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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文集
·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苏轼、苏辙的蜀学
·盛唐文明的思想先驱——文中子王通
·“中体西用”的发展
·说胡适,谈西化
读史随笔
·一、把历史研究的着眼点从政权转到人权上来
·二、中国人的价值
·三、历史文物有二重性
·四、野蛮征服文明
·五、郑和与哥仑布 康熙与彼得大帝
·六、乾隆非盛世
·七、诸葛不足法
·八、中国经济的4次高增长
·九、毛泽东的“窑洞对”
时政小议
·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
·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的文化
·三、难解难行的“根本利益”
·四、法治和“依法治国”
·五、由for the people 到by the people
·六、培育公民社会
·七、从“一”做起
·九、官民合作 推动公民维权活动的发展
·十、行宪先于修宪
·清醒的乐观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
·“清理中层”和“内部肃反”
·反“右派”斗争
·在“大跃进”运动中
·暂时的缓和
·“反右倾”戏中有戏
政治运动众生相
·01.两个风派理论家
·02.大、小爬虫
·03.琉璃球
·04.告密者
·05.官僚的惊人无知
·06.“大义”灭夫
·07.职业打手和老运动员
·08.三个精神迫害幻想狂
·09.相濡以沫和咬群献媚
·10.铮铮铁汉
·11.处处有同情者和保护人
·12.嘲弄文革的人们
文集
·八九民运决非激进主义
·北京牌楼,西安城墙
·不必惊呼“狼来了”!
·不是“多余的话”
·不应贬低“为民做主”
·不愿做奴隶的时代
·迟到的呼吁
·重塑民族精神
·辞去“中国人权”荣誉理事的职务
·次韵和浩成兄“洛城偶感”
·从纪念胡耀邦看到的
·从徐世昌、段祺瑞到华国锋
·当代中国杰出的民主诗人——江婴
·党领导等于党专政吗?──改善才能坚持党的领导
·读《紫阳千古》后的一点说明
·对杜导斌案的评论
·对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的声明
·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必不可少的
·对辛亥革命的某些思考
·反对文化平均主义
·公开声明: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
·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呼吁──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联合国大会
·关于普及人权教育的建议——致联合国秘书长及人权委员会
·关于取缔中国特务机关的严正呼吁
·汉唐盛世是今天的镜子
·和平民主统一中国
·和谐的社会主义
·呼吁民主法治、社会公正,释放政治犯
·呼吁召开千禧世界公民大会──给安南与2000年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
·胡耀邦抵制政治、文化专制主义
·胡耀邦思想初探
·恢复“保障人权”的神圣地位
·回应吴高兴
·纪念“六四” 理性前进──中国大陆五省市人权民运界人士联名纪念“六 四”十三周年
·教训中宣部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民主化──林牧在自由亚洲电台谈布什访华
·就被绑架一事接受记者采访(2005年2月1日)
·宽容的对象和条件
·立足中国说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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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感言
·“六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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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权与国家主权
·论生存权
·马克思反对文化专制主义
·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共同妥协”
·评李泽厚的“乐感文化”
·强化民主国家的国际联盟
·且慢告别
·且说宽容
·全球化的逆流——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人民万岁!——纪念“六四”国难十五周年
·人权!人权!人权!
·如何建立创新国家?——中国教育的几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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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改革的雏形出在陕西省,是由胡耀邦 1965 年春天在陕西试行的。那 时,因为先后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的高岗、彭德怀、习仲勋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反党分子,陕西省被戴上 “ 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 ” , “ 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 很不彻底 ” 这两顶帽子, “ 左 ” 祸之烈,冠于全国。 1964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派胡耀 邦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原意 可能是要选派一个毛、周、邓都信任的强干部来解决陕西地区 “ 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 。可是,胡耀邦具有 “ 与人为善 ” 一心为民的善良宽容的天性,又具有好学深思、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他对人为制造和不断扩大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早有不同看法。一 个具有宽容、民主、求实精神的领导人,适逢其会地主持一个 “ 左 ” 祸最烈地区的工作 ,一场逆极左潮流而动的民主改革就这样不期而至地展开了。

