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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一輪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巴黎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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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月後﹐ 關於柬埔寨的巴黎國際會議 ( 1989年7月30至8月30日 ) 召開。於會上, 雖然各方並無達到任何為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協議﹐ 但亦可說為尋找解決問題邁進了最後的路程。在雅加達非正式會議之後﹐ 此是各會談中的高峰會議﹐ 亦是為解決柬埔寨問題的第一個國際會議。雖然聯合國秘書長德古拉與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外長皆有列席會議﹐ 但會議舉行卻在聯合國管屬之外的規範。聯合國秘書長的出席只是以會議一成員的資格參與。在此會議上﹐ 亦是首次柬埔寨各敵對的派別在只有一個寫著 “ 柬埔寨 ” 的牌子旁排坐一起。除了柬埔寨四個派別的代表﹕洪森 ( 柬埔寨人民共和國 ) ﹐ 喬森潘 ( 赤柬 ) ﹐ 拉那力 ( Ranarit ﹐ 西哈努克派別 ) ﹐ 宋蘇北 ( Son Soubert﹐ 宋成之子 )﹐ 還有十七個國家:蘇聯、中國、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加拿大、越南、寮國、泰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與勃尼( Brunei ) 的外長為首的代表團出席。津巴布韋外長代表不結盟國家組織。法國外長羅蘭-杜馬 ( Roland Dumas ) 與印尼外長阿里-阿拉塔斯 ( Ali Alatas ) 擔任會議共同主席。
   
   1989年7月28日﹐ 我與我國代表團的大部份成員抵達巴黎。團員有黎梅 ( Lê Mai ) 、鄧嚴橫 、吳田 、何文樓 ( Hà Văn Lâu ) 、陳輝章 ( Trần Huy Chương ) 、黎功鳳 ( Lê Công Phụng ) 、黃英勇 ( Huỳnh Anh Dũng ) 、宗女氏寧 ( Tôn Nữ thị Ninh ﹐ 女 ) 。國防部亦選飛龍 ( Phi Long ) 少將加入代表團。7月29日阮基石才抵步。會議於7月30日下午開幕。綜觀參與會議的各方代表, 形勢似乎是對我們不利﹐ 但我們參與會議是以於1989年9月底前撤軍的主牌為攻勢﹐ 以及柬埔寨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則亦顯得信心十足。
   

   會議一開始就定下會議進程, 將要展開一個月長﹐ 即從7月30日至8月30日﹐ 因為問題十分複雜而各方的立場﹐ 提出的解決方法差異甚大。在整個會議過程中顯露出兩大的問題﹕ 1﹐ 消除或接受波爾布特毀滅種族集團﹔ 2﹐ 維持或消除柬埔寨現存的政治與軍事狀態。
   
   在整個會議討論期間,鬥爭激烈展開。對方利用五大國的壓力以及大部份會議成員要求成立由西哈努克為首的臨時聯合政府與聯合國的國際監察機制組織。我方則提出消除波爾布特毀滅種族集團﹐ 堅持要求外國不干涉柬埔寨內部事務的原則﹐ 尊重柬埔寨存在兩個政府的現狀﹐尊重柬埔寨人民的權利, 由它決定其政治制度以及通過自由選舉成立其政府。若聯合國停止實施那些偏袒支持一方攻而擊另一方的決議﹐ 那麼我方就接受聯合國在柬埔寨問題上所擔任的角色。
   
   我代表團於會議上的發言集中控訴波爾布特毀滅種族集團﹐ 堅持雅加達非正式會議上達到的兩個核心問題的提議﹕ 越南撤軍和指控毀滅種族行為﹐ 以及不干涉柬埔寨內部問題的原則﹐ 提高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的地位。各外長只參與頭三天與最後兩天的會議﹐ 其餘的時間舉行各分組會議 ﹕ 第一組討論監察的問題﹐ 第二組談論保障執行事務的問題﹐ 第三組專談難民和重建柬埔寨的問題﹐ 特別組由柬埔寨各個派別討論如何實施柬埔寨內部的問題,以及執行決議組負責討論解決方法內容的實質性的問題。
   
