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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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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在一个中产者家庭。我的父亲是参加过地方性辛亥起义,后来又继续经商和担任民间社团职务的绅士。 18 岁以后,我参加了高中和大学的学生运动,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才信奉了民盟左派和西北大学数学教授、教务长傅仲孙先生所推行的英国工党的 “ 拉斯基主义 ” 。所谓 “ 拉斯基主义 ” ,概括地说,就是 “ 英、美的政治制度和苏联的经济制度。 ” 当时,我们对苏联很不了解,不赞成苏联的无产专政和一党专政,却赞成苏联的公有制,误以为公有制就是 “ 民有、民治、民享 ” 的经济民主。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也有几点误解:第一、我们认为毛泽东当时提出的 “ 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 ” , “ 反对一党专政 ” , “ 反对党化教育 ” , “ 保障人权 ” , “ 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 ” , “ 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 等等主张,都是有诚意的,既适用于国民党,也适用于共产党。

   第二、我们赞成毛泽东提出的 “ 新民主主义 ” ,误认为 “ 人民民主 ” 就是 “ 全民民主 ” ,误认为它比 “ 旧民主主义 ” 是更多人享受的民主。

   第三、我们也知道 “ 新民主主义 ” 是要发展到 “ 社会主义 ” 去的。但是,那还在遥远的未来。而且,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我们当时是赞成的,至于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当时天真地认为中共同苏共不同,中共在抗日战争和几年内战中,一直强调民主和人权,中共的根据地就叫做 “ 抗日民主根据地 ” ,各个根据地都制订和颁布了保障人权的条例。既然已经实现了全民的民主和人权,将来就会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无须实行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了。

   对苏联经济制度和中共政治主张的误解,就促使我们成为一个亲苏亲共的左派民主主义者。后来我到延安以后,发现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也存在同我近似的误解。

   虽然亲共,但是,我当时不想参加共产党。因为至少有两条我不能接受。一条是阶级斗争,特别是流血斗争;另一条是不近人情、人性的组织纪律。正因为这样, 1947 年夏季,我从西安流亡,不到中共的根据地,而要到上海去找储安平,还想去新加坡找胡愈云,(后来未能成行)。储安平回答: “ 现在像你这样的进步青年很多,我爱莫能助。 ” 当时,我还不知道储安平不是民盟盟员,对他大为失望;新中国建国后,我也不去看储安平。可是,我同储安平的一次接触,后来也成为审查历史的内容之一。我在 1947 年春夏起草的 “ 反内战、反饥饿 ” 的宣言和传单,着重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同时也要求中共不要打内战。

   我虽然赞赏英、美式的政治制度,但却反对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因为我当时反日反蒋,美国政府却在扶植日本和支持蒋介石政府。我曾经发起过抵制美货的运动,而且自己坚持不用美国货。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有缺陷的。他们把国家利益凌驾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之上。为了维护和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不惜同魔鬼打交道,而不愿支持其他国家在野的自由民主势力。 20 世纪 20 年代,他们不支持孙中山的广州政府,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接受苏俄的援助而 “ 以俄师 ” 。 1929 年,他们不支持胡适、林语堂、罗隆基等的人权运动。 40 年代后期,他们又不支持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国的第三种势力,继续支持已经完全失掉人心的蒋介石政府。