   1965 年 1 月下旬,胡耀邦先后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和向西安新闻界、文艺界、高等 学校、中学教师、民主党派、驻陕部队宣讲《二十三条》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实行民 主改革的纲领,即:解放思想,不强求一律;主要反 “ 左 ” ;抓关键,向前看;对阶级 斗争,有多少说多少;社会主义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反 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变质,做官当老爷; “ 不反社员(农民),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工作人员 ” , “ 不查一般阶级成份,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一般工 作作风,不查农民中的集体瞒产私分,不查农民中的小偷小摸,不查自由市场上的小额交易 ” ;维护民主权利,尊重风俗人情;党组织和领导人要能听反对的话;反对依靠少 数积极分子而不依靠广大群众;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在学术文化领域提倡正面 教育和民主讨论,停止一边倒和不许争辩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 2 月 14 日,他又从陕 西省安康地委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一套 “ 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 的政策和措施,即 :把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颠倒过来,把发展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宽一点 :不要看重历史问题,而要看重现在的表现,不要看重枝节问题,而要看重方针政策等 重大问题。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宽一点,实行 “ 两手抓,双丰收 ” :一手抓粮食,一手抓 多种经营;一手抓当年生产,一手为今后生产大发展创造条件。在经济政策方面搞活一 点:把集市贸易搞活;把山区交通和短途运输搞活;发展乡镇工业,解决城镇就业问题 ;在生产队划分作业组,实行定额管理和按劳分配;实行生产评比,给以物质奖励。提 出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给社教运动中处分过重和处分错了的干部改变处分;不许在审 查干部和群众时限制人身自由和乱打乱斗。他还提倡植树造林,并且编了几句易记易行 的顺口溜: “ 植树造林,种苗先行,一队一亩,专人经营,谁种谁有,不搞平分,开山 育林,不断更新。 ”

   胡耀邦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实行以后,一大批干部和农民、工人从监狱和限制人身自 由的集训班以及浮动乱斗的场所解放出来;农村和工厂由抓革命不抓生产转向抓生产也 搞社会主义教育;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的林、牧、副业和集市贸易、短途运输开始发展 起来;一大批知识分子从整人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和 “ 批判修正主义 ” 的理论训练班 以及查三代、查男女关系的运动中解脱出来;过年、过节、走亲戚、看朋友和民间娱乐 活动也恢复了。人人自危、万马齐喑、百业萧条的三秦大地重现了风和日丽、鸟语花 香、人欢马叫、万物复苏的明媚的春天。如果说东欧有 “ 布拉格之春 ” ,那么,中国就有 “ 长安之春 ” 。

   虽然,好景不长,胡耀邦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只进行了一百天就中道夭折,但是, “ 解放思想、解放人 ” 和 “ 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 所造成的宽松、舒畅、求真、求实的 政治局面,已经使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 1964 年,陕西全省 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 29% ,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24% ,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了 44% ,棉花总产量增长了 72% ,人均国民收入比上年增长了 23% 。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 有的发展速度。

   胡耀邦的超前改革被摧毁以后,它的领导者和主要参与者受到了长期的、反复的、没完 没了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仅批胡的正式会议就开过九次: 1965 年 3 月的中共中央西 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 6 月的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 7 月的西北局兰州会议, 8 月 的中共陕西省委 127 次常委(扩大)会议, 8 月至 9 月的中共陕西省委 128 次常委(扩大) 会议, 10 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小组会, 1966 年 2 月至 3 月的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会议 , 6 月的扩大到西北五省、区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西北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 7 月的中 共陕西省委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还有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在 “ 黑帮训练班 ” ,在秘密监狱,在群众批判斗争中一系列的打击。直接株连者 40 余人,间接株连者数以万 计。我本人就因为以身边助手的身份参与了胡耀邦的超前改革,并三次向中共中央上书 ,为胡耀邦辩护,而受到长达十二年半的政治迫害,其中包括两次入狱,两次开除党籍 ,一再自杀和八年半的劳动改造。

   耀邦到陕西以前,我是前任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张德生的办公室主任,同时 兼任省委副秘书长和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分管宣传文教工作。耀邦初到陕西时,我被长 期养病的前任省委第一书记派去领导文艺批判。那一次文艺批判,是由毛泽东批评文艺 界 “ 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 ” 而引起的。在北京,由批判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发展到 批判柔石的《早春二月》,阳翰笙的《北国江南》和周谷城、邵荃麟的 “ 时代精神汇合 论 ” 、 “ 写中间人物 ” 等文艺观点。推行极左路线的西北局宣传部火上泼油,要批判柯 仲平、马健翎、黄俊耀创作的一大批文学和戏剧 “ 毒草 ” ,还要批判反映中共在陕北、 关中革命活动的所谓 “ 反党文艺 ” 。任务艰巨而又荒谬。我只好慢慢地磨洋工。 1965 年 1 月 18 日,陕西省委在丈八沟举行传达贯彻 “ 二十三条 ” 的工作会议。耀邦找我谈话说 : “ 文艺批判不要搞了。我这里忙得很,你回来吧。 ” 从此,我这个同耀邦素不相识的 人,就在他身边,几乎形影不离地工作了 150 天。