   
   亦是在此期間﹐ 我方爭取與各代表團接觸。8月3日﹐ 蘇聯外交次長羅加撤夫 ( Rogatchev ) 告知﹕ 中國副團長劉術卿說過由於沒時間﹐ 錢其琛不會見阮基石同志﹔ 但錢有說若阮基石同志提出要求﹐ 那將會面。( ? ) 翌日﹐ 劉術卿又通過羅加撤夫轉話﹕ 不見阮基石同志提出要求﹐ 若他提出那就會見面。1989年8月7日﹐ 我方向中國提出﹕ 阮基石與陳光基提議與中國代團長劉術卿 ( 該時錢其琛已回國 ) 見面交換意見。劉即刻接受。會面在當天下午四點於中國駐巴黎大使館內進行。劉的態度冷漠﹐ 中國也沒提出其他的主張。劉說若越南同意成立四方臨時政府 ( 即讓赤柬與另三個派別同樣地成為政府的成員 )﹐ 那柬埔寨問題就算得到解決了。並且他明言﹐ 中國不想那三個派別佔有四分之三的 “ 餅塊 ”﹐ 只要求有四派的參與政府便可﹐ 如何 “ 分餅 ” 由他們自己決定。若只有兩派或三派﹐ 那就不實際並不可接受。劉提議我們不要使用那個字 “ 毀滅種族 ”﹔ 毀滅種族的問題是屬柬埔寨內部的事﹐ 由他們自我決定。
   
   之所以中國參與巴黎會議但又不為柬埔寨問題作出解決的準備是因為他們正為天安門事件後要擺脫被孤立的困境﹐ 以及在中國內部仍然為對外對內的問題亦正在進行激烈的爭論。中國不顧實況﹐ 高姿態地提出抹除柬埔寨現狀才舉行選舉﹐ 把政權分為四個派別來掌管﹐ 使柬埔寨的革命形勢弱化﹐ 分裂印度支那三國的團結。美國、西方、東盟與中國在赤柬的問題上也存有矛盾﹐ 但與中國一致的是不接受柬埔寨的現狀﹐ 並且他們不願意使與中國的關係進一步的惡化。
   
   
   8月10日﹐ 美國國務卿助理蘭博特森 ( Lambertson ) 與美方的四位團員來到我方在科歷畢 ( Kléber ) 會議中心的工作室﹐ 要求與我相見交談關於柬埔寨的問題。我和阮基石兄與他們相談了約一小時。他們闡述了美國對柬埔寨問題的觀點﹕ 必須要有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法﹐ 不可接受部份的解決方法﹔ 非共產的高棉派別組織須獲得部分的權力,並確使西哈努克掌握實權﹐ 而不是象征而已。希望越南說服洪森執行較為柔軟的手法。對於毀滅種族與赤柬的問題﹐ 他們仍持棱模兩可的態度。他們亦談及要與越南發展良好的關係﹐ 仍不忘提及美軍失蹤人員的事。1989年8月11日﹐ 阮基石兄返國﹐ 至8月25日才重返。其餘的全體團員則留下﹐ 參與各組的會議討論。
   
   正如與劉術卿曾協商那樣﹐ 雖然我們刻意避免於大會上與中國代表團發生爭端﹐ 但8月16日在第一組 ( 討論國際監察問題 ) 討論毀滅種族問題時﹐ 在我指控赤柬毀滅種族的罪行發表後﹐ 中國代表則反駁﹕ 越南在提審判毀滅種族的罪行是為掩飾其侵略行為﹐ 逃避責任﹐ 籍反毀滅種族來再次派兵入柬﹔ 要求審判毀滅種族的罪行則使赤柬將不能加入新政府﹐ 他們將繼續在森林中戰鬥﹐ 由此柬埔寨將不會有和平。他反而指控越南將要負起會議的成或敗之責。我不能不駁斥那種論調﹐ 強調一定要先解決毀滅種族集團的問題才可以解決各個問題。我清楚的指出﹐ 歷史的真相是從1975至1978年期間﹐ 波爾布特所推行的制度橫行霸道﹐ 越南並無出現於柬埔寨﹐ 那時正是只有中國顧問現身在柬埔寨而已。
   
   在我關於毀滅種族問題的發表後﹐ 除了中國與新加坡之外﹐ 無一人再提出要放棄 “ 毀滅種族 ” ( genocide ) 那個字眼了。西哈努克宣佈不能讓赤柬作為三個派別之一的代表, 各代表皆同意討論毀滅種族罪行的問題﹐ 連同不想使用 “ 毀滅種族 ” 一詞的人亦要認識到赤柬所犯下的暴行。
   