   1947 年 1 月 17 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调处国共争端失败以后,发表了《离华声明》。那个声明说: “ 国民党内有反动集团,在国民政府中占优势。他们 “ 反对联合政府 ” , “ 不相信国内合作 ” , “ 对实施政协决议决无诚意 ” ,只相信武力可以解决问题, ” 而用武力 “ 维持其自身封建控制 ” ,其结果 “ 已使其政府的力量愈益薄弱 ” 。这个声明,见诸报端,是大家知道的。中国民主同盟某些领导人对我讲这一个传闻。据说:马歇尔回国以后,向美国代总统杜鲁门建议:国民党已经失掉人心,扶不起来了,美国政府应当支持中国的第三种势力。杜鲁门说:中国的第三种势力没有实力,国民党有实力,美国还是要继续支持国民党。不论这个传闻是否属实,反正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力量没有给予什么实际的支持。其实,抗日战争后期和胜利以后,中国的第三大党 -- 中国民主同盟发展很快。有自己的党报 -- 民主日报和刊物《世界知识》、《时与潮》后来改为《时与文》。在西南和西北两大基地,在大行政区、省、市和许多高等学校和一部分县,有自己的党部。有自己的青年组织 -- 民主青年社。北平、上海和江、浙、东北、山西、广东等地光复以后,迅速建立起民盟的机构。还有一批掌握军队的盟员,如云南省前后两任主席龙云、卢汉;川军首脑潘文华、邓锡侯;陕西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和 38 军军长孔从周,甘肃的军师级军官杨子恒、吴鸿宾、任谦等等。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高等学校的民盟盟员常常是打先锋的。当时的全国学联主席梅振乾,西北学联负责人王刚、张小禾都是民盟盟员。后来,梅振乾在 “ 反右派 ” 中自杀,王刚在内部肃反运动中自杀,张小禾长期被当作 “ 反革命分子 ” 对待。

   除了民主同盟以外,还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延锴等的 “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马叙伦、雷洁琼的 “ 民主促进会 ” ,许德珩的 “ 九三学社 ” ,海外华侨的民主党派 “ 致公党 ” ,章伯钧、季方、黄绍竑的 “ 农工民主党 ” ,张君劢的 “ 民主社会党 ” ,曾琦、李璜、左舜生的 “ 青年党 ” 等等。这些第三种势力,如果有坚强的国际援助,虽然不一定能够取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但却可以凝聚成为一个足以同国、共两党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使建立联合政府,实现和平民主成为可能。

   1947 年 11 月,蒋介石政府宣布解散中国民主同盟,并对民盟盟员进行拘捕和迫害。民盟的大部分领导人逃到香港另立中央;少数领导人被中共接到他们的根据地,张澜和罗隆基则被软禁于上海。正在这个时候,中共在西北大学的地下党员王顺命(丁光)给我送来一批马列著作。当年寒假,我没有回家,生吞活剥地读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昂杰也夫的《政治经济学》、沈智远的《新哲学大纲》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对于马恩原著,我大部没有看懂,只记住一些词句。这些读物,使我的思想更加亲苏、亲共。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这些读物,而是无处投奔、无地容身的形势使我的思想起了变化。这从 1948 年 3 月,我写给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同学刘毓明和中央大学同学王天敏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得出来。我给刘毓明的信,有这样一段话: “ 至于阶级斗争,特别是流血斗争,我们过去是不赞成的。现在,我们不要他们流血,他们就要我们流血。难道我们可以束手待毙吗? ” 我给王天敏的信,有这样一段话: “ 现在中国大势,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中间道路走不通了。杨子为我,不可取也;墨子兼爱,庶几近之。 ” 我当时还认为共产党是讲求博爱的,多么天真,多么幼稚!

   1948 年 3 月下旬,中共收复延安。外校有两个平时同我没有交往的反动学生先后到我们学校,问我对形势的看法,并且说:共军要是打到陕南,你们家那样大的家业和伯父(指我的父亲)的安全都难以保全了。我含糊地应付过去。

   4 月间,陕西省参议会副议长李梦彪(陕南洵阳人,辛亥元老),召集西安各大专院校陕南籍学生开会,要组织一次请愿,要求国民党的 “ 西北王 ” 胡宗南增兵保护陕南,并推定我起草请愿书,我借故溜了号,没有起草,也没有参加请愿活动。

