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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这样的人最需要收容

   据媒体报道,中国著名的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5月8日在广州街头遭遇劫匪,手提电脑被抢走,经过警方的努力,该案神速告破,被抢电脑在10天后物归原主。钟南山并在6月13日的一个传染病研究会议上对广州警方表示了感谢。此事一经媒体披露,便引起了网民的置疑,很多人都怀疑广州警方和街头劫匪沆瀣一气。笔者曾经在广州呆过一段时间,那里的社会治安确实是不尽人意,如果不是在那里的时间短,也许自己和别人一样,也难逃被抢劫的命运。每当看到街头上演的那一幕幕触目惊心的镜头,才知道都市的繁华背后有着多少让人痛心的罪恶。
   
   钟南山的电脑被抢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寻回,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据6月22日的《南方周末》透露,钟南山在街头被抢一案迅即引起了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也作出批示,要求“尽快破案”。据说,钟院士的电脑被追回其实就在5月8日当天,而且电脑里面的资料未遭丝毫破坏。为何警方在十天之后才把电脑交还给钟南山呢?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警匪一家的联想。时下,警匪勾结的事情早已经是屡见不鲜,笔者以前在广州时见到那些肆无忌惮的作恶者,也曾有过这样的思考,但一直都不曾相信真有这样的事情,自从得知一位亲戚有过被当地公安局“指示”去行骗的情况后,警匪勾结在我的心目中才不至于不可置信。《南方周末》还透露,就在钟院士被抢后的5月下旬,又有一位他的同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肿瘤医院院长曾益新的手提电脑和银行卡被盗(第二天发现有6000元被取走)。和钟南山极为相似的是,只等到案发后的第三天,曾益新的电脑和6000元钱便失而复得。据笔者所知,很多被抢的案子在被抢者报警后都是不了了之,钟南山等人能获得警方如此神速破案的服务,可以说和广东省有关领导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可以预料,如果不是这样,他们被抢的电脑恐怕十有八九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如此看来,所谓的人民警察只不过是一群为特权阶层服务的特殊队伍,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他们来说,遭不遭受损失都无关紧要。
   
   钟南山并没有在他被抢的东西追回后善罢甘休,他认为中国的治安问题出在外来游民身上,因此,他建议恢复过去曾实施二十多年的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制度。钟南山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外来人口太多了,广州治安状况和目前没有有效管理无业游民直接相关,“偷窃与抢劫的人以及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 他还认为,过去的收容制度能够比较有效地管理流动人口,自从废除后,广州至今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

   
   钟南山的这番言语一出现在媒体上便引来了广大网民(包括一些著名的法律专家和学者)的口诛笔伐。曾参与向全国人大建议废止收容制度的学者许志永表示,这样的观点是荒谬的,人们不能因为碰到一些治安困局,就想到用粗暴的老方法来解决,想到恢复收容遣送制度。他说,“以大量伤害无辜者为代价来管理社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也应该过去。” 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刑法室副主任刘仁近日也在《新京报》上撰文表示:“收容制度或类似这样的制度绝对不能再有了,它已被实践证明是危害远远大于收益的制度,是容易被滥用且不容易有效控制的制度,是以大量伤害无辜者权益为代价管理社会的制度。”
   
   中国当局过去为管理流动人口,曾于一九八二年制定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收容制度施行期间曾频传收容人员惨遭暴力伤害的情形。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七日,青年孙志刚因无暂住证而在广州街头被带往收容站,三天后被毒打致死,该事件导致群情激愤,收容制度因此而废止。
   
   中国社会因为制度性的歧视而出现了“三农”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问题似乎表现得越来越严重。在中国政府取消向农民征收农业税之前,很多农民每年的收入还不够缴纳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以至于不少人涌向城市寻找生路。城市的人口密度在迅速加大,农民工除了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之外,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社会治安等。收容遣送制度虽然早已有之,但在其运作方面,早期的负面效果还不算太明显,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这种制度便越发显露出了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对农村人口的歧视,甚至于成为警方和政府聚敛民财的制度性借口。农村人的处境因此举步维艰,在农村无法生存的人到了城市也得忍受这一制度性的歧视。很多人要么每年花上大几百元钱去办一张暂住证,要么就在不经意间被警察抓去劳教,然后通过无奈出卖自己的低廉劳动力换来的一点路费折回老家。笔者在北京打工时就曾亲眼目睹几个同事被警方抓走的情形。记得在2002年2月的一天,在深圳和笔者住在同一间旅馆找工作的人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没有经历或者是见过这种事情的人真不知道出外打工的艰难。在收容遣送制度没有被废止之前,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人每天走在城市的大街上,谁个不是心惊胆战?
   
   好不容易让孙志刚年轻的生命换来了收容制度的废止,没想到今天钟南山竟然还要为这一罪恶的制度招魂。笔者不明白钟南山为何要在他被抢之后才提出恢复收容制度这一问题,记得几年前因为孙志刚事件的发生,对收容制度的讨伐声此起彼伏,当时的情形,钟南山院士应该很清楚。他既然没有在当时提出反对意见,说明他对废止此项制度是表示默许的,至少不会有今天这样强烈的恢复欲望。他之所以在他遭遇抢劫之后才提出这一问题,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他这个人喜欢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中心,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制度,不管是否对他人造成伤害,他都热烈欢迎。一个大名鼎鼎的院士考虑问题既然如此的自私和感性,实在是匪夷所思。说实在话,如果收容制度真的恢复了,钟院士的安全感可能会好很多,但他是否想过,那样的话,会有多少个孙志刚被恶警活活打死?多少人会被送去被迫劳教?多少人会被送回穷苦无奈的农村?传统文化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堂堂的钟院士连这个也不知道?
   
   一个罪恶制度的建立,受其伤害的只有社会的弱势群体,而真正任劳任怨地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恰恰也是他们。很多所谓的“社会精英”以及高高在上的“人民公仆”们在享受超越普通民众的待遇时,往往忽视了弱势者最起码的权利,忽视了弱势者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尊严,人吃人的社会也许就表现在这里。钟南山的可悲也正是众多社会名流的可悲,是这个专制制度的产物。连钟南山这样的人都能发表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足可见得这个社会良知的堕落程度。看来,中国更需要一个收容钟南山这样的伪“精英”们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缔造一个充满人性的天空,缔造出真正的“和谐社会”!
   
   2006年6月27日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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