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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宽容

   

世界历史中的宽容

   翻开历史来看,凡是人类组合成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地方,在对待他人、管理公共事务和处理国家、民族的相互关系方面,都存在着宽容与狭隘、宽容与严酷、宽容与刻薄这两种态度的分歧和斗争。而文明程度越高的个人、群体和社会组织就越富有宽容精神。在这个问题上,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大同小异的。不过,社会历史并不象庸俗进化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直线发展,而是有进、有退、有反覆的。尤其是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是同步的,曲折和反覆更多。

   西方的宽容精神来源于希腊、罗马文化中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尊重、尤其是个人的思想、信仰自由。作为个人的文明素质,宽容意味着承认与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存在的权利;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志,宽容意味着社会组织不以任何方式去强制推行整齐划一、不容异议的观念和信仰,而是允许不同的观念和信仰和平共存,并通过平等对话和自由争论去辨明是非、探索真理,取得共识。

   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500位法官面前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者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他还说:“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干涉。”不过,苏格拉底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希腊执政者的宽容,他被处以死刑。

   后来的罗马人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罗马人奉行一条准则:“待人宽人,待己亦宽。”罗马的统治者发展了一种最大限度的减少摩擦与冲突的统治艺术,不允许干涉人们私人的事情,也不允许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带上法庭。罗马的自由民只要缴税,并遵守为数不多的法律和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可以相信或不相信某些信条,可以信仰一个或十个上帝,即使有人亵渎了自己信仰的上帝也不必请求政府干预,因为“上帝自己会照顾自己的”。当然,罗马的奴隶不能享受自由民所享受的权利。不过,起码是宗教上的宽容统治,在整整500年中盛行于罗马,影响所及的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和亚洲、非洲很大一部份地区,保持了社会的相对安定。

   到了中世纪,制度性的国家和宗教神权压抑了这种宽容精神。残酷的教派斗争和宗教战争,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宗教裁判所还烧死了一些杰出的科学家。16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才消除了神权统治,取得了宗教的宽容,并由宗教宽容扩展到思想、言论、人身、财产的自由,形成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权力制衡的思想,建立了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

2002.5.9 b

中国历史中的宽容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少尊重个人价值、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观念,但却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与邦国、天下的太平。从这一点出发也产生了宽容精神。

   《尚书.皋掏谟》提出9条道德准则。第一条是“宽而栗”,就是宽容而又谨慎小心。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仁爱和忠恕。孔子对仁和忠有一个精辟的解释,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说:自己要生存、自立和发达,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去承受。

   荀子在《非相》篇提出宽容不如自己和不同于自己的人“兼容之术”。他说:“故君子圣而能容疲,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

   《尚书》上还提出“赏疑唯重,罚疑唯轻。”就是说:当赏重、赏轻有疑问的时候,宁可赏重;当罚重、罚轻有疑问的时候,宁可罚轻。宋朝的苏轼在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发挥了《尚书》中的宽容思想。他说:“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这同欧洲启蒙大师伏尔泰提出的“罚一无罪不如赦一有罪”的主张,完全一致。

   老子提出的“柔弱胜刚强”,也是一种宽容精神。中国化的佛教排它性也不强。禅宗六祖慧能在《坛经》上说:“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诸菩萨,所有公德皆随意。”意思是说: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众生,不论他学佛、信佛、还是不学佛、不信佛,也不论他是菩萨、还是凡人,只要做了有利于他人的好事,都应该随喜欢迎。这是多么宽大的胸襟!中国的儒、佛、道、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大部份年月都能和平共存,对异教的迫害不很多也不很重。

   不过,儒家关于“仁爱、宽恕”的伦理道德,却同他们维护的、以君权、族权、父权、人权为核心的纲常礼教互相矛盾。

   在秦汉以后,同儒家思想融合而成为统治思想的法家,并不是西欧启蒙运动以后出现的、用法律来保护人民自由权利的法治家,而是从人性本恶、人民愚昧和君权无限等严酷立场出发主张用严刑峻法、阴谋权术、愚民弱民等手段来奴役人民的“罚家”。

