立由西哈努克為首的柬埔寨四方聯合政府是實質的核心問題﹐這兩個問題必須同時得到解決。若越南接受由聯合國主持的﹐ 包括有柬埔寨四方代表參與的國際監察機制來監察越南撤軍以及於過渡時期成立由西哈努克為首的柬埔寨四方聯合政府﹐ 那麼中國隨時考慮越南的提議, 展開副部長級會談。”
   
   
   1989年11月11日﹐ 政治局開會並通過了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外交鬥爭提案。在評估軍事與政治形勢、 世界局勢後﹐ 我們主張必須為柬埔寨問題爭取達到政治解決的方案。提出柬埔寨舉行選舉前成立權力機構的四個可行的方案。第一方案是保持現存的兩個政權﹐ 建立中央級的雙方聯合政府來組織執行總選舉的事宜以及實行已協商的各項條款。
   
   
   1989年12月2日﹐ 阮基石前往金邊與柬共政治局商討﹐ 指出柬埔寨戰爭是一場內戰﹐ 越南不可能再派兵到柬埔寨。( 越南最後一支軍隊撤出柬埔寨四日後﹐ 宋雙的軍隊已攻佔了他馬邦 ( Thmar Ponk )﹔ 1989年10月22日﹐ 赤柬攻佔排林 ( Pailin ) 並派兵包圍巴坦邦 ( Battambang ) 鎮﹐ 根據盟友的要求﹐ 我們要派特別部隊前往營救 )﹐ 詳細分析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性與世界趨勢。與柬埔寨盟友商討是為爭取每一步的勝利﹐ 爭取達到政治解決方法。柬共政治局的朋友與我們的看法完全一致並認識到需要有聯合國在解決問題上所擔任的角色﹐ 正如澳大利亞外長G.依萬斯 ( G. Evans ) 1989年11月24日的提議那樣。
   
   
   我政治局1989年12月6日的會議曾討論了澳大利亞的建議並同意聯合國所擔任的角色。柬共政治局在討論後亦一致同意我政治局的決定。自1990年1月10日至25日﹐ 政治局召集第十輪中央會議商談政治解決方法。1990年1月18日﹐ 柬埔寨國會通過關於聯合國組織總選舉的提案﹐ 委託洪森為談判代表。
   
   我與柬埔寨接受聯合國所擔任的角色與澳大利亞的建議來為解決於巴黎國際會議上不能解決關於權力分配的問題﹐ 亦大力推進了為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各種會談﹐ 包括1990年3月26日的雅加達非正式會議﹐ 聯合國五大國的常務會議﹐ 洪森與西哈努克1990年2月22日於曼谷的第六輪會談。
   
   
   自1990年2月26日至3月1日於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了關於柬埔寨問題的正式會議 ( 註 24 )。參與的除了柬埔寨各方派別、越、寮與東盟六國 ( 如非正式會議一樣 ),還有聯合國秘書長、法國與澳大利亞的代表參加。會議因赤柬反對, 不發表共同宣言。
   
   
   1990年2月25日尼加拉瓜聖地諾 ( Sandino ) 解放戰線在全國選舉中失敗與1990年2月28日雅加達關於柬埔寨問題的正式國際會議的失敗深深的影響到我國領導人對柬埔寨問題的解決方向。
   
   
   1990年3月8日﹐ 黎德壽顧問約見我與丁儒廉, 前往阮景珍街四號其私宅內談及對柬埔寨問題的幾點意見﹕ 對柬埔寨問題要有戰略性的轉變方針;不可把赤柬拋在一邊;對毀滅種族問題的態度要顯得較鬆軟些。總的來說,做法須 “ 不可重蹈以往的錯誤 ”, 不接受由聯合國組織選舉。須設立一個由兩方四個派別的臨時聯合政府來負責選舉的事務。須先解決柬埔寨的基本問題﹐ 使在黨第七屆大會上能解決通過其他的問題。
   
   兩日後他又對阮基石重述那番說話。此事令我思考﹕ 為何要在黨大會前改變方向和對策呢 ? 為何對我們說後又只對阮基石兄一人說呢 ?
   
