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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封建”正名

   

   

   “反封建”这个口号,在中国沿用了八十余年,至今许多人还把中国近几百年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封建主义,还提出要继续清除封建思想。这是把封建主义同极权专制主义混为一谈了,让“封建主义”作了“替罪羊”。

   2002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于“封建主”和“封建主义”有互相矛盾的界定。对“封建主”的界定是:“中世纪的欧洲,国王(皇帝)是最大的封建主,最高统治者。他把土地分封或赏赐给子弟功臣,受封者再把土地分封,形成宗主和附庸的隶属关系,构成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和骑士等级。在中国则是天子(皇帝)、诸侯、王、公、卿、大夫、士的等级,他们之间具有隶属关系”。

   对封建社会的界定,沿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说,文字表述繁琐而不明确,其要点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的基础。”

   “封建政权的形式大体上都是君主制,但中央集权的程度,则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异。”“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各种宗教为主要表现形式。在中国和一些东方国家,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宗教而是儒家学说”。“中国约在春秋(前770- 前476 )战国(前475- 前221 )之际进入封建社会,至20 世纪初封建社会才结束。”

   这两种定义,那一种符合历史实际呢?我认为是前一种。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说,是根据欧洲的历史提出的。马克思又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形态,不能照搬欧洲的社会发展形态。就算照搬五种社会形态,也不能把奴隶社会以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因为所谓“封建”,就是众建诸侯,分封土地。中国马 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封建社会的特征说成是以地主经济为基础以君主专制为上层建筑的社会。可是,地主并不是诸侯或卿、大夫,他们的土地也不是由皇帝或诸侯分封而来,他们同皇帝之间并没有上下分权的关系。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封建始于何时,已难详考。正式的封建制度的关系则始于西周,终于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中晚唐以至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也可以说是封建制度的复辟,但已不是从西周到春秋那一种封建制度了。

   至于专制主义,李慎之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中说:“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根源当然可以追溯到以血缘联系的氏族社会的家长制,但是以在政治上发育完善的专制主义而论,我想辟开一切可能的争议,截断众流,定为从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称帝时算起。这样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也已经是世界上资格老的了。……中国的专制主义到秦始皇的集中统一,才达到了大成至上的局面,以前那一段算不算都不致影响大局。”当代民主诗人江婴的看法,同李慎之不谋而合,他写道:“锁口枷言弃市途,秦皇汉武到旗朱。”“旗朱”是指打着红旗的朝代,也是从秦始皇算到现在,而且把现代专制主义称之为“后秦”。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政制”,又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我个人觉得,为了把秦始皇以前和以后的专制主义加以区别,可以把秦以后称为“极权专制主义”。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封建社会,虽然也有专制主义,但却不如秦始皇以后的专制主义完善严密而且极端。这是由于!

   第一,上下分权。在周天子和黎民百姓之间,有诸侯这个中等权力集团;在诸侯和黎民百姓之间,又有卿大夫这个小的权力集团。也就是秦辉先生所说的“中小共同体”。由于上下的权力集团之间互相牵制,周天子不能把他的专制威权贯彻到最下层;诸侯和卿大夫也不可能把他的专制威权贯彻到最下层。

   第二,横向竞争,在诸侯同诸侯之间,卿大夫同卿大夫之间,在土地、财富和人力资源(包括人才和劳动力)方面,都有争夺和竞争。这就给当时的士人和自由民,留下了相对的自由流动,自由求学和讲学,自由选择职业的空间。战国初期魏王的老师田子方有一次乘车出游,在路上遇到魏太子击,太子击执礼甚恭,田子方不加理睬。太子生气了,质问田子方说:“到底是诸侯尊贵还是士人尊贵?”田子方回答说:当然是士人尊贵,身为诸侯的人时刻要提防他们的政权和土地受人攻击,被人掠夺。士却不同,士人冯借的是自己的才能。这一国诸侯不用,我可以到别的国家去,丢掉原来的职位就像丢掉一双破鞋子一样。

   是的,春秋战国是中国士阶层的黄金时代。“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孔子、孟子、墨子带领一大批弟子周游列国,“从车数十乘”,各国诸侯都待以上宾之礼,当然没有关卡,不要护照和签证,而且管吃这住,给以优厚的供养。百里奚在楚国为奴,秦国使臣知道他是一个人才,用五张羊皮买回秦国,做了大夫和相国。范睢也是在楚国受到刑罚,被秦国援救回去作了相国。苏秦不得志于秦国,后来却佩戴秦国以外六国的相印。正是由于士人们有迁徒自由、择业自由和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创造了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文化。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也是不错的。

