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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P87與柬埔寨問題三個層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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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著國際與地區形勢日愈變得綜橫交錯頗為復雜﹐ 柬埔寨問題已被提昇為國際化﹐ 在提出解決方案之前﹐ 我們不可不重審查問題的基本因素。經分析情況後﹐ 我們明察到解決柬埔寨問題已被國際化﹐ 它不僅只涉及至柬埔寨國內各派的事務﹐ 而且還觸及到本地區內各國的利益﹐ 以及還受到世界上各大國的影響。因此﹐ 直接影響到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力量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1﹐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國的五個國家﹐ 主要的三個大國﹕ 中、蘇、美。

   
   2﹐ 東南亞各國﹐ 主要是越南與泰國。
   
   3﹐ 柬埔寨各方﹐ 包括柬埔寨 ( 柬埔寨社會主義共和國 ) 與由三派組成的所謂 “ 民主柬埔寨 ” 。
   
   
   乍看我們會以為柬埔寨各派與各鄰邦因為其本身的 “ 切身 ” 利益而要擔當解決柬埔寨的問題。可是﹐ 若更深入考究就會看到各大國才是決定柬埔寨問題的主腦人物。我們尋求解決方案當然要集中於考查第三層內的各個直接因素﹐ 亦不要錯判觀察第一層中各大國美中蘇關係的變動與戰略﹐ 尤其是中國的。
   
   
   我們認識到﹐ 中國有別於蘇、美﹐ 其戰略常常改變。1978年是中國對外關係戰略的轉折點﹐ 從支持世界革命﹐ 反美帝國主義的戰略轉為與美帝國主義與世界上的反動派勾結﹐ 反對世界革命。為爭取美國、西方的貸款與技術來實行四個現代化;對外方面, 中國已有極強硬的手法﹐ 例如1978切斷對兩個最強烈的反美國家 --- 越南與阿爾巴尼亞的援助﹔ 提出 “ 大霸蘇聯 ” 與 “ 小霸越南 ” 的口號﹐ 自稱為東方的 “ 大西洋同盟 ” ( NATO )﹐ 視越南為 “ 東方的古巴 ”﹔ 承認剛推翻阿連德 ( Allende ) 的智利獨裁政府皮諾撤 ( Pinnoche )﹔ 支持非洲的反動派對抗安哥拉﹔ 支持美國、以色列、埃及的戴衛營協議﹐ 損害了埃及與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 ( 註 20 )
   
   
   於東南亞﹐ 中國利用柬埔寨問題﹐ 以美國、日本、東盟以及西方國家來包圍和孤立越南。中國利用柬埔寨問題,以攻打越南為主要工具來改變其在全球的戰略﹐ 改變誰是朋友或敵人﹐ 一切為實行其 “ 四個現代化 ”。自1981年起﹐ 美蘇中三國同時調整戰略﹐ 改變各自相對的關係。1982年10月﹐ 中國重開展中蘇會談。與此同時﹐ 中國從提出 “ 反蘇聯霸權主義 ” 轉為 “ 反美、蘇兩超級大國 ”。自1984年年中﹐ 蘇聯開始調整了對柬埔寨問題的政策﹐ 促使我們與柬埔寨用政治手法來解決柬埔寨問題﹔ 蘇聯提示我們要與西哈努克接觸﹐ 為解決柬埔寨問題開始與美中兩國實行會談。
   
   
   在保衛社會主義﹐ 反對帝國主義的事業裡﹐ 中國與越南﹐ 或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共同的利益。中國宣佈保衛社會主義﹐ 但不說保衛世界上各國的社會主義。此說明中國僅為保衛中國的社會主義與霸權主義而已。
   
   
   形勢處於或明或暗的狀態中。為使我們在對外關係中更清晰地認識那種形勢﹐找到準確的方向與行動﹐ 看清看透事物的實質問題﹐ 我們以自由的精神在CP87組內展開了多次討論。有時還有人對認識外面世界還抱著感情高於理性的心理﹐ 抱著曾是一時流行的想法﹐ 看不到問題的實質。儘管發生了1988年長沙群島 ( 即中國稱的南沙群島, 譯者註 ) 事件﹐ 中國海軍已嚴重損害了我海軍的力量﹐ 以及中國繼續對我們製造緊張的關係﹐ 拒絕我們為改善兩國關係的建議﹐ 在我們內部中仍出現不同的意見。初時的局勢確是不利於我們與中國實行關係正常化﹐ 要是我們依照政治局十三號決議行事。我們觀察到中國的擴張霸權主義方面重於社會主義的性質。諸意見均說道﹐ 當中國於柬埔寨問題上還持著反對我們的態度﹐ 我們從柬埔寨撤軍﹐ 改變黨章序言中的字句﹐ 乃是實現與中國關係的 “ 右傾 ” 路線。政治局主張要減少反中國的宣傳亦不能得到充份的執行。1987年5月20日﹐ 以實事求事的精神﹐ 外交部向政治局建議修改憲法序言中的字句﹐ 如在黨章中所刪掉字句那樣﹐ 刪去那句中國是 “ 最直接、最危險的敵人” 。有人曾嘲笑道﹕ “ 是否外交部已在中國面前跪下了啊 ? ” 。
   
