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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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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书(1997年)
·“以人为本”的严重考验
·与记者访谈录
·在文化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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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饥荒

   1960 年 8 月以前,中国大陆,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发高烧。胡思乱想,胡吹乱干。例如: 1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 1960 年计划和今后 3 月、 8 年设想的汇报提纲》。《提纲》〉指出, “ 提前 5 年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口号。 ”“ 提前 5 年实现 12 年农业发展纲要。 ”“ 提前 5 年实现 12 年科学规划纲要。 ” 今后 8 年, “ 基本实现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 ” 3 月22 日 ,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会上提出:“ 如果给我们 40 年时间的话,那时候 …… 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 1 吨钢,平均每人有 2000 斤至 3000 斤粮食和饲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将提高到比现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 我们这位伟大的领袖竟然不懂简易的算术。从 1960 年再过 40 年是 2000 年,假如中国在 20 世纪末年产 13 亿吨钢,年产 13 亿 —19.5 亿吨粮食,中国有那样多的水和肥料吗?全世界有那样多的原料能源和销路吗? 1960 年 3 月 -5 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召开两次各省市文教书社会议。会议号召,要在哲学、社会科学、文艺各方面批判修正主义,挖 18 世纪 19 世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 “ 老祖坟 ” ;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破大立,建立起我国自己的一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体系。如果要挖 17 、 18 世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 “ 老祖坟 ” ,那就要彻底否定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优良传统,连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 —— 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都要否定了。如果各国都要各自建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体系,那就没有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共同发展的规律了。 1960 年 7 月,毛泽东对李富春,薄一波,陈正人说: “ 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泽群 …… 今冬要动员 7000 万人来干。今年可能搞到 2200 万吨,后年达到 3800 万吨。第二个 10 年可能搞到 11 亿吨。 ”

   1960 年 8 月中旬,中共中央才发现情况并不美妙。 1960 年 8 月 14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这个文件才承认 “1960 年以来,全国经济发生了困难,一是工业生产下降:第二季度,在 20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 18 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其中 11 种甚至低于第一季度水平;二是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 7 月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 157 个,小型项目 51000 个,造成原料、材料、设备、劳动力和运输紧张;三是农业方面劳动力不足,部分地区的灾情还在继续,收成有比去年减产的可能。 ”

   这样遮遮掩掩 ,修修补补地拖了两个多月, 11 月 3 日 ,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封信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共 12 条,主要是:( 1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2 )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 5 )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6 )少扣多分,尽力做到 90% 的社员增加收入。( 10 )恢复农村集市。

   11 月15 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文件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 ,‘浮夸风’ ,‘命令风’ ,‘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十二条”指示信和纠正“五风”的指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责任推给下面,尤其是推给公社以下的基层干部,并且要求开展“整风整社”来解决这些由中共中央特别是由毛泽东个人所造成的大饥荒的严重问题。

   11 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三届一次党代表大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新指示。会后,陕西省委决定派出以分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谢怀德为团长,以我为秘书长的工作团,到长安县郭社公社进行农村整风整社试点。随时将试点经验通报全省,推动全省的整风整社运动。

   这次整风整社,同 “ 反右倾 ” 中的整风整社不同,那一次是逆反民心,用专政手段打击那些具有求实精神,抵制 “ 大跃进 ” 和 “ 人民公社 ” 中错误政策和荒谬做法的干部和民众。因此,民众很难发动,也不敢讲真话。这一次是纠正农民深受其害以至饥寒交迫,家破人亡的 “ 五风 ” ,农民热烈欢迎,而且群情激愤。可是,基层干部却遭到无妄之灾。因为基层干部强迫农民饿着肚子进行无偿的,超负荷的无效劳动,以至没收农民财物,打人骂人,都是上级下达的高指标,高征购和穷过渡逼出来的,就是多吃多占、小偷小摸也是饥饿逼出来的。我们工作团当然要竭力维护上面的责任,多数农民不知道或者不去想或者不敢讲上面的责任,只是把一腔怒火发泄在基层干部身上,因此对多数干部有意见。我们只在每一个生产队和生产大队选择一两个民愤最大的生产队长或支部书记,交给民众批判斗争,而且时刻说服群众不要打人,不要虐待。