   西周和东周的交通是发达的。《诗经·小雅·大车》“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经·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委迟。《国语·周语》“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上述诗文说明:“周王室一级的国道,象磨刀石一样平坦,象箭杆一样笔直;周道的宽度能够容纳四匹公马拉的大车从容行驶;周道两旁植树;每隔十里,有供旅客休息、饮食的庐舍;每隔三十里,有供旅客住宿的小旅馆,每隔五十里有市镇,市镇上有较大的旅馆,旅馆里储存着生活资料。

   那时,不仅陆路畅通,水运和水利也相当发达。《尚书·离贡》记载周朝的贡道,以黄河为干线,联络各个河流,九州都可以通航。《史记·河渠书》记载:周朝,自豫州荥阳引黄河水南流为鸿沟运河,同汝、济、淮、蔡、曹、卫等国的水上交通都能畅通。楚国西有汉水,东有邗沟运河。齐国境内有济水和淄水相连。可见,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已能用巨大的人力开掘运河。春秋时,齐桓公与各国诸侯所订的盟约中有“无以邻为壑”一条,可见,当时已经有跨国的水利工程,西门豹治漳河,李冰修都江堰,史禄修灵渠,把长江和珠江连结起来,都在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的商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也很发达。鲍叔牙、管仲、范蠡(即陶朱公)、猗顿、白圭、端木赐(即子贡)、弦高、吕不韦,都是腰缠千金、万金的大商人,而且以商人的身份参政,其中的管仲、范蠡、吕不韦成为一国的最高决策者。墨家学派,是手工业者出身的士人所建立和儒家并称“显学”的大学派,他们在逻辑学和力学、光学、声学方面有重大的发明创造。

   在人民生活方面,《汉书·食货志》记载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的相国李悝所算的一笔农民收支帐,农夫一家5 口,耕田100 亩,平均每亩收粮1.5 石,共收150 石。除去十分之一的租税15 石,余135 石。每人每月平均吃粮1.5 石,全家共吃90 石,余45 石。每石卖钱30 文,共得钱1350 文。除去祭祀、庙会用钱300 文,余钱1050 文,每人穿衣用钱300 文,全家共用1500 文,还差450 文。加上妇女纺织和饲养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秦朝的人民生活水平,无资料可查,只有两句话:“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西汉景帝时的大臣晁错,叙述汉文帝在位时农民生活状况时,也算了一笔帐:农夫一家5 口,其中应服徭役的壮男至少2 人,一年有几个月不能在家劳动。一家种田不过100 亩,收获不过100 石。还有送往迎来,吊丧、疾病、养育儿女。一遇灾荒和急征暴敛,就要贱卖农产品和借高利贷,最后只好卖田宅卖子孙来还债。西汉“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农民的生活还不如战国初期,负担比周朝高20 倍的秦始皇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更加低得不可思议了。

   总之,秦始皇称帝之前的中国封建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博大辉煌的时期。北宋学者张载和苏轼就很推崇封建制度。造成中华文明停滞以致后退的,不是封建制度,而是自秦始皇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高度中央集权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全面垄断的极权专制。八十年来呼喊的“反封建”是误诊、误治、吃错药了。

   秦始皇及以后的极权统治则不同。它是由皇帝直接统治自己委任并且可以撤换的郡守和县令,由皇帝全面控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大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大统一、一元化的极权专制。它没有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没有地区之间、民族之间横向的联合与竞争,没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某一方面的宽松控制,没有给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留下任何可以自由流动、自由选择、自由创造的空间。这才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才真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无远弗届的极权专制。更可悲的是中国人之接受这种绵延二千余年的极权专制到了深入骨髓之程度。滋长了一种奴隶主义的品性,没有公民之觉悟,只有“子民”之顺从;只见“千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所以,李慎之先生痛惜,“任何革新的萌芽,皆因政治上的极权专制主义而始终发展不起来”。当然,人民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候,也曾经起来进行过大小数百次的反抗。但是,当一个新的皇帝篡夺了人民反抗的成果,实行新的极权统治的时候,人民又会俯首贴耳去过“做稳了奴隶”的生活。

   西欧和北美各国之所以能够在17 世纪以后,或先或后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正是由于他们在中世纪处于封建社会。在那种并非大一统的极权专制的封建社会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宗教文化因素,因而能够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这种像铁桶一样,像天罗地网一样的大统一、一元化的极权专制,即使有一点创新的因素,立即就被扼杀了。所以,中国的极权专制绵延了2200 余年。到今天还不能突破。

   当然,中国自秦始皇以后2200 年的极权专制,其极权的程度和形式还是有所不同的。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来讨论这个问题。

自由圣火2006年01月15日(半月刊/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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