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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告别

    世纪之末吹来一阵告别之风,有人要“告别主义”。有人宣布“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要告别意识形态,王蒙先生提出“不争主义”。那是要同一切争论告别。李泽厚、刘再复先生写了一本《告别革命》的书,提出一系列必须和如何告别革命的论点。这样看来,在近代次第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主义、争论,意识形态以至革命,都要随着本世纪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了。那么,下个世纪人类是否会进入一个无意义、无理想、无争端的太虚幻境呢?到了那个世界,人类是否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头脑、失神的眼睛和本能的性欲、饱胀的胃呢?其实那也是一种主义:虚无主义和极端消极的保守主义。

    为什么一些很有学识很有才能的文人、学者会产生虚无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思想呢?是否由於他们对旧有的种种主义、争论、革命、意识形态有浓重的失落感,面对继续存在和可能产生的新的主义、争论、变革、意识形态又有强烈的忧虑和恐惧感,耽心它们恶化、异化而成为人类的新的枷锁。是否还由於他们认为後工业化社会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多元化以及个性化不再可能形成一个人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普遍认同的主义、意识形态;或者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已经和将会自发地提供日常生活中习惯的物质逻辑,而不是那些主义、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

    下面,讲讲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粗浅看法。

主义,并未完全失落,也并非完全有害

    同过去的时代相比,二十世纪是一个调动了人类最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积累了最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实现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和社会转型的伟大时代;也是经历了最大的热战冷战、外斗和内耗,牺牲了最多的人命,并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受到最大破坏的惨痛的时代。这两种好的和坏的最大最多,都同这个时代潮涨潮落,此消彼涨的主义、意识形态有关。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本世纪的一切主义、意识形态都是有害的,都失败了,失落了。在这个时代由盛而衰的主义、意识形态、只是那些具有独断性、霸权性、侵略性的思想体系。例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法西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等等;而那些同独断性、霸权性、侵略性不相容的人道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新产生的环境保护主义、区域合作主义,等等,并没有衰退,而是正在兴起或更加兴盛。

    当然,後面讲到的这些主义也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存在着异化或恶化的可能性。但是,人类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交叉和互动、分离与弥合,越来越能够克服和防止各种主义、制度的缺陷和弊端、异化和恶化。举例来说,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五零年之间,大部分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体制纷纷异化、向垄断、霸权、侵略方面发展,资本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像两个雨後春笋一样生长和壮大。可是,十月革命建立起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後发展成为一个强大阵营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在本国和自己的阵营取得预期的成果,却在根本意义上更新和挽救了资本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存在,一面打破了资本主义——帝国——殖民主义独霸世界的格局;一面为资本主义世界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致力於自身的开放和改革,战胜了法西斯、贫民窟和资本主义世界相互倾扎相互消弱这三大宿敌,从而进入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三年的“黄金时代”,并同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力量一起,造就了继农业——工业革命以後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和社会转型,而全球性的冷战正是在这个转型期宣告结束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在不断实现其自我改革和完善。自由民主主义已经处於和平竞争、轮流执政、互相补充的地位。苏联体制的解体,并不能说明:一切主义、意识形态都失败了,失落了;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重新独霸世界,它只能说明:具有强烈独断性、封闭性、霸权性、侵略性的主义意识形态失落了;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一年那个极端主义的时代大体上结束了;开放的宽容的、符合人性的、能够包容多种价值观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胜利了、发展了。如果资本主义由於失去了强大对手和批判者而妄自尊大,中止其自我改革和完善,重新滋长起独断性、霸权性、侵略性;如果仅存的几个保持苏联体制的国家继续故步自封,反对人权和民主,碰到南墙也不回头,上述两种主义都会走向失败和失落。

後工业化社会将是取得共识的大主义和多元化的小主义以及无主义共存的社会

    後工业化社会是否就不能产生一个人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普通认同的主义、意识形态呢?恐怕不能这样估计。後工业化社会将会产生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一种是由多元化、个性化而产生的分离、解构、地域化以至家庭化、个体化;另一种是:发展经济,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特别是核战争,保障人权,救济灾荒和难民,保护生态环境等行动的国际化,信息网络的全球化,使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变成越来越小的“地球村”,使人类越来越变得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补充,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说:人类即要分离又要整合,即要追求发展各自个性、地方性、民族性的多元价值,又要接受符合整个“地球村”的和平、合作,共同发展需求的共同价值。今後的世界将会是一个大同小异的大主义同五花八门的小主义以及有本能需求的无主义和谐并存的世界。