   1961 年1 月1 日 ,中共中央批转了《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河南信阳地委1960 年底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 “ 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 信阳地委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于 1960 年 12 月 12 日 写出报告说: “ 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镇反不彻底,使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多年之久的阶级报复。 ” 报告还讲到,信阳地区,除了遂平西平两县问题轻一点,其他各县,从县委县政府到公社领导机构已经全部烂掉。地委领导群众对这些县,社进行了夺权斗争,把县社领导人捆绑吊打,开除判刑,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信阳地委的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都要照此执行。张德生领导下的中共陕西省委,以温和稳健闻名,对信阳经验持怀疑态度,请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还不像以后那样 “ 左 ” 的丧失理性。他邀请了一批地委书记来共同商量,地委书记们都不赞成信阳的做法,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才决定:学习信阳经验持慎重态度。尽管如此,陕西省的整风整社运动也升温了,全省都在对所谓三类社、队开展对付敌人的夺权斗争。我们在整风整社的试点单位长安县也举行了千人、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了一批问题较多的社一级干部。只是没有像信阳地区那样捆绑吊打和逮捕判刑。可是,全国范围仿行信阳做法的省、区是不少的。这是毛泽东向已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即国民党党政骨干)推卸责任,并把一部分坚决执行他的错误路线的县、社、队干部当作敌人对待,打成 “ 反革命分子 ” 。

   当时,全国死人最多的是 “ 大跃进运动 ” 最为狂热的河南、山东、四川、安徽、甘肃等省。当时中共中央通报的数字是,以上这些省死人都在百万以上。可是,根据从四川调到西藏的张国华说:四川省死人 800 余万。全国饿死人的总数有多少?上世纪 80 年代,胡耀邦讲过三年饿死人约 2000 万人, “ 文革 ” 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有近 2000 万人。后来,农业研究单位和有关专家根据人口调查估算约有三千余万人。当时到陕西讨饭逃荒的多是甘肃、河南、四川人。关中有许多青壮年以至中年农民,到四川、甘肃去 “ 办人 ” 即讨老婆。我带领的调查组,在长安,在杨凌都遇到过佩戴中学校徽的少女,拦路要求收留他们,做老婆或是当保姆,只要有一口饭吃都行。死人多,不仅是由于饥饿,而是饿着肚子还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丰产方,大办养猪场,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完不成劳动任务的,还要大反 “ 右倾 ” ,大反 “ 懒汉懦夫 ” 的世界观(毛泽东语)。饥饿、奴隶式劳动,加上精神上的摧残,才造成大量死人的现象。甘肃省有一位到北京告状的基层干部,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沿路乞讨,才走到北京的。

   陕西省在大跃进中,虽然也是 “ 五风 ” 齐全,困难很大,但还不是重灾区。 1961 年,国务院还从陕西调拨粮食支援甘肃。有一段时间,周恩来通过分管西北地区的副总理习仲勋,要求陕西省每月给北京发一个车皮富强粉(即精粉),用于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领导干部的生活补助。尽管如此,陕南的安康县,山阳县、镇安县和关中的凤翔等县也发生饿死人的事件,山阳、镇安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我们厅级以上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有特需供应,每月 2 斤猪肉, 1 斤油, 2 斤黄豆, 2 条纸烟,在机关可以吃饱。但是,在农村参加生产和整风整社,就必须同农民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每天上午 9 点下午 3 点吃两顿稀饭,少半是粮多半是菜。我们一到晚上,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下乡蹲点的干部几乎都得了浮肿病。关中地区的农民给公共食堂列出了 10 条罪状: 1 、把眼熬咂了,就是说:农民不愿办食堂,干部就开半夜会、通宵会,说服和强迫农民办食堂。 2 、把会开咂了,就是说:为了办食堂要开无数的会。 3 、把批评埃咂了,就是说:办不起食堂,受到上级无数次的批评。 4 、把脸伤咂了,就是说:上级批,农民骂,把干部的面子伤透了。 5 、把上级哄咂了,就是欺骗上级。 6 、把群众整咂了,就是说:对群众,又要批判,又要让大家饿着肚子,从事超负荷的劳动。 7 、把树砍咂了,就是说:大炼钢铁要砍树,大办食堂也要砍树。 8 、把锅打咂了,为了办公共食堂,把农民一家一户的锅都砸了。 9 、把牲口草烧咂了,就是用喂牲口的草来做公共食堂的燃料。 10 、把鬼日咂了。就是骗人和办坏事。咂,是关中古汉语,读如扎,就是到了极点的意思。(我不会写那个古汉字,用咂代替)。朱德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经用过关中农民对公共食堂这一套生动地描述,可见是有代表性的。

   1961 年3 月22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 农业 60 条 ” 以后, 6 月 19 日 发出 “ 商业 40 条 ” 和 “ 手工业 35 条 ” ; 6 月 28 日 制订 “ 文艺 10 条 ” ,后来改为 “ 文艺 8 条 ” ; 7 月 19 日 发出 “ 科研 14 条 ” ; 8 月 15 日 发出 “ 高教 60 条 ” ; 9 月 16 日 发出 “ 工业 70 条 ”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制定这些条例以前,进行调查研究,为他们提供材料和意见;在这些条例发出以后,逐级开会,加以落实,统称 “ 落实政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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