   
   1989年8月29日﹐依照既定的會議議程﹐ 除了美國國務卿與中國外長以外﹐ 各國外長都返回巴黎參與閉幕會議。8月30日﹐在與兩位共同主席就國際會議宣言內容交換意見後﹐ 阮基石一直於會議室等待至中午十二點﹐ 他因健康的問題返回大使館休息。我方通知會議秘書處﹐ 陳光基外交次長將擔任越南代表團全權代表參與部長級的閉幕會議。
   
   非正式部長級的小會議自下午兩點開始﹐ 一直開了五個鐘頭。因為是小會﹐所以每團只可兩人參與﹔ 我與黎梅出席。該會議主要談論由加拿大代表團根據中國的意思提出作為大會宣言的補充事項, 它帶有否定雅加達的兩個核心問題的含意。由於還未完全明白對方的原意﹐ 洪森表示接受該補充事項。為避免錯誤以及不讓對方利用我們與柬埔寨盟友之異見﹐ 我要求會議主席暫停數分鐘讓越、柬、寮三國代表團私下商討。在對兩盟友分析對方那個補充中的不利因素後﹐ 我建議三個代表團向兩位主席要求修改補充內容﹐ 不讓對方使用模糊的字句來形容巴黎國際會議已否定雅加達所定下的關於反毀滅種族罪行的意思。
   
   會議宣言通過後﹐ 大會在經過一個月不斷的工作後才正式進入閉幕儀式。簡短的關於柬埔寨問題巴黎國際會議的共同宣言記載此次會議具進步的意義。會後﹐ 它呼籲柬埔寨各方以及有關聯的各國繼續努力﹐ 為尋求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法而作。
   
   會議極有限制的結果說明了柬埔寨問題的無比複雜性。越南於1989年9月撤軍以及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的地位仍然穩定,經已迫使對方參與此會議﹐ 但並不達到要他們接受柬埔寨的政治和軍事現狀。多個原因令到會議不成功﹐ 主要是中國與其追隨者意想消除柬埔寨人民共和國作為解決問題的先決條件。此外﹐ 中國還希望能夠改變形勢一旦越南撤出柬埔寨。至於柬埔寨人民共和國﹐ 在洪森1989年1月25日接受泰國總理查提財邀請訪泰以及自1988年6月起幾次與朝瓦立 ( Chaovalit ) 派別接觸後﹐ 柬埔寨盟友對泰國懷有幾分幻想以及高估其力量﹐ 故此﹐ 在巴黎國際會議舉行前的 ( 柬共 ) 1989年7月第九次中央會議上曾決意以軍事力量 “ 全吃 ” 地來解決問題。此時﹐ 東歐的形勢發生複雜的轉變﹐ 波蘭團結工會掌權揭開了序幕。( 註23 )
   
   
   1989年10月5日﹐ 在回復對媒體的訪問中﹐ 我曾述及巴黎國際會議不成功的原因﹕ “ 就是在會議舉行的頭幾日, 會議內外的媒體輿論曾已看到主要的障礙,以及唯一使會議不可得到進展的是在一些大國僅為其本利益而慫恿和協助波爾布特代表團。在會議最後的階段﹐ 此點更明顯地表露出來。
   
   為掩飾和逃避責任﹐ 他們曾指責越南與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的態度過於強硬﹐ 令到會議走上絕路。
   
   在面對對方赤裸裸的、既頑固又自我矛盾的立場與論調中﹐ 我們又如何能夠與他們達到協議呢 ?
   
   他們說會尊重柬埔寨人民的主權﹐ 可是又要求讓各國參與解決柬埔寨內部的事務﹐ 又強迫柬埔寨人民接受一個依照他們所擬定的形式的政府﹔ 他們說極力反對波爾布特殘殺人民的罪行﹐ 但又要求合法化毀滅種族集團並為此集團爭取管治柬埔寨的國家權利。
   
   
   國際社會要有責任消除這個毀滅種族集團所引發的危機﹐ 尤其是那些過去威脅越南要從柬埔寨撤軍﹐ 與此同時又躲避和反-反對毀滅種族行為的國家﹐ 目前輪到它們要負起阻止毀滅種族集團在柬埔寨製造內戰的責任了。
   
   
   本地區各國關係的發展與柬埔寨問題的進展仍附屬於主觀和客觀的因素﹐ 其中包括我們可能把各客觀因素轉變為有利於實現我們的目標。例如執行對外關係方面上 “ 多結友,少結仇 ” 的方針的可行性﹐ 此一方針的概念包涵著更廣泛的關於朋友一詞的定義。必然﹐ 廣泛結交朋友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鬥爭﹐ 並應該在保衛我國的利益和安全的基礎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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