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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中华文化

   这里所以要说再造,而不说继承发扬或重建,是由于"继承和发扬"带有从整体上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重建",又带有从整体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使用"再造"这个词,较能表达我们为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充分全球化、充分现代化,合理吸收中外古今一切优性文化,对中华文化进行再创造的意思。

   再造中华文化的方针应以全球化为主,以民族化为辅。如果沿用中国固有的体用之说,也可以说:以全球化为体,以民族化为用。

   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并不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光辉灿烂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曾经同埃及、巴比伦、印度相继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公元1400年前的印度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由此可见,在距今3400年以前的中国殷商时期,印度人就把中国称为支那,而且赞扬中国"文物特盛,民多智巧。"中国文化的繁荣进步延续了近三千年,孕育过西周典章、先秦学术、四大发明和汉唐盛世,到了公元14至18世纪,世界文化的重心转移到西欧。发源于希腊、罗马,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18世纪勃兴的北美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在现代和当代,共建全球化主流文化的科学文化、市场经济和以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为内容的政治文化,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产生出来,而是从西欧和北美输入的。

   作者认为:作为人们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的狭义文化有三个层次,即:以语言、文字、图像、器物和风俗习惯等文化符号和形式为内容的表层文化;以价值观念、科学原理、道德规范、审美标准为内容的核心文化;以人们内心深处潜在的特殊心理素质为内容的深层文化。核心文化是决定时代性质和人类共同发展方向的文化,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文化,必须全球化。表层文化,只是文化的符号和形式,应该实行民族化、多样化,但应寻求各民族表层文化互相沟通和交流的形式和方法。深层文化已经形成一个民族的遗传基因,保守性最强,变异性最少,而且同核心文化没有冲突,应该而且只能实行民族化。

   这里,先讲一讲中国汉族和那些基本汉化的少数民族的深层文化结构(以下简称中国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直观思维优于逻辑思维;具象思维优于抽象思维;整体思维优于分门别类的分析思维;注意平衡和谐优于竞争、冒险;求善求实用优于纯粹求知的知性思维;等等。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人,虽然也学会了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分析思维、知性思维以至竞争、冒险精神,然而,让两个具有同等教育程度的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较,中国人仍然更长于直观、具象、综合、实用、平衡、和谐。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他们长于以简驭繁。一支毛笔可软可硬,可粗可细,能写能画,能皴能涂,变化无穷。两支筷子,可以挟菜,可以扒饭,可以切肉,比西方人的刀子、叉子更加运用自如。一个二进位的算盘,可以加减乘除,可以开方,可以把圆周率计算到零以下的十几位。中国人搞建筑设计和改装机器,也是由繁到简者多。在文学方面,中国人崇尚简洁,惜墨如金,没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描述和风景描写,只有惟妙惟肖的几笔勾画,而且写景、写情、写心理状态是同书中人、剧中人的动作和语言融为一体的;中国人的学术论文也少有繁琐的论证。中国的戏曲舞台,一张桌子可以象征一张床、一道城、一座山;四个兵可以代表千军万马;在舞台上,刺绣不用针,喂鸡不用鸡,骑马不见马,只用手势和口技就表现的栩栩如生。中医注重调整人们的四肢百骸、精神和肉体、经络和穴道的整体功能。中国的诗、文、书、画,特别讲求"神韵"、"意境"、"风骨",讲究"意在言外""力透纸背"、"得鱼忘笙";讲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以上四句见司空图《廿四诗品》)讲究"画到形神飘后处,更无真相有真情"(见倪云林咏画诗)中国人的骨肉之情、男女之爱、朋友之谊、乡土之恋,也有一种不同于外国人的潜在情愫,有些长期生活在西方,在价值理念、行为规范、语言文字方面完全西化的人,如胡适、林语堂、赵元任等,仍然不改其中国文人的气质。这说明:他们的深层民族文化素质没有改变。但是,保持其深层民族文化素质同他们在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科学原理方面的充分世界化,并没有冲突。

   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来源于民族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地理环境和文化自身的积累,同这个民族的制度文明没有多大的关系。核心文化的主要来源则是经济、政治方面的制度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有两大基石,一个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一个是大一统一元化的君主专制、家庭专制、社会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由自然经济发展而为计划经济由古代专制发展而为更加严密、更加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现代专制。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制度文明,都不可能产生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他们只能在西欧和北美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制中产生出来,输入进来。