   所以,中国历史上交替出现着以宽容精神对待人民的明君、清官、廉吏、开明士绅和以不宽容的苛政、暴政压迫人民的暴君、贪官、酷吏、土豪劣绅;交替出现着由仁政、王道带来的社会安定、国家统一、生产发展、文化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和由暴政造成的社会混乱、国家分裂、生产破坏、文化倒退、人民大量流离死亡的乱世。中国社会一直不能走出“久合必分,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的怪圈。

   “5.4”新文化运动把德先生和赛先生从西方请进中国,在民主、科学、人权、个性解放等新的诉求下提倡宽容精神。这个任务至今尚未完成。

2002.5.10 b

当代宽容精神所受到的挑战与展望

   20世纪,宽容精神受到世界范围的挑战。经济的垄断和扩张、意识形态和民族、宗教矛盾向极端主义方面的发展,导致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各种极权主义的残酷斗争、残暴统治,以至爆发了以牺牲一亿多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半个世纪的全面冷战和局部热战。

   两个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全面冷战基本结束以后,人类正在迈向经济发展、信息传播、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的全球化。宗教和民族的极端份子又在世界范围制造反人类、反文明的恐怖主义活动,搞得全世界又不得安宁。同时,民族宗教极端主义和霸权主义也成为了制造世界动乱的根源。

   经历过20世纪的巨大灾难,面临着21世纪新的危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民和政府意识到:人类相互间的猜忌、仇恨和敌对,将会导致人类的倒退和毁灭。人类和平、合作地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远远高于不同国家、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局部利益和狭隘偏见。人类必须在互相宽容的条件下,竭力摆脱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极端主义、独断主义、霸权主义,实现全球性的和平共存、互惠合作、平等发展,人类才能够以共同的努力迎接机遇,战胜危机,防止战争和非战争的恐怖破坏活动,使世界文明和人类福利得到保护和发展。

   我们还应该看到:宽容精神是以人人平等、各个国家和民族、宗教一律平等为前提的相互宽容,而不是一方宽容,对方不宽容。在强势与弱势、掌权者与无权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要体现宽容精神,必须是对等的,而且强者先行,弱者回应。如果不分强弱,不分掌权者与无权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片面强调宽容或者笼统地强调宽容,那就会是要求弱者、无权者、被统治者无限地忍受侮辱,忍受奴役。那种宽容就成为屈服、投降的代名词了。孔子就反对“以德报怨”,而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民本思想更为强烈的孟子进一步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

   当国民党专制政府对待中国人民没有宽容、只有残酷奴役和压榨的时候,鲁迅主张“费厄泼赖(fair play)应当缓行。”当希特勒奴役德国、侵略全世界的时候,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提倡“战斗的人道主义”。他说:“欧洲人道主义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实在太温和了,以至出现了希特勒。必须让人道主义更具战斗力。”

   战斗的人道主义与宽容精神并不矛盾。我们只是要同那些反人道、反民主的邪恶势力去战斗,并不是同那些虽然同我们意见不合但却不反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人去战斗。而且,所谓战斗,也只是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不是使用武器的批判。

   那么,对于反人道、反民主的势力要不要实行宽容呢?那要看反人道、反民主势力自己的态度。当他们还在磨刀霍霍欺人、害人、抓人、杀人的时候,“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当他们确实放下屠刀,放弃欺人、害人、抓人、杀人的体制、政策和行动;而且不是拖刀之计,不是明里放下一把刀、暗里又拿起一支枪──到了那个时候,善良宽厚的人民和人道主义者,绝不会实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主义,而会高呼“费厄泼赖快行”,让放弃奴役人、压迫人、伤害人的原统治者、压迫者同被统治者、压迫者一样地享受到人人平等的生存、发展、自由、幸福的权利。

   归根到底,政治宽容、文化宽容、宗教宽容、社会宽容,就是对一切人的各种权利的承认、尊重和维护。我们呼吁宽容,主要就是呼唤和争取对人权的宽容,对作为一切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主体的人的宽容。

2002.5.1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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