   接着,国民党的特别刑事法庭开始传讯大学生。听说,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

   这一连串事件使我感到形势逼人,不投降就要灭亡。看来,三十六计,只有一计了——投奔延安。

   从 1948 年 4 月,我开始寻找去陕北的路子。西北大学历史系应届毕业生刘耀华也有此意。他介绍我去泾阳县仪祉农校找他的老师张变三和表弟王浩天(郧)。张变三,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坐一次监狱就改一次名字,坐了三次监狱,最后改为变三。四八年那个时候,他是仪祉农校的教务主任,王浩天是农校水利科毕业班学生。我到了仪祉农校,张变三和王浩天为我介绍了一批反蒋学生:徐铭牖(丁一)、李又林(毕诚)、贾正川(河畔)、罗昭等。同他们约定:当年暑假期间,王、徐、李同我一起去陕北,张变三、罗昭留下。罗昭不走,是因为坚持他的自由民主立场,张变三不走,口头上说是有家室之累,实际上是因为共产党对于坐过监狱,脱过党的人十分苛求,他不敢回去。李又林和徐铭牖 的经历都有传奇色彩。李又林是武汉人,原是国民党驻西安的空军飞行员, 1946 年蒋介石以抗日战争胜利领袖的身份,到西安来炫耀他的他 “ 丰功伟绩 ” 。李又林对蒋很迷信,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 委员长,你好! ” 当蒋介石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调动西安空军参加内战。李又林在他的大腿上扎了一刀,以病残退役。然后同罗昭一起,在仪祉农校附近办了一所农村小学。这个学校的教材和歌曲,都由李、罗选编,多是反蒋和追求民主的内容。可见,国民党的统治,并不像共产党那样严密。

   李又林到陕北以后,被分配到中共西北中央局城工部,做情报工作,不便同我们往来,后来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徐铭牖 ,十几岁就在国民党军队当文书,当军需官,参加中共的革命队伍以后历尽坎坷,这是后话。

   1948 年 5 月,为我提供马列著作的西北大学学生王顺命到延安去了。当时,中共准备在全国开展反攻,需要大批知识分子来接管城市,就提升和扩大了华北大学、延安大学等干部学校,大量吸收国民党统治着的大、专学生。王顺命到延安接受的就是这个任务。 6 月间,他回到西安,本来准备住到我在西北工学院的宿舍来。后来大概觉得我不是中共党员,就没有来。但是,我和西工一批决心去延安的同学,已在他的名单之中了。我给介绍我参加民主同盟的陕西富平中学语文教师吴文超(诗人,笔名马牧边)写信,约他一起去延安。他大约要坚守他的自由民主立场,没有回信。此后,我再也找不到他了。我还约过同一宿舍的同学路荷生(河南信阳人),他说: “ 这边情况恶劣,那边也不一定理想。 ” 不愿去。

   1948 年 7 月 4 日,我们一行 20 人(其中:西北大学 9 人,西北工学院 6 人,大学先锋班 1 人,开封高中 3 人,仪祉农校 2 人),分散乘火车北上。到三原车站下车,按预先约定的记号,跟着一个戴草绿色鸭舌帽,夹一把布伞的同学走(此人是西大法律系史剑青)。日落西山的时候,走到偏僻乡村的一家堡垒户,(武工队把敌占区可靠的农户称之为 “ 堡垒户 ” )附近有一个农民打扮的武工队队员出来接待。他让我们进入一个覆盖严密的防空壕, “ 堡垒户 ” 送来馒头、凉调萝卜丝和白开水,让我们吃了晚餐。夜静以后,武工队员带领我们上路。发现一点风吹草动,就让我们卧倒,他上前侦察无事,带我们继续前进。在封锁线上,国民党碉堡林立,武工队员要绕开碉堡走,走的弯路很多,很辛苦。当时已是伏天,我们走得疲惫不堪,尤其渴得要命。碰上村边一个堰塘,我们都爬下去饮水。武工队员一再低声叫喊: “ 脏水喝不得!喝不得! ” 谁也不听他的。又走了一大段路,武工队员告诉我们:到游击区了。我们欢声雷动,大声喊: “ 打倒蒋介石 ” ! “ 我们解放了 ” ! “ 自由万岁 ” !武工队员赶紧制止: “ 不敢喊!不敢喊!游击区常打拉锯战,随时都会遭遇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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