   有人以反对"西方中心论"为借口,反对来自西方适用于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他们认为,引进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是维护"西方中心论",就是不爱国,就是屈从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这里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上述的责难。

   第一、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中心不断转移,相继出现过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化,而在中心转移的过程中,下一个中心都要从上一个中心吸收其文化资源。例如:由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进化而来的西欧、北美文明,不仅充分引进了中国的四大发明、二进位制和丝绸、茶叶、瓷器三大产品,而且吸收了中国的儒家、道家的学说和文官制度和监察制度,杰弗逊在说明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理论依据时还说他的依据之一是孔子的思想。现在,中国作为文化中心的时代早已过去,欧洲和北美作为文化中心的时代尚未结束。我们要以平常心态对待西方文明。不要以为西方文明仅仅属于西方国家,而要看到西方文明吸收了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今天已经反映在联合国的宪章、宣言、决议和国际公约中,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既然在中国文明居于中心地位时,全世界都学习和吸收过中国的文明成果,那么,在西欧北美成为世界文明中心的时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去学习和吸收西方文明来改善和提升自己,争取再现昔日的辉煌呢?

   第二、什么是爱国,怎样去爱国?甘居落后,死抱着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计划经济那一套东西的人,不是爱国,而是误国和害国。只有努力争取我们的祖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我们的人民享受自由、富裕、幸福,才是爱国。这就需要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现代科技和实践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的普世的先进理念,而抛弃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和计划经济那一套阻碍国家繁荣进步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东西。

   第三、效法西方文明同反对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并不矛盾。

   我们注意到:西方一些大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国内,他们的国家制度决定了要实行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先进理念;在对外关系上有时却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尊重或者牺牲外国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权;尤其是他们在反对发展中国家不民主的政府时,把政府利益和人民利益分辨不清,一概加以反对。加之,现在实行霸权主义的,不一定是西方大国,东方某些国家也在谋求地区霸权,公开的如伊拉克的萨达姆集团,潜在的如日本、印度的军国主义的势力。由此看来,防止和反对霸权主义,仍然不可忽视。不过,防止和反对霸权主义同效法西方文明并不矛盾。在80年前的"五四"运动中,"提倡民主,提倡科学"和"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两个口号不是并行而不悖吗?现在,越是能够效法来自西方的普世文明,就越是有利于防止和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

   还有人用所谓的"东亚价值论"来抵制普世价值,维护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东亚价值论"的创始人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提出理论根据的是海内外一批新儒学的学者们。他们认为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四小龙"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一种以儒学为精神动力,在专制政治或威权政治下实现工业化的"亚洲价值"和"亚洲模式"。韩国总统金大中先生在执政前曾经发表一篇精彩论文反驳李光耀先生。香港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不是专制主义,也不是儒学,而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投资自由、信贷自由、经营自由、贸易自由、思想自由、信息传播自由,等等。香港的廉政和法治也居于世界的前列,正是这些优势,促使香港成为对亚洲和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自由港和发达地区。新加坡不是一个专制国家,而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因为他实行着全民普选的民主制度。李光耀先生自己说过:"由于我们在任何一届大选中失败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做到小心谨慎,不滥用权力,而且满足了人民的生活需要,证明了我们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新加坡之所以在李光耀执政期间能够实现威权政治,那是因为李光耀是开国领袖又具有公仆精神和卓越才能;也由于新加坡只有200万到300万人口,是一个小而集中的城市国家,信息的传递、收集、选择十分方便,行政指挥也十分灵活。韩国和台湾的经济起飞,并不在极权政治强化的时候,而在民主化起步以后;在它们经济起飞的初期,儒家文化中重视道德、信义和家族血缘关系的因素,也许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当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提升以后,有识之士已经感到家族关系、私人情面、"关系学"等儒学糟粕,对于民主、法治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着越来越大的消极作用。现在的韩国正在杰出的民主总统金大中先生的领导下加大"西化"的广度和深度。2001年1月,李光耀先生也发表谈话说:"儒学已经过时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共同性是主要的,特殊性是次要的。在人类的遗传基因中差异性只占1%嘛,我们不能用特殊性来取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性。

   还有一批国粹派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后资本主义"、"后冷战主义"等后学号思潮结合起来,夸大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矫正作用。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中已经产生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人际关系失调、生态环境失调等种种弊病,必须用中国文化中的群体主义、勤俭节约、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等"优点"来加以矫正和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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