   
   但到了1989年﹐ 當社會主義陣營開始發生恐慌時﹐ 在中央部門﹐ 甚至就在政治局內對天安門事件與蘇聯東歐情況的評估出現了異見。該時人們最常聽到的論調是 “ 不管它如何擴張﹐ 中國仍然是個社會主義國家。”
   我與CP87組內的常委兄弟們曾花費不少時間來爭論﹕ 實質的中國是社會主義或是擴張霸權主義 ?
   
   
   中國對外政策哪一面是真的 ? “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 的實質為何物 ? 中國於柬埔寨問題上想獲得甚麼 ? 他們為養活赤柬一伙反對越南想獲得甚麼 ? 中國對越南的意圖是甚麼 ?
   
   
   我們以為﹐ 目前的中國存有兩面性﹕ 社會主義的一面與擴張霸權主義的一面。社會主義性質清晰的體現在其對內政策、 社會結構、 經濟結構等方面。而對外政策﹐ 中國又帶有其強烈的傳統性質 --- 擴張霸權主義。中國不變的是其霸權之心。可是那些中國可當使用工具來實現其政策又是 “ 萬變 ” 的。依照每一階段其本身的利益,中國去認定哪個國家是其朋友或敵人。於東南亞﹐ 當中國意想對一些資本主義制度國家作反對的或要對其施壓時﹐ 那麼中國就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等國協助建立那些毛主義的共產黨。當中國認為需要爭取那些資本主義制度國家﹐ 為此目標﹐ 我們就看到那些共產黨組織先後潰散了。天安門事件之後﹐ 為減少美國與西方作出的反應﹐ 中國連最後的一個馬來西亞共產黨亦放棄了。來自北京的消息﹐ 那個共產黨總書記陳平,華裔﹐ 已向馬來西亞當局簽協議投誠﹐ 解散共產黨。
   
   
   對於赤柬的命運亦是如此﹐ 根據2000年10月17日 « 高棉意識報 » ﹐ 以標題為 « 中國殺害波爾波特來威脅餘下的赤柬指揮者被逼返回與洪森合作 » 的報導﹐ “ 在前往曼谷與中國大使會見後﹐ 波爾布特不是死於疾病﹐ 亦不是洪森把他殺掉﹐ 而是他死於中國的毒藥 ” ( ? )。由於中國勸喻各赤柬領導者轉頭返回臣服洪森政權不成功﹐ 故此殺了波爾布特來示眾 ......。 中國意想各赤柬領導者降服洪森政權的目的是因為中國已選擇洪森作為其政治利益的一張牌﹐ 波爾布特此時對中國已再沒有任何價值的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五十年的歷史中﹐ 有三十年的時間中國不是先與蘇聯對抗就是後與越南作對。在此況下﹐ 我質疑在共同的社會主義理想上﹐ 可否爭取到中國呢 ?
   
   
   在研究中國對越南與柬埔寨問題上的企圖是如何之時, 我們曾把從1980年至1988年期間中國與我國關係正常化談判的中國曾改變過的立場和觀點整理排列出來。我們看到自1980年3月8日中國單方面斷絕關於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的越中談判第二輪會議後﹐ 中國不斷提高對越南談判的條件﹕
   
   A. 中國要求我國從柬埔寨完全撤軍後才再繼續談判 ( 1980年至1985年9月 ) ﹕
   
   -- 1982年10月﹐ 蘇中第一輪會談﹐ 中國向蘇聯提出五點建議中有關柬埔寨問題的第二點說 ﹕ 越南宣佈完全撤軍﹐ 越南實行了第一次撤軍﹐ 中國才將會與越南談論兩國關係正常化之事項。1983年3月﹐ 中國公開了此建議。
   
   -- 在長達三個月( 1984年4月至6月 ) 對我國北邊全線邊界大規模的炮擊和襲擊後﹐ 中國宣佈﹕ 只要越南承諾從柬埔寨撤軍﹐ 雙方將會談判。
   
   -- 1985年1月21日﹐ 在回復外長阮基石建議雙方恢復談判的函件中﹐ 中國外長吳學謙說﹕ “ 中越關係惡化﹐ 主要問題是越南侵略柬埔寨......, 在越南公開承諾並實行了從柬埔寨撤軍後﹐ 談判才有實際意義。”
   