   耀邦讲话不用稿子,只在纸烟盒上写几个题目,临场发挥。我们能够作的事,只是代他 找一些材料和对他的讲话记录稿作文字的整理和润色。

   省委工作会议以后,耀邦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 不敢认真执行《二十三条》,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工作搞上去。我建议春节以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委参加多 级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省委书记处赞同耀邦的意见,并按陕北、 陕南和关中东部、西部分片负责,耀邦去陕南。起先,省委副秘书长白瑞生随耀邦去陕 南,我留在西安,了解省级和西安市级机关贯彻落实省委工作会议的情况,只从电话上 听到,耀邦在安康地区八天走了七个县,急如星火地解放干部,恢复生产。 2 月 14 日下 午,耀邦从安康地委给秘书长陈元方打电话,要林牧立即起程,赶在 2 月 15 日中午 12 时 以前到安康地区石泉县,同他会合,同白瑞生换班。那时我已经知道耀邦性子急,时间 观念强,接到通知马上动身。当晚,住在安康地区宁陕县宁西林业局,第一次学到一些 林业知识。第二天上午 10 时 30 分就赶到石泉县委。当时耀邦正在同石泉县委、县政府和 司法部门的领导干部一起开会。他先引证《资本论》说明集市贸易是简单交换不是剥削 ,农民搞运输也产生价值,不是剥削。接着,又研究了一些应予改正的案子。当天下午 ,我们一行人才从石泉县到汉中地区西乡县。

   西乡,当时是陕西省的三个社教试点县之一,由汉中地委书记张军任工作团长,西北局 和陕西省委各派一位书记蹲点坐镇。陕西省委在西乡蹲点的书记,是比耀邦资格老的多的老战友。老朋友见面分外亲切。耀邦问 F 是否看到他的《电话通讯》, F 说:他已看到并给省委发回电报表示同意。 F 又说:省委通知: 2 月 16 日西北局第一书记要作关于社教 运动的报告,他在第二天早晨就要回西安去了。

   谈完工作以后,我准备睡了。汉中地委书记张军推门进来,对我说: “ 伙计,工作不好 搞哇! ” 我问: “ 出了啥子事? ” 他说: “ 意见不一致吗! ” 接着,他说:省委 F 书记刚下来就同汉中地委发生争论。 F 认为:汉中同关中一样,土改、镇反很不彻底,需要补课。汉中地委认为:汉中十二个县所订的地主、富农已经占到农村总户数的 6% 以上, 符合毛泽东主席规定的六、七、八的指标。镇反杀人数字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高于关中, 不存在不彻底的问题。加之,汉中地区的土改是由鄂豫陕边区党委领导的,不应受到彭 德怀、习仲勋的牵连。张军讲的第二条原因,现在的中青年听了可能莫名其妙。可是, 在 60 年代以至 70 年代前期,就是有那么一种荒谬的逻辑:凡是在彭德怀、习仲勋领导下 所做的工作,所搞的政治运动,都是右倾的、错误的。张军还谈到:对西乡社教也有争 论。 F 认为,西乡县的领导班子烂了,要开展夺权斗争。汉中地委认为,西乡县的领导 班子是好的 ,只有一位副县长有男女关系问题。一把手张正范,本人没有问题,只是 因为他的妻子在西乡解放前以中学生的身份逃过解放,家庭又是地主成份, F 书记就认 为张正范同 “ 有敌对思想 ” 的地主女儿结婚,是丧失阶级立场的 “ 四类干部 ” 、 “ 问题 属于敌我矛盾 ” 。对农村基层的看法也有分歧, F 对于农民的阶级成份总是就高不就 低。张军讲完以后,我说: “ 这些问题,你明天汇报的时候都可以讲嘛 ” 。张军说: “ 不敢讲呀!耀邦和 F 书记是老战友,我们和他却是萍水相逢啊! ” 我说: “ 耀邦是一 个公而忘私,实事求是的人,很有民主作风,你敞开讲吧! ”

   第二天上午,张军向耀邦汇报了一般工作情况以后,就提出汉中地委同 F 书记的几点分 岐。对于土改、镇反是否彻底的问题,耀邦认为汉中地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耀邦私下 对我说镇反杀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对于西乡县领导班子和农村基层的问题,耀邦要 求工作团逐人介绍情况,上下共同研究问题的性质。例如:县委一把手张正范,耀邦认 为:不仅他本人没有问题,他的妻子也没有问题。他说: “ 一个小姑娘,由于不了解党 的政策,逃过解放,后来又回来了,这很正常嘛,是什么敌对思想,立场问题。 ” 他认 为西乡的领导班子是比较好的,不是夺权单位,对于基层的问题,耀邦也否定了 F 书记 的 “ 左 ” 的看法,例如, F 把租来的土地让给亲戚耕种的佃农定为 “ 二地主 ” 等等。 这次会后,耀邦接见了大部分由于错案被限制自由的县上的干部,这就表示,他们已经 解放了。耀邦还向全体县级机关干部讲了话。在西乡讲话中,耀邦提出了解放思想的一 条重要原则,即: “ 不强求统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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