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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份子的病态

    有些精神贵族指责中国的国民素质不高,没有达到实行民主政治的水平,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民主化,为专制政治的延续辩护。其实,中国的国民素质,虽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就其整体素质来看,较之过去大为提高了。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

    七十多年以前,当孙中山先生力倡民权主义,主张国民党在经历了军政和训政时期(他提的是六年训政)以後“还政於民”的时候,中国国民中的文盲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现在,中国大陆的文盲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个别领袖的神圣化和广大“臣”民的原罪化闹得中国大陆人像中了武侠小说中的摄心大法一样,如痴如狂,胡天胡地。现在,这种痴迷和疯狂已经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非科学的信仰的失落,是原罪的解放,是对旧政治的淡漠和厌倦,是对个人美好生活的追求。当然,也有新的病态,不过,同过去的病态相比,是很大的进步。

    在上述那种左倾教条统治的二十年中,权势者不断掀起挑动干部斗干部,挑动农民斗农民、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知识份子斗知识份子的所谓“群众运动”,闹得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家人、亲友、同事、邻里之间互相监督和举报,人人迷狂,人人自危。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不干那样的傻事了,举报告密的人少而又少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整人运动很难搞起来了;代之而起的,是争取民主改革,反对专制腐败的八九民运,以及近几年来每年上万起的各阶层人民争取自己经济、政治权利的抗争。在公共场合和大众传媒上的言论自由虽然受到严重压制;在非公共场合的街谈巷议、家庭论坛、讽刺得入木三分的民间歌谣却广泛流行,谁也禁止不住。

    同国民的整体素质相比,缺乏领导人民实行民主改革的素质的,不是芸芸众生,而是一部分“为民前锋”的“文化精英”、“济济多士”。

    中国的知识份子,有其美好的素质,也有其丑陋的病态。下面讲的是後者,当然是局部的缺陷,不能以偏概全。

一、人格依附症

    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儒家的孟子有一大发现,就是:“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有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几。”(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古代中国没有知识产权;现代中国大陆,名义上有,实际上不多,也没有保障。没有恒产恒业的知识份子,大多依附於统治者或其他有实力的阶层。毛泽东讽刺说:知识份子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不是依附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皮上,就是依附在工人、农民的皮上。一旦皮之不存,知识份子就会变成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梁上君子”。鲁迅说:中国知识份子只能充当统治的帮凶或帮闲。当然还有帮忙、帮腔的。一部分人不愿充当帮凶、帮闲、帮忙、帮腔,或者求其帮而不可得的,就只有作一个穷教师、穷医生,或者写一点没有稿费和版税的诗、文、小说、戏剧和学术著作,更不济的就去卜卦、算命、看风水,沦入不如倡优的“九儒十丐”的悲惨境地。近代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以来,出现了一批自由知识份子。可是,这些自由知识份子的地位、思想和操守是很不稳定的。他们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时常常发生分化。起先是依附於某一个外国的洋人和某一家军阀,後来是分别投奔了国民党或共产党,能够长期保持其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是凤毛麟角。

    自由知识份子的分化,至今仍在进行之中。例如:有一位曾经成为青年们崇敬的对像并在八九民运中一度支持学生的“哲学大师”,近几年来已经离开他的自由思想家的立场,转而为权势帮腔了。他自由地出入於国内外,为权势者“鼓吹休明”,分化民运人士;他把充满了忧患意识的中国文化类化为“乐感文化”;他否定了自己在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成果;今年初夏,他又发表了《理性的眼光看中国》的宏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无的放矢地说什么“当代中国需要改良,不需要革命。”他抨击“中国知识份子热衷充当革命家并非好事。”可爱的唐吉柯德是在同风车搏斗作战,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是两个假问题。当代中国的知识份子,包括那些从事人权、民主活动的人士,几乎没有人赞成暴力革命,几乎没有人赞成社会动乱,几乎没有人热衷於当孙中山、毛泽东式的用武装斗争推翻一个政权又建立一个政权的革命家。因为现在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并不像清末和民国时期那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不需要揭竿而起,死中求生。大家只是期望通过理性的、非暴力的、符合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有秩序地推行中国的民主改革,也就是改良。难道这也触犯了我们的“哲学大师”?难道只有安分求己、奴性十足地听任腐败膨胀,专制横行,人民的合法权利时时、处处受到无法无天地侵犯。这种不改良和反改良,才符合可爱的“哲学大师”及其後台老板的心意?

