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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批习(仲勋)斗争

   1961 年夏季到 1962 年夏季,由于各个行业都在放宽政策,不用担心自己挨斗,也不用去斗别人了,是 1952 年以来政治环境最为宽松的一年。每到这种时候,我在童年和少年所养成的对中国文史的兴趣,就会复苏,就会重新拣起来,继续阅读和研究。在此期间,我又发生了一段短暂的中国古典式的情感的波澜。这些事实,我将另行追忆。这个自传只写思想政治方面的经历。

   1962 年春夏之交,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身患重病,起先医生误诊为肝炎、胆囊炎,1964 年才确诊为肝癌。他到哈尔滨和大连去疗养。临行前给我的任务是:在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等方面作一些反“左”的调查,然后带上材料到他的疗养地去,协助他起草一篇系统总结“大跃进”以来反“左”经验教训的报告。 1962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张德生要我先到北戴河会议上去住几天,了解中央的精神。当时我们估计,北戴河会议会在继续反“左”,继续放松政策的基础,转入发展经济文化建设的正常轨道。

   到了北戴河,我才大吃一惊。原来,我们把毛泽东的意图又估计错了。 8 月 6 日 ,毛泽东发表了“形势、阶段、矛盾”的著名讲话。接着,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多次阐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群的危险性,这种斗争要贯彻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他从陕西户县杨伟名等三个农村党员的“万言书”讲起,批评以中央农村工业部长邓子恢为代表的“单干风”(未点支持邓子恢的陈云、刘少奇的名);把彭德怀要求重新审查自己历史的 8 万字的上书,批评为“翻案风”;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春季提出的“五年恢复、五年发展”“争取快准备慢”的估计,批评为否定大好形势的“黑暗风”。毛泽东还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看来,刚吃了几天饱饭又要折腾了,一场大的斗争山雨欲来。

   我把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几次讲话都抄下来,带到大连,张德生迫不及待地认真阅读。第二天,德生约我出去散步,我们坐在大连老虎滩海边的礁石上,德生说:“看来,我们原定的计划泡汤了,你做了几个月的反‘左’调查用不上了。”接着,他又说:“昨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好觉。我在想:在民主革命期间,虽然我们远离中央苏区,很难看到中央文件,但是,我们的做法往往同毛主席不谋而合。因为党要生存,要发展,就不能不反对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特别是 1956 年反‘冒进’和 1957 年反右派以后,每当我们认为应该反‘左’的时候,毛主席却要反右。我们紧赶慢赶都赶不上毛主席。这一次,毛主席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 、两条道路斗争长期存在,提出反对‘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我又感到突然,跟不上趟。这是为什么?”德生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我感到很亲切,有共鸣,当时我心中的疑问同他一样,我很希望听他谈一谈怎样解决这些疑问。可是,他的答案却又使我失望。他说:“我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身体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实际上还是一个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民主派。”最后,德生谈到他自己解决同毛泽东思想不一致时的经验,他说:“当我发现自己思想上有了同毛主席思想不一致的苗头,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这样向下压,向下压。”他一面说,一面用力地把两只手从胸部压向腹部。张德生是一个既有普通人的良知又忠于共产党,忠于毛泽东的人。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和平人士”(有斗争性不强的意思)。周恩来对他的评价是“老实人”、“守法户”。他的肺腑之言,在当时中共多数中央委员中是有代表性的。

   为什么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一贯反右,而中共党内那些善良、宽厚的领导人如胡耀邦、赵紫阳 、习仲勋、 张德生等领导人却是一贯反“左”。这个问题,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因为中共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它本身就是很“左”的。毛泽东又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列宁 斯大林加秦始皇,更加“左”上加“左”。邓小平在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说过,“纠‘左’有时就纠正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其实讲得比较中肯。

   当时,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已经把我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虽然灵魂深处是一个十分厌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王国,可是,在行动上只是一个制造文字的工具。不管我思想上通不通,你说反“左”我就写反“左”,你说反“右”我就写反“右”。反正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呢!我们小人物不负责任,也负不起那个责任。没有权利就没有责任感,有多大权利就有多大责任感。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之一。