   
   B. 自1985年9月至1985年底﹐ 當我們已宣佈將會至1990年完全從柬埔寨撤軍後﹐ 中國又不再說 “ 隨時談判 ” 了﹐ 而只說將會進行大使級談話。
   
   -- 1985年9月6日﹐ 中國駐河內大使館在回復我外交部1985年8月21日的信中寫道﹕ “ 越南宣佈拖延撤軍日期至1990年以及在撤軍事務上提出無理的條件﹐ 如此作為是無善意。兩國之間任何談判方式亦都難以達到結果。若越南有何問題可以通過雙方的大使館傳達。”
   
   
   C. 自1985年底至1986年3月﹐ 中國仍要求我國承諾撤軍﹐ 又提出條件是,若越南不消滅波爾布特部隊﹐ 中國將會即刻與越南談判。
   
   -- 1985年12月18日﹐ 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切斯古 ( Ceaucescu ) 在訪華後﹐ 向黃松 ( Hoàng Tùng ) 轉中國的話予黎筍 ( Lê Duẩn ) 總書記﹕ “ 中國將即刻與越南談判﹐ 若越南同意不消滅波爾布特力量。談判將會展開若越軍還未撤出柬埔寨﹐ 但要承諾完全撤出。”
   
   
   D. 自1986年3月 ( 當三個反動的高棉派別提出八點建議 ) 至1987年6月﹐ 中國要求越南完全撤軍﹐ 要求越南與 “ 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 ” 和西哈努克對話。中國只與越南直接談判,當柬埔寨問題得到依照中國方式的解決。
   
   -- 1986年8月25日﹐ 中國外交次長劉術卿對我外交部中國司次長武循 ( Vũ Thuần ) 說 ﹕ 中國不可代替柬埔寨來與越南談判柬埔寨問題﹐ 越南要與“ 民主柬埔寨 ” 商談。
   
   -- 1986年10月﹐ 胡耀邦總書記對德國共產黨總書記何尼克 ( Honecker )( 註21 ) 說﹕ “ 起初中國以為先可以 ( 與越南 ) 談判﹐ 後撤軍。後經過多次反復思考﹐ 中國決定越南要先撤軍﹐ 後才談判,乃是最好的方案﹐ 否則﹐ 將不利於東盟與三派 ( 西哈努克﹐ 宋雙 [ Son San ] 與赤柬 ) 。”
   
   -- 1987年5月14日﹐ 鄧小平接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古拉 ( De Cuellar ) 並通過他為我們轉一“ 口語 ” ﹕ “ 只當柬埔寨問題得到依照如此的解決 ( 越南從柬撤軍﹐ 建立由西哈努克為首﹐ 包括有西哈努克、宋雙、 喬森潘 ( Khieu Samphon ) 、 韓森林 ( Heng Xamrin ) 組成的聯合政府﹐ 那麼﹐ 中國才與越南實行直接談判。談判包括談及中越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問題。以上各項不實現﹐ 談判就不會進行。”
   
   -- 1987年7月26日﹐ 阮基石會見中國大使轉達范文同總理的 “ 口頭公文 ” : 建議兩國進行秘密談判。1987年7月28日﹐ 中國外長回復我們﹕ 中國不想接受柬埔寨的 “ 既成事實 ” 。
   
   
   如此﹐ 自中國單方面斷絕談判 ( 在中國發動侵越戰爭的1979年2月起﹐ 我們曾與中國有過兩次的會談﹐ 第一輪於河內舉行1979年4月18日至5月18日﹐ 第二輪於北京舉行1979年6月28日至1980年3月6日 ), 從1980年至1988年底﹐ 越南已二十次的致函或照會予中國﹐ 建議恢復會談﹐ 但遭到中國以彼或此的理由拒絕。並且每次中國都提高談判的條件( 在軍事方面﹐ 要求越南撤軍﹔ 政治方面﹐ 要求越南承認包括赤柬在內的柬埔寨聯合政府 )。在拒絕與我談判期間﹐ 中國則與蘇聯 ( 自1982年10月起 )﹐ 與寮國 ( 自1986年底 ) 實行關係正常化的談判﹐ 它用此來孤立和打壓越南, 尤其是在與蘇聯談判中。在哥爾巴卓夫上任蘇共總書記後﹐ 在北京蘇中會談第七輪會談 ( 1985年10月4日至20日 ) 中﹐ 蘇中雙方開始談及柬埔寨問題。中國擺出高姿態﹐ 不再提到與越南談判了﹐ 還以柬埔寨問題來對越南施壓。在莫斯科蘇中第十輪 ( 1987年2月7日 ) 談判中﹐ 中國重提與蘇聯關係正常化的 “ 三個阻礙 ”﹐ 而最大的阻礙是越南侵柬。並且從那時起﹐ 每次蘇中會談亦全都集中談及柬埔寨問題﹐ 並把它公開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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