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论坛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林牧文集
[主页]->[公民论坛]->[林牧文集]->[不是“多余的话”]
林牧文集
·09.相濡以沫和咬群献媚
·10.铮铮铁汉
·11.处处有同情者和保护人
·12.嘲弄文革的人们
文集
·八九民运决非激进主义
·北京牌楼,西安城墙
·不必惊呼“狼来了”!
·不是“多余的话”
·不应贬低“为民做主”
·不愿做奴隶的时代
·迟到的呼吁
·重塑民族精神
·辞去“中国人权”荣誉理事的职务
·次韵和浩成兄“洛城偶感”
·从纪念胡耀邦看到的
·从徐世昌、段祺瑞到华国锋
·当代中国杰出的民主诗人——江婴
·党领导等于党专政吗?──改善才能坚持党的领导
·读《紫阳千古》后的一点说明
·对杜导斌案的评论
·对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的声明
·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必不可少的
·对辛亥革命的某些思考
·反对文化平均主义
·公开声明: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
·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呼吁──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联合国大会
·关于普及人权教育的建议——致联合国秘书长及人权委员会
·关于取缔中国特务机关的严正呼吁
·汉唐盛世是今天的镜子
·和平民主统一中国
·和谐的社会主义
·呼吁民主法治、社会公正,释放政治犯
·呼吁召开千禧世界公民大会──给安南与2000年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
·胡耀邦抵制政治、文化专制主义
·胡耀邦思想初探
·恢复“保障人权”的神圣地位
·回应吴高兴
·纪念“六四” 理性前进──中国大陆五省市人权民运界人士联名纪念“六 四”十三周年
·教训中宣部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民主化──林牧在自由亚洲电台谈布什访华
·就被绑架一事接受记者采访(2005年2月1日)
·宽容的对象和条件
·立足中国说人权
·“历史是人民写的”吗?
·两进两出
·“六四”感言
·“六四”是什么
·论发展权
·论人权与国家主权
·论生存权
·马克思反对文化专制主义
·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共同妥协”
·评李泽厚的“乐感文化”
·强化民主国家的国际联盟
·且慢告别
·且说宽容
·全球化的逆流——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人民万岁!——纪念“六四”国难十五周年
·人权!人权!人权!
·如何建立创新国家?——中国教育的几大问题
·如何评价“六.四”事件──纪念八九民运十二周年
·三年大饥荒
·“三权分立”是中国的发明
·谁来防盗?如何防盗?
·谈2003年中国人权状况 声援“六四”死难者家属
·谈“内耗”
·“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为“封建”正名
·“文革”的历史教训
·稳定 改革 发展
·我的老友胡绩伟
·我们的呼吁
·我亲历的批习(仲勋)斗争
·我所知道的习仲勋
·我在“六四”前后
·五四、六四和未来
·西安民运人士对当前时局的四点声明
·习仲勋晚年的几件大事
·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就释放所有政治犯──119名中国公民致全体中国公民暨政府的公开信
·严正的控诉
·颜钧的简况
·“窑洞对”和“周期率”
·一组绿色小品
·遗书(1997年)
·“以人为本”的严重考验
·与记者访谈录
·在文化大革命中
·再论中国的民族主义
·再造中华文化
·战斗的人道主义
·政党政治与公民政治
·政府所有制是万恶之源
·知行关系新解
·致贵州民运同仁的一封信
·致江泽民乔石李瑞环抗议信
·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乔石委员长、田纪云副委员长信
·致中共十五大公开信
·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
·致中国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的一封公开信
·中国大陆权力的贬值趋势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不是“多余的话”

   

   在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90周年之前,我写了两篇文章,都是着重写耀邦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以后的思想和贡献,没有写耀邦在“文革”前主政陕西时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当时,我以为:在耀邦90诞辰,陕西省免不了会有小型的纪念活动,应该让参与过耀邦在陕西“百日维新”的其他朋友去讲。不料,陕西省几个学术团体举行的座谈会遇到阻力,许多参与过耀邦“百日维新”的朋友没有发言和发表文章的机会。翻回来再看《百年潮》2005年第十期发表的《胡耀邦主政陕西纠“左”》那篇作为《胡耀邦传》一部分的文章,虽然作者煞费苦心和气力,文笔也不错,但是为了适应审查通过的要求,不得不缩小那一场政治、经济改革的范围和意义。