    那么,能不能找到一个人群、一个地域或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共同认可的主义或意识形态呢?当然能够。大而言之,和平与发展已经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定的主要课题了,人道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也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共同目标和价值标准了。小而言之,在科学定律、伦理观念、审美标准、生活爱好等各个方面,人类本来就有许多共同之处,进入信息社会以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通商、旅游、交往、互动越来越便利和平凡了。远离万里的人也可以像近在咫尺一样互通声气,生产和经济文化生活方面都在不断兴起世界性的新潮流。顾客至上、信誉第一成为全世界的商业道德。一本《廊桥遗梦》风靡了美国,也风靡了世界。中国的美味佳肴,全世界都爱吃。巴黎的时装和化妆品,全世界都爱用。如果後工业化社会的人们只有个性没有共性,只有分离没有整合,那么,人与人之间就无法共处、无法合作;社会、民族、国家以至国际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都将解体,整个世界会变得疑团混乱,人们的个性、地域性、民族性也就没有实现的条件、场所和秩序了。

    还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本已经提供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物质逻辑,而不需要那些主义、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是的,市场经济本身会产生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物质逻辑,例如:世俗化、大众化、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等。我们必须承认和适应这种市场经济提供的物质逻辑,而不必去否定它,更不能惊呼:“人心不古,道德沦丧”而倒退回去,恢复旧的保守封建的体制和伦理。不过,也应该看到:後工业化社会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这几个缺一不可的因子构成的,政治间互相影响,而且各自都有他们独立的运行逻辑,并不是市场决定一切。所以,在物质之外还有精神,在金钱之外,还有民主和文明,在世俗化,大众化以外还有精英化,高尚化。就连市场经济本身,也不完全是西方世界流行的以个人利益作为唯一驱动力,东亚工业化国家已往成功实现了以道义和人情作为物质利益的辅助驱动力。日本“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理事长矢崎腾彦最近提出,以东方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为支点发展’义利结合的经济”。看来,未来的健全的市场经济,不会像有些西方学者想象的那样,只有赤裸裸的物质、金钱、贪婪和利己主义。享至於“告别革命”,由於李、刘二先生是长篇大论、成套成书。作者也不能不说几句。

革命,不能制造,也无法告别

    李刘二先生要告别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他们赞成改良,不赞成革命。

    革命的发生和采取甚么方式,都是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包括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综合决定的,当现行制度运行良好或大体不差现有权威得利人民认可的时候,或者制度和权威都发生动摇,人民还没有革命的要求和力量的时候,抑或制度和权威都濒临失落、人民也有革命的要求和力量。而一些偶然因素所造成的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不论谁有通天彻地之能、呼风唤雨之术,也制造不出一个革命来。

    李、刘二先生说:“个人的偶然因素可以在历史上起很大作用,并不一定是必然结果,也不是必然率可以预计到的。”这个话不错。不过,这种在历史上起很大作用的个人因素,通常都是那些掌握最高权力或者能够对最高权利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人,也就是要有“法、术、势”中之势。而且是最强的势。有志於改革但却处於无权或权力不大的弱势地位的人,即使学问、道德、威信如孔夫子,也只能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懂得理性优於暴力,改良优於革命。因为暴力革命代价太高、破坏力太大而且後果往往是以暴易暴。所以,改革者的行动几乎都是从改良主义起步的。可是,掌握暴力工具有迷信暴力专政的统治者连改良也不允许,总是要把改革者一步一步地逼上梁山,使他们不得不交替使用革命和改良两种手段。“戊戌变法”就是一次依靠皇帝来进行改良主义的运动。一些没有认真研究历史的人往往把光绪皇帝及其领导的“戊戌变法”估计过高,惋惜过甚,以为假如那次变法成功了,中国就能够和平地实行宪政民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其实,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颁发的一百多道上谕,其重点在於筹款、练兵、修路、开矿、办学,并没有采纳康有为、梁起超、谭嗣同变更其政体的意见。即使那次变法成功了,未来的挫折、反复、动乱未必就比辛亥以後更少。尽管如此,以慈禧太後为首的保守派却对变法者进行了暴力镇压,从而激起了民主革命派和一部分君主立宪派的武装起义。孙中山的政治活动开始时向满清的权臣李鸿章上书言事,当然也是想走改良主义道路。在此路不通的时候才不得不采取武装革命手段。在辛亥革命以後,革命派仍然想进行革命中的改良,他们解散了自己的临时政府,推让袁世凯作大总统,希望用临时约法和议会民主政体,可是,袁世凯又用暴力杀害了宋教仁,撕毁了临时约法,并且进一步废除民主政体,实行帝制,此後,经过十年军阀混战,孙中山在和平改革的计划屡遭失败以後,才不得不建立国民党的军队,用武力来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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