   
   1990年3月8日至20日, 韓森林來河內度假﹐ 有機會與阮文靈總書記、黎德壽顧問、范文同顧問、黎德英對蘇聯東歐、尼加拉瓜的形勢﹐ 當然還有就柬埔寨的形勢交換意見。阮文靈與黎德英提及要警惕聯合國﹐ 不可讓聯合國來組織柬埔寨的選舉。自那時起柬埔寨轉為由最高民族議會負責選舉的方案﹐ 不再贊成由聯合國來舉辦選舉。1990年8月11日﹐ 洪森對我駐金邊大使吳田抱怨說 ﹕ “ 當韓森林在河內度假時﹐ 阮文靈同志與黎德英同志對韓表示他們對聯合國的角色有所顧慮。韓森林兄回來對我說及此事。我對他說道﹐ 把事務交給聯合國是複雜的﹐ 但交給最高民族議會更複雜﹐ 因為它是個有系統的組織﹐ 人又多﹐ 而我們還要另外應付聯合國。此事令我十分困擾。兩位總書記的決定令我困擾萬分。不可以讓總書記與總理之間存有異別的意見。我要實行統一的意見...... 使用聯合國或者最高民族議會是戰略性的解決方法的一個重要部份來決定是否我們能達到政治解決問題。使用最高民族議會可否是複雜的問題呢 ? 柬埔寨不夠人手與能力來參與最高民族議會的各個委員會和對付那夥人。” 洪森還告知﹐ 於1990年5月20至21日期間﹐ 當越、寮、柬三位總書記於河內慶祝胡志明生辰百週年時,大家會面談及可否由聯合國參與舉辦柬埔寨選舉的問題時﹐ 寮共總書記凱山為此擔懮而說道﹕ “ 我們接受了又拒辭。我們攀高了﹐ 若跌下便會更疼。”
   
   
   1990年4月3日﹐ 中國突然表示又歡迎外交次長丁儒廉來到北京 “ 檢查大使館 ” 並公佈中國將會與越南外交次長舉行關於柬埔寨問題的談判。
   此時CP87組已經解散。原組的常委人員亦已被任命到外國擔任重職。鄧嚴橫被任命為駐華大使;陳春敏是駐阿爾及利亞大使;阮鳳宇在前往出任駐菲律賓大使時乘坐飛機在泰國上空失事而去世。為代替CP組﹐ 外交部曾設立柬埔寨問題特別組﹐ 執行更具體的任務, 因此時柬埔寨問題將要作實際的解決了。此組仍由我負責﹐ 成員包括陳輝章( Trần Huy Chương ) 、黎功鳳 ( Lê Công Phụng ) 、黃英勇 ( Huỳnh Anh Dũng ) 與阮幹等人。
   
   我們柬埔寨特別組的人認為中國於柬埔寨問題上對越南的態度改為較軟化的理由是﹕
   
   1﹐ 美蘇關係已迅速改變。僅在六個月內﹐ 自89年12月至90年5月﹐ 已有兩次蘇美峰會。與此同時﹐ 天安門事件後,中國與美國、西方各國的關係恢復進展緩慢。
   
   2﹐ 中、美、東盟、西方國家在柬埔寨問題上出現新的矛盾﹐ 主要是在如何解決赤柬的問題。於90年2月和3月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務理事國各次會議上﹐ 中國處於孤立的地位﹐ 要作出讓步並接受聯合國擔任的角色。
   
   3﹐ 西哈努克與洪森會談有進展。1990年4月9日﹐ 當提出九點解決方法時﹐ 西哈努克作出有所讓步﹐ 接受成立最高民族議會 ( SNC, 註25 ) 包括兩個政府相同人數的代表﹐ 如洪森提倡金邊政府的六人與 “ 民主柬埔寨政府 ” 的六人﹔ 不再要求解散柬埔寨人民政府﹐ 但要求於過渡時期管治柬埔寨的實權該是聯合國的權力機構。
   
   
   1990年4月10日﹐ 政治局開會討論推展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方向。由外交部定出柬埔寨問題戰略計劃方案的草稿﹕ 利用聯合國的形式,提及毀滅種族的問題並同意讓赤柬加入柬埔寨聯合政府﹐ 接受西哈努克所擔任的角色。政治局認為﹐ 不應該讓聯合國組織選舉而該重提1989年12月6日政治局通過的第四方案 ( 由聯合政府來組織選舉 )。政治局內大部份委員就此取得一致的意見。阮文靈、黎德英、陶維松 ( Đào Duy Tùng ) 、童士原 ( Đồng Sĩ Nguyên ) 等同志在發生東歐政治危機後還強調注意美帝國主義的陰謀。阮文靈總書記說道﹕ “ 越中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反對美帝要消滅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 我們要共同反對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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