   关于那一场政治经济改革的全过程,我在2001年曾经写了《胡耀邦主政陕西二百天》的长文,收入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怀念耀邦第四册》。现在,简单讲一讲那一场改革的意义。

   胡耀邦在陕西省进行的那一场改革,是他后来在全国进行“拔乱返正”和“改革开放”的雏形。

   第一,两者均以解放思想和解放人为先导。

   1965年1月18日,耀邦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和大学师生、中学教师、新闻界、文艺界、军队、民主党派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后来又在陕南和关中西部各个地区发表讲话。这些讲话,第一条就是“解放思想”,同时提出“不强求统一”的要求。他说:“情况这样复杂,总的工作原则必须一致,方针政策上统一于《二十三条》,具体做法,允许各地、各单位参差不齐。”邓小平也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是他又要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党中央完全保持一致”。可见,邓小平和胡耀邦提倡的“解放思想”是不完全一样的。

   耀邦还把解放思想同解放人结合起来。他一到陕西就针对乱捕、乱斗、乱批判、乱处分的极左倾向,提出“捕人暂停”、“双开(既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和“文艺批判、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暂停”,他又提出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要求把社教运动以来处分过重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和群众改正过来。1977年到1978年,耀邦在全国范围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反对两个“双是”,平反“冤、假、错案”,同在陕西一样,仍然是把解放思想解放人结合起来的。

   第二,缓和以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5年1月耀邦在陕西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对阶级斗争形势,要进行具体分析,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多少说多少。”1965年2月,耀邦从陕西安康地区发出的《电话通讯》中,提出“摆正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把生产摆在首要地位》。1978年,邓小平和胡耀邦提出“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同耀邦1965年在陕西提出的观点,一脉相承。

   第三,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做官当老爷”和不反群众。

   耀邦在陕西时,不能不讲“重点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给“走资本主义道路”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做官当老爷”;同时提出“不反社员,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和“不查一般阶级成分,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集体瞒产私分和小偷小摸,不查市场上的小额交易”。这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腐化和官僚特权分子,既不反领导干部中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又不反普通老百姓。后来,耀邦在领导全国整党时,着重整顿党内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的不正之风,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不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同他在陕西实行的政策,如出一辙。

   第四,耀邦在陕西提出的“党组织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得硬的标志。”“要树立这样一个榜样,对于敢讲反面意见的加以奖励。”耀邦反对“到处搞隔离”,要求“现在集中训练的人,不要虐待他们,不要搞监视,不要当犯人对待。”“严禁打人,严防逼供信,也不能用简单精暴的做法和其他形式的体罚。”耀邦主张用“正面教育和自由讨论”来代替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这些思想和政策,后来发展成为在全国范围倡导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讨论自由、批评与反批评自由的政策。

   第五,耀邦在陕西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这比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要早十年。

   第六,耀邦在陕西提倡“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提倡修建山区道路,“允许短途运输”,“活跃集市贸易”,“发展乡镇工业”。80年代,他在中共中央主持制定五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提出改变农村产业结构,解决农副产品流通问题。两相比较,前者是后者的萌芽和试验。

   胡耀邦在陕西省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孤立的。他受到全省人民和干部、知识分子的拥护,也得到叶剑英、张爱萍、罗瑞卿、余秋里的支持和邓小平的保护。所以,正确评价胡耀邦在陕西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仅可以说明胡耀邦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络,也可以说明,在毛泽东制造的极左思想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叶剑英、邓小平、张爱萍、罗瑞卿、余秋里等领导人是持有不同意见的。不仅对胡耀邦的思想和作为应该进行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面评价。对于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领导人,也应该作这样的全面评价。他们在地方工作和中央工作中,都有创造性的思维和贡献。改革开放并不是“总设计师”一人设计出来的;相反,“总设计师”还压抑了胡、赵、万、习等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不少正确的思想和行动。

民主论坛2005.12.30 a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