    还有一位“文学大师”,貌似有民主倾向,实则圆滑老到,左右逢源。例如:当许多人把他的辞职和不参加慰问戒严部队向好的一面理解时,他却对记者声明:他提出辞职,是在八九民运以前而不在以後;他没有参加慰问戒严部队,是有病请假,没有其他原因。他提出“不争论”的主张,正符合权势者的需要。因为许多小孩子都能判断是非,争论起来,权势者必然理屈词穷;不争论才是隐恶遮羞、将错就错的手段。可是,不争论,对人民,对国家却很不利。“六四”大屠杀及其以後两年的清查、整肃,反攻倒算,不争论行吗?不争论,就是让死者继续蒙冤,生者继续坐牢、受监控和背着种种错误的处分。贪官污吏和土豪恶霸横行,不争论行吗?不争论,只能让农民、市民继续受苦受难。拖欠工人、教师工资加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不争论行吗?不争论,工人、教师的生存权没有保障。对待从事人权和民主活动的人士以及仅仅对当官的提了一些意见的普通老百姓进行监视、监听、传唤、传讯、收审、抄家、判刑以及种种侵犯人权的罪行,不争论行吗?不争论,只能使我们的人民继续受到专制政府的迫害,使我们的国家继续陷於无法无天的野蛮状态之中。京剧《韩江关》中,骄横的千斤小姐薛金莲对她的嫂嫂樊犁花说;“我骂你不许你还口,我打你不许你还手,我杀你不许你流血!”文学大师的“不争论”,实际上是在抄袭薛金莲的霸道哲学,俨然一付权势者帮腔的声口!这位文学大师还提倡活得轻松一点,潇洒一点。谁不想活得轻松、潇洒啊!可是,在目前这种专制、腐败、霸道的生存环境之中,办得到吗?工人不能如期如数地领到工资、奖金,甚至几个月不发工资,应付不了日甚一日的通货膨胀,轻松不起来!农民、市民要受到贪官污吏、苛捐杂税和新的土豪恶霸的剥削和压迫,轻松不起来!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知识份子,经常受到监视、监听、传讯、拘捕的打击,轻松不起来!只有有权有钱的达官、大款和不愁吃穿、不受打击又能享受到权势者的小恩小惠的精神贵族,才能够活得轻松、活得潇洒啊!进一步说,提倡活得轻松的文学大师果真就活得很轻松吗?未必。不少人已经从这位大师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恐惧意识。所谓轻松也者,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还有一位科学大师。他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足堪为人类造福,为祖国争光。然而,他依附权势者,愚弄一位政治上不大敏感的前辈科学大师,引诱他部份否定自己亲笔签名的为民请命的合理合法的呼吁,并将这位前辈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公之於世,企图破坏中国的人权运动。这种拙劣的伎俩,只能暴露他自己缺乏科学家求真、求善的良心。他的行为,比比古代的哥白尼、布鲁诺、加里略和现代的爱因斯坦、约里奥、居里、萨哈罗夫以及当代中国的李政道、许良英、方励之,实在太低下了。也许这位外籍大师还自以为他是对母国的“爱国行动”。可是,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有土次有民,有民次有君。”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现代的国家观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於人民。”政党和政府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位外籍科学大师依附和讨好某些与人民为敌的领导人,破坏为民请命的理性呼吁,他就把自己置於人民和母国的对立面了。他爱的是极少数反仆为主、以仆欺主的独裁者之国,而不是主权在民的人民之国,不是十二亿中华儿女当家作主之国。

    孔夫子最反对“乡愿”式的人物,他说:“乡愿,德之贼也。”什么是乡愿?孟子的弟子万章注解说:“同於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实皆说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之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还说,他所以更加讨厌不是公开的恶人的乡愿,是因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作者之所以要揭露那三位不是公开欺压人民的权势者甚至有某些好名声的哲学大师、文学大师、科学大师,就因为他们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而不可入於人民民主之道的“乡愿”;就因为他们是夺朱的紫色,乱雅乐的郑声,覆邦家的利口。

    此外,还有提倡“直面俗世”,专写庸俗人物、庸俗世态的庸俗文人;有以消闲、逗乐、醉生梦死、游戏人生为目的的玩世文人;有以牟利和媚俗为目的的市侩文人;有穷形尽态、绘声绘色,描写各种房中密戏和畸形恋态的色情肉欲的卖春文人。在多元化的文艺园地,以上这些作品有一点也无可厚非。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作者和作品充斥文化市场,淹没了文学的主流,成为达官富贾享乐的食粮,广大人民受毒害的鸦片。目前的中国大陆,作者之多,作品之多,书刊之多,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作品和书刊的质量和品位,远不如五四时期,抗日时期,和从一九七八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到“六四”以前。在那些时期,中国知识份子思想解放,正气高扬,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产品层出不穷。哪里有现在这样多的假、冒、伪、劣的书刊和作品?我们不禁要大声疾呼:再出一批陈独秀、胡适、鲁迅!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的运动!再来一次社会改良和道德重建的运动!

二、权力恐惧症

    有许多人说,中国人迷信权威。其实,迷信与恐怖共生,恐怖的成份超过迷信。迷信政治权威,固然有盲目相信他的决策正确的成份;然而,更多的是恐惧他手里掌握的生、杀、予、夺的权力。迷信宗教权威,固然有信仰她是神意和天机的成份;然而,更多的是恐惧宗教主拥有在彼岸世界赏善罚恶、送你上天堂或者下地狱的权力。至於学术权威,中国人先後迷信过孔孟儒学、程朱理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固然也有信仰的成份;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定於一尊不容非议的儒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是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她们也能令人产生“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权力恐惧症。同政治权力无关的自由的学术权威,中国人连尊重都谈不上,更不用说迷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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