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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倾”戏中有戏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五)

   1959 年7 月2 日 至 8 月16 日 ,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 扩大会议( 7 月2 日 至 8 月1 日 )和八届八中全会( 8 月2 日 至16 日)。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 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明确提出要克服缺点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彭德怀于 7月 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首先肯定了 1958年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然后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 1958年以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普遍滋长起来,想在一年或者几个月里就要实现本来需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才能达到的目标;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例如轻易否定等价交换等经济法则,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他还说大炼钢铁有失有得,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过分强调“政治挂帅”,不适当强调“第一书记挂帅”;等等。本来,彭德怀说:那封信只是给毛泽东个人参考的,不是给中共中央的正式意见。可是, 7月 16日,毛泽东批示把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人员讨论。在前几天的讨论中,只有少数人反对彭的意见,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书记处书记周惠同意彭德怀信件总的精神;后上庐山的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前总书记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和发展了彭德怀的意见。 7月 23日凌晨 2时左右,毛泽东吃了三片安眠药还睡不着觉,半夜里把到会人员从睡梦中叫起来开会,由他发表了批彭的讲话。他说,彭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性”,“跌到了右派的边缘”。并且说:“现在,党内外的右派在夹攻我们,在这个紧要关头,大家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要动摇。”

   毛泽东讲话后,庐山风云突变,会议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似乎彭德怀一封信,就改变了毛泽东和与会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省、市委领导已经做出正确估计的客观形势。这是对唯物主义的极大讽刺。

   8 月2 日 ,中共 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会议集中开展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 月16 日 ,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毛泽东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分明是中共党内为国为民求实纠错同祸国殃民、讳疾忌医的两条路线斗争,却被颠倒黑白的拔高为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可见,毛泽东反复无常的阶级分析、是非判断实际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为我论”和“独断论”,没有任何客观标准,也没有任何诚信可言。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讨论会议初期毛泽东提出的19 个问题时,到会的领导人众口一词的总结“左”的经验教训;在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讨论的时候,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内的大多数与会人员都认为彭的意见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毛泽东龙颜大怒的时候,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却又众口一词的反右、批彭,最后发表全面批彭讲话的是刘少奇,他说他有几天睡在地板上,“杀的两眼通红”。在那一场颠倒是非善恶的生死斗争中,齐国的“太史简”在哪里?晋国的“董狐笔”在哪里?西汉的晁错、主父偃、汲黯、司马迁在哪里?东汉向光武帝“折槛力争”的朱云在哪里?“党锢之狱”中的陈蕃、李膺、范滂在哪里?唐朝向唐太宗直谏 200余次的魏征在哪里?谏议大夫阳城在哪里?宋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在哪里?屡屡犯颜直谏以至垂老投荒的寇准、苏轼又在哪里?明朝抬棺上书痛斥嘉靖皇帝的海瑞在哪里?以生命反对魏忠贤的杨继盛、邹应龙又在哪里?所以我要说:苏共和中共的现代专制主义大大超过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现在还有不少人把中国的专制主义归咎于所谓“封建遗毒”,期期以为不可。毛泽东自称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马克思并不专制和残暴,应该说是列宁、斯大林加秦始皇。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期提出的19个讨论题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参加会议的第一书记分别传到各地,要求地方党委组织领导干部进行讨论。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分管各口的书记处书记召集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党群各部门的部、委、厅、局负责人分组讨论。我那一次未上庐山,在西安参加了宣传文教组的讨论。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为我当时还不是厅、局长,而且讨论的主题是纠“左”,大家都在讲纠“左”,我没有新的意见。后来由于我代第一书记起草文件的特殊身份,知道一点庐山风云突变的信息,但还不知道变得那样严重。 7月 31日,在讨论会最后一天,我发表了不吐不快的意见,从理论上提出对“大跃进”、“政治挂帅”和毛提出的“积极平衡轮”的不同意见。那是我的“打抱不平”、“冒险犯难”的“坏”脾气在起作用。事后,有的领导人说:还是毛主席讲得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要顽强的表现他们自己的,总是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党的。”