   我正在大连那个花园城市寻幽探胜,优哉游哉!特别是对大连图书馆一批日本人统治时期馆藏的中国国内已经失传的明代小说很感兴趣,如饥似渴地阅读。到了 9 月 10 日 ,悠游不成了。有一天晚上,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通过一位中层干部给张德生打来电话说:“中央工作会议正在揭发批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请德生马上去参加会议。”德生回答:“我出来养病是经过小平 彭真同志批准的,现在症状并未减轻,恐怕没有精力参加会议。”第二天晚上,刘澜涛直接同张德生通话说:“这次会议很重要,你不参加政治上有损失。”这两句话,既是关心,又是警告,德生感到形势严峻,才不得不动身去北京参加会议,我以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的身份随行。德生一到北京饭店,先向西北小组召集人刘澜涛报到,刘向他介绍了从北戴河会议到北京会议的情况。原来,在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时,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提出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写的小说《刘志丹》(这部小说刚刚在《光明日报》和《工人日报》上连载),他指控《刘志丹》小说写了高岗的事迹,是为高岗翻案的。毛泽东每当提出新的论点时,总是要抓所谓“反面教材”和反面教员,来证实他的论点,何况他对刘志丹在陕 甘、宁的威信本来就不高兴,阎红彦的揭发投其所好,自然引起他的兴趣。 8 月下旬,庐山气候变冷,不宜于继续开会了,就把会议搬到北京,着重对陕甘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之一习仲勋进行揭发批判。在批习斗争进入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印发了高岗后妻李力群在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揭发习仲勋同高岗“密谈”的万言长信。为什么李力群的长信拖了三年才起作用?据我估计:在庐山会议上,习仲勋发言谨慎,同彭德怀的问题没有牵连,而李力群的揭发是自说自话,没有人证和物证,不能落实,因此,中共中央没有当一回事。到了 1962 年 9 月,习仲勋成了主要的斗争对象,过去那些没有旁证的揭发材料就变成至宝了。

   刘澜涛要求张德生揭发习仲勋,同他划清界限。张德生向我口述了八个问题,要我帮他起草一篇发言。那八个问题是:

   1、1949 年春天,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彭德怀主张以减租反霸为中心,习仲勋坚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

   2、1950 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副主席张治中在讲话中提到蒋介石的时候,都要称蒋先生。当时西北局党报《群众日报》编辑部要修改讲话,习仲勋指示:“按张副主席原话发表,一个字都不能改。”

   3、习仲勋离开西北后还经常插手西北的工作,例如,不许拆西安城墙。

   4、在 1961 年困难时期,习仲勋要求陕西省给中央机关领导人送过几次富强粉。

   5、习仲勋的家乡陕西富平县遭灾,习仲勋要求陕西省政府为富平调粮拨款救灾。

   6、西北各省主要干部的任用都要征求习仲勋的意见。

   还有两条,更是鸡毛蒜皮,我记不起来了。

   张德生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干部,我又长期协助他工作,能够平等对话,在他口述了八大问题以后,我提出疑问说:这几条意见能不能站得住?新解放区的工作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是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习仲勋提出这个方针没有错,何况,我们如果批评习仲勋错了,岂不是又有为彭德怀辩护的嫌疑吗?尊重张治中,是毛主席、周总理交待的,习仲勋没有做错。习仲勋在国务院分管西北地区的工作,他过问西北各省的工作是履行自己的职权,能不能说是“插手”呢?何况,他不许拆西安的城墙,是功还是过呢? 1961 年,陕西为中央机关送了几次富强粉,具体工作是习仲勋办的,可是,书记处书记和副总理以上领导干部人人有份,又不是只给他一个人要的。那时,只有陕西省还拿得出富强粉,北京附近各省拿不出来呀!

   张德生对我说:在重大党内斗争中,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揭发批判,我们不表态是立场问题;表态事实必须准确,不能伪造;至于分析批判,是高是低,是对是错,中央在作结论时是会考虑的。反正我又不知道习仲勋同高岗之间还有什么牵连,我只想起来这几条,你先写下来吧。

   看来,张德生在党内斗争中的态度是求实而不求是,只顾按事实表明立场而不顾是非。现在,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够判断,张揭发的问题,都不是习仲勋的错误,特别是不许拆西安城墙,为中国省会以上的大城市保留了唯一一座城墙、城楼、护城河都很完整的 600 年的古城,立了大功。可是,毛泽东、彭真、柯庆施那么多大人物都不听梁思成夫妇维护民族建筑瑰宝的建议,把全国的城墙,包括北京城墙和南京的石头城粗暴地夷为平地了。

   张德生还给我分配了一项任务,要我认真阅读《刘志丹》小说的全文,并将其中涉及高岗的内容摘录下来。我把《刘志丹》小说看了两遍,然后把写到高岗的文字摘录了 2000 余字。小说中,高岗的化名是罗毅,都是在故事发展无法回避的地方让他出现,而且有意不写高岗的“出五关,斩六将”,专写高岗的“走麦城”。这分明是在贬低高岗,怎么能说“为高岗翻案”呢?我把摘录的材料交给张德生,不知他是否把那个材料送给西北组的负责人康生和刘澜涛?反正,从会议的批判发言看,积极批判“利用小说反党”的诸公,一般都没有引证小说的原文,恐怕大多数人没有认真阅读过那部小说。

   接着,我又奉命研究高岗后妻李力群揭发习仲勋的万言长文。我有几点怀疑:

   1.在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以后,习仲勋受周恩来的委托去给高岗做思想工作。这是一次合法的谈话,不是什么“高习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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