   中共陕西省委的“反右倾斗争”火力很猛,超过其他政治运动,还有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第一、在“大跃进”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又使用了他的不为人先的“拖”和“磨”的功夫。虽然“共产风”、“虚夸风”和“高指标”、“高征购”的问题样样都有,但比其他地区走的慢,吹得小。谭震林、陆定一等人都曾批评:“陕西是一个黑锅底”,东不如河南,西不如甘肃,南不如四川、湖北,北不如河北、山西。第二、庐山会议讨论批“左”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他在会上未作正式发言,只是在别人发言时有一些插话。做记录的人没有记录他的插话。批彭开始以后,中办发现,西北组的会议简报中没有彭的发言,就向西北组召集人——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经济协作区主任张德生提出询问。张德生要求会议记录人追忆彭的发言补报上去。结果发现彭的插话中有两颗“重炮”。一颗是批评“第一书记挂帅”。本来,彭德怀的原意是批评西北地区的某些第一书记,毛却认为批评“第一书记挂帅”就是批他,因为他是全党的第一书记。另一颗是:当西北各省、区的第一书记都在检讨自己的“左”倾错误时,彭德怀插话说:“责任主要在中央,我们政治局委员们都有责任,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本来彭的插话是代地方承担责任,而且也符合事实。但是,点了毛泽东的名,这还了得!毛泽东并没有提到西北组漏报彭德怀插话的问题,却在其他问题上发泄他的不满。他在一次批彭的讲话中。突然讲了几句:“西安事变后,陕西省委就不听我的话。”张德生等人听到毛的批评惶恐不安,立即把“西安事变”以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的欧阳钦、赵伯平、汪锋找到一起,大家挖空心思的回忆他们在哪些问题上没有听毛的话,想来想去,一件事也没有。但是,他们意识到,毛泽东已经由彭德怀迁怒于西北干部,迁怒于陕西省委。当时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和省长赵伯平,就是带着这种战战兢兢、唯恐触犯毛泽东的心态,大抓“反右倾斗争”。庐山会议是 8月 16日结束的, 8月 22日至 9月 10日,陕西省委召开了二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后来统称“反右倾斗争会议”。省级各部门讨论毛泽东提出的 19个问题的会议记录都印发会议,我的言论也在其中。会议前期,我是不能参加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传达和声讨告一段落,即将转入批判本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时候,省委办公厅通知我到会场去。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在劫难逃,有的朋友劝我要撑住,千万不要自杀。我到会议场所以后,省委文教书记找我谈话。他说:你的发言乍听起来,有新意,仔细推敲起来,就有很大的片面性。你就在这里写一个检讨,先给我看。我在文教书记的房间,奉命写了一个又像检讨又像辩护的材料。文教书记看了一遍就加了一段批语:“林牧同志自觉地进行了深刻的检讨,请省委宣传部安排时间,让他在支部大会上作一次检查。”奉命检讨变成了“自觉检讨”,敷衍了事的检讨变成了“深刻检讨”。第二天上午,支部书记先向大会宣读了文教书记的批示,然后让我把检讨念了一遍。大多数党员对文教书记的批示心领神会,在我作出检讨以后,一言不发,少数几个“左”倾分子却揪住不放,上纲上线地进行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早就估计到这种情况,当天下午就打电话来要我搬到会场去。第一书记对我谈话说:毛主席讲写文章要有“三性”:鲜明性、准确性、生动性。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不担心你的文章不鲜明,不生动,我只担心你不准确,我要求你把准确性放在第一位。你总是喜欢标新立异,这一次又说错话了。听说你已经在支部大会上作了检讨,这样就好。犯了错误,不能闭门思过,要在斗争中改正错误。所以我要你来参加会议的斗争。我在会议结束时要做一个反右倾斗争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仍然由你执笔。

   当天晚上,第一书记的秘书向我介绍了第一书记保护我的经过。他说:省委常委会议讨论你的问题时,多数常委主张批判和定性,大家说:林牧已经知道庐山会议在批彭反右,还要继续发表右倾言论,性质严重。第一书记说: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的几个秀才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都有错误。毛主席在讲话中说:“要保护秀才”,“秀才拉不走,秀才还是我们的”。所以,除了李锐以外,其他几个秀才都保护下来了。我们陕西省只有这么几个秀才,陈元方的“论否定”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我们保不住,只能公开批判了。林牧是在内部讲了错话,我们一时又找不到代替他的干部,还是按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过关吧。这里讲到的陈元方,当时是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陕西省的理论家。在反右倾斗争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又告诉我:“你的言论印发会议以后,有一位大学党委书记已在进行系统批判,西安师院党委书记提醒那一位带头批判者说:‘你批判林牧是否过早?’带头批判者说:‘早什么?省委把他的言论印发会议,就是发动大家批判的。’西安师院党委书记说:‘你是否考虑过,第一书记能不能离开这个笔杆子?’听到师院党委书记的提示,文教组其他成员就按兵不动了。”我听到这个话,感到毛骨悚然!我自己和我在陕西省委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一次,“死定了”。师院这位老兄的城府竟然如此深沉!揣摩领导意图竟然如此到位!此后,我同带头批判我的那位朋友始终保持着亲密友谊;同师院那位党委书记在真正遇难的